论文摘要 

 

 

 

 

 

 

主办单位：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台办；合肥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合肥学院；肥西县人民政府；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合肥市人民政府台办;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淮军文化研究中心

 

 

 

 

 

二O一三年十月•合肥

 

 

 

淮系在湘、袁集团间的“承前启后”

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

晚清湘系、淮系、袁世凯北洋集团，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三者交错勾连、发展演变而形成一个“三环链”。本文旨在从这一“三环链”的整体中，审视淮系的地位及其与另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文题中的“承前启后”，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指其形成时间上的“居中”，更包括其形态特点在三者演变中的居中过渡性，以及在诸多要项方面“承前”发展和“启后”生成的衔接性。

就形成时间而言：“淮由湘出”，自有先后，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差，两者共存的“交叉”时间则更长。而袁氏北洋集团，自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因为湘系本与袁氏相对缺乏密切联系，况且到袁世凯崭露头角时湘系群体形态已告漫漶，而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袁世凯集团的初始期与之有着一定的交叉共存时间。及至李鸿章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由袁继任，则亦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替代的标志。

就形态状况而言：湘、淮、袁三集团势力最基本的相同方面，就是以“私属性”（当然，是在特定意义上）颇强的军队为支撑基础和前提，并且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形成相应的群体势力。而其最大的不同，一是体现在群体结构状况上；二是体现在首要领袖人物的风貌特征上；三是体现在所属军队的“近代化”（或说“现代化”）程度上；四是体现在之于近代军阀形成过程中的各自段位上（是到袁氏集团那里近代军阀才告正式形成）。在这些具体方面，淮系在湘、袁之间都呈现“居中过渡”的样态。

就“衔接”要素而言：湘、淮、袁三集团先后递次生成，交叉勾连，相承相续，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其特定的客观环境舞台。除此之外，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乃至包括其中看似偶然实际上颇为关键的一些具体情节，更需要注意探析。以最为醒目者为例，像曾、李关系对于“淮由湘出”的肯綮性作用；淮系要员吴长庆对袁世凯日后崛起提供的最初阶梯保障；袁世凯对淮系诸多要员的延揽和利用；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上的继李而获（不管李鸿章有否直接推荐之事，对此说法不一）等，即颇典型。

把握淮系在湘、袁集团间“承前启后”的地位状况和“角色”关系，对于认识晚清集团性军政势力的发展演变状况，对于认识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格局和走势，自有重要意义。 

 

 

 

关于刘铭传时局观的评价

                   ——再读《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方堃（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1880年12月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借辞养病免职归乡已十余年的刘铭传向清廷奏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以下简称“筹造折”）。在该奏折中，刘铭传奏请清廷批准修筑铁路计划，并重点阐述了对当时中国面临安全威胁的看法。着重分析了严峻的现实。可以说，这篇奏折代表了刘铭传对时局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研究刘铭传国防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它也是导引我们全面认识并客观评价晚清军事集团中高级将领阶层的重要史料。

一、关于对时局的判断

在刘铭传的时局观中，对形势发展的判断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观刘所奏，其所作判断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国防面临的形势；二是如何确定安全威胁的来源。对此，刘铭传在其所上《筹造折》中均给出了明确答案。关于国防形势，刘铭传指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外患唯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声欺凌挟制；一国有事，各国环窥”，因此觊觎中国之敌手非仅为周边邻国，而是“多且强”的列强集团。而“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因此，就国防全局而言，事实上已经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关于主要威胁来源，刘铭传明确指出，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和隔海相望之日本，对中国产生的威胁最大，威胁程度亦最为紧迫,“俄地亘东西，北与我接壤交错，抚背扼吭尤为腹心之患；……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1]刘铭传判断，俄日两国遂目前尚不会发动对华直接大规模入侵，但以两国发展之势，都将是我最危险的近邻，都有可能成为我之最大敌国。

对俄罗斯的发展，刘铭传认为其“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之故也”。如俄所建远东铁路一旦修成，“不出十年，祸且不测”。对于日本的动向，刘铭传则深受已经去职的福建巡抚丁日昌影响。后者在1877年曾上奏清廷，指出日本前本弱国，“今乃雄踞东方，眈眈虎视”。其野心之逞，“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刘铭传尤为重视丁论中所提日本对台湾的野心。曾针对日本的野心大声疾呼：“失今不图，吾且为彼虏乎”。[2]对于日本的未来发展，刘铭传坚持自己的判断。因此他将俄日两个邻国并列为对中国造成安全威胁的最危险之敌，明确指出列强之交相紧逼，而“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3]

上述刘铭传所做的判断，属于对国家安全全局的战略判断范畴。是其国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19世纪70、80年代国防实践的基础。因为从全局而言，任何有着战略意义的筹划与举措，都必须以对战略局势进行判断作为前提。其判断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防战略指导是否正确、有效。并因此对军事力量的建设与使用产生直接影响。综观刘铭传的上述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对清王朝面临的各种现实威胁保持了清醒认识，而且对威胁未来可能的发展以及威胁的来源等，都做出了正确判断。历史的发展恰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晚清时期在华获得侵略权益最大的国家是俄国；而通过战争给清王朝致命一击、使中国沦入列强瓜分境地的就是东邻日本。

二、关于刘铭传时局观的形成问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即面临严重的国防危机。列强纷纷踏海东来，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经过两次对外战争，晚清王朝的国防已濒临崩溃。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晚清时期一为勇于接收西化的军事家，和不愿“畏难苟安”的政治家，刘铭传以清醒地头脑和敏锐的眼光关注形势的发展，并由此形成其综览天下的时局观。

影响并导致刘铭传形成系统国防思想和精辟时局观的因素是综合的，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濡染，也有主观意识的改变。从刘铭传时局观形成的时间来看，我认为当在其免职归乡以后的10年内。其形成标志，即为光绪六年所上《筹造折》。而此前，则以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疆畿重地仅一铭军”故，刘奉李鸿章所招北上天津帮办军务布置军事。虽因“中道而和议订”并未有与列强之交，但天津教案中洋人在华处事，必已给刘铭传以直接警醒。，[4]由此而使刘铭传对外患有一直观的认识，从而为其时局观的形成打下最初的烙印。

同治十年（1871年）刘铭传“独三疏请疾去”，以病请离营休养。此后10年，刘铭传似虽远离军务亦不闻朝政。但从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人虽在籍赋闲，“角巾往来秦淮上，乐诗歌琴管十年，悠然若忘天下”，[5]但内心却依然留心国事，时刻关注于大势之变。事实上，恰在此时刘铭传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我们知道，刘铭传是由一介武夫而身任淮军第二号人物，其起于平吴，以善战而成为淮军“诸将之冠”。[6]以战功卓著而特为清廷激赏，29岁即任直隶提督。但在平吴、平捻作战期间以及担任督陕军务钦差之时，刘铭传基本上是以军人身份独任其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所执着出力者多为对“匪”作战；所用心筹谋者皆为征讨平定“匪患”方略。至其第一次从陕西前线以病告归，作为其“政治引路人”的李鸿章曾谆谆告诫他，须“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尽多利用此闲暇之时“陶融根器”，期以担当起“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的大任。[7]此嘱在刘铭传归乡养疴田园后，确实为刘铭传所遵循。其始“不乐以武功暴天下，居恒目营心摹，思耸国家于富强之列”，意在政治上多有作为。但以国内政治环境之混乱，四边列强欺凌迫甚，故刘铭传常“独酒酣太息敌国外患，辄孤啸不忍言”。[8]在籍赋闲的刘铭传虽怡然度其富绅生活，但恰自此始，他着重留意国家安全大势，并开始了他从军人向政治家的转型。与此相伴，刘铭传的国防思想以及他的时局观逐渐形成。

促使刘铭传专心时局、特别是关注外敌威胁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有几个因素是最为重要者。一是其个人经历中对洋务的的认知与探求，这是刘铭传时局观形成的思想基础。作为淮军重要将领，刘铭传是在平吴作战中最先受教于西式枪炮者之一。他目睹了洋枪洋炮的作战效能，并率先在其营队中引进并装备西式武器。他孜孜不倦讲求西法西器，并在其营队中最先起用洋教练训练部队，致使“铭军火器为诸军之冠”，[9]成为淮军各主力骨干大枝当中实力最强者。当然，西式武器为刘铭传留下的不仅是战场优势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在对其军旅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作用。战争手段的改变在打开其视野的同时，使刘铭传必然从军人的本能出发，探寻各种与抵御其有关的方法。

洋枪洋炮不仅为中国人揭示了某种历史机遇，同时它更预示了更大的历史悲剧。在平捻战后刘铭传第一次获清廷诏准免职归乡养病不久，1870年（同治十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中法关系极为紧张。刘铭传奉召北上备御军事。虽然其未亲自置身于中法交涉，但以当时形势的紧迫和军务之重，以及事件之后清廷对外夷侵凌再至的担忧，必然给他以强烈刺激。[10]这是影响他时局观形成的重要事件之一，也当为刘铭传关注时局之始。

二是文化交游影响并促成刘铭传思想转变与身份转型。刘铭传借在籍养疴之暇，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并广泛结交文士，“究心史事实务”。[11]这不仅使其眼界更为开阔，而且让他能够冷静观察时局，客观思辨国事。刘铭传起家于行伍，担任军中职务甚高。他战功显赫，富于谋略而“多谋善断”。[12]虽然其不屑营伍，且当位居渐高时更生成政治抱负，但在请辞归里获准返籍之前，其并未脱去“武夫”本质。然而此后，刘铭传退处隐居，但时局之变却打破其恬淡生活。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类中译西著，从中了解天下大事与国之安危。与此同时，他经常游历江南与沪上，并每年往来于南京、芜湖。在各处刘都注意结交名士，并广泛交游洋务人士与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吴挚甫、陈宝琛、徐润和薛福成等。这使退处后的刘铭传眼界大为开阔，[13]而上述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必然会对刘铭传产生影响。使他在“静研中外得失之林”之中，逐渐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在这些文士中最为知名者，是与李鸿章关系匪浅的薛福成。其人对晚清时局之精到分析，曾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对刘亦当如是。[14]需要强调的是，刘铭传归乡13年，其间所多结交者并非是朝中公卿，而是逐渐形成政治气候的众多文士。[15]正是在这种往来交游中，刘铭传不断加深对时局的认识。对诸人的政治观点，刘铭传则从接受到力持。我们将薛福成的有关时论与刘铭传的相关论述相比较，从中不难看出前后两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相似。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刘铭传完成了从军事家向政治家的嬗变与转型；其国防思想和时局观也随之逐渐成型。

其三，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这是形势发展对刘铭传时局观形成的推动。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在西方列强全球争夺殖民地的大潮中，中国及其周边邻国成为了列强在亚洲进行战略角逐的主要目标。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外合作时代”随之结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最后冲溃了晚清统治集团的传统国防观念。虽然这一事件的规模及后果远不及两次鸦片战争。但它对朝野内外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晚清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内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自省。刘铭传亦在此时更深刻地探讨“中外得失”。曾经发出如不变革则“不出十年，中国将不可问”的惊人之论。[16]无疑，日本侵台对刘铭传的刺激是极为强烈的。他对日本的判断亦当在此时形成。有一点需要指出，除去前述丁日昌外，刘铭传对日本的认识也深受参与187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防大讨论中有关人士观点的影响。[17]目前并没有文字材料可以引用说明，但我们可以通过《筹造折》以及他1884年受命督办台湾事务后的有关奏文中。看到他与李鸿章等人观点的相承关系。

三、对《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有关战略判断的几点评价

《筹造折》虽然主旨是讲筹办铁路问题，但其立论却强调了“事变至迫、利害甚巨”的“军国安危大计”。综观此折，其中有三个特点表现出作者的战略眼光。其一是以地缘观作为判断基础。在《筹造折》中，刘铭传所作对俄日两国将为中国安全最大敌国的判断，皆以两国是我紧邻作为出发点。他一方面提醒人们对东邻的“日本窥伺之心”随时戒备，另一方面，他特别对俄罗斯保持高度警惕，刘铭传认为其不仅与我接壤，且以“横亘东西”的地理优势对我形成“拊背扼吭”的压迫态势。因此是为“腹心之患”。刘铭传这一判断，并不是就事论事而出，不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威胁做出阐述。他是在立足于地缘（即特殊的地理关系）之上，对目前尚未发生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这种判断具有战略性，对于清廷进行有关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缘出发是刘铭传对时局判断的高明之处，也是其时局观的特点之一。

其二是以忧患观筹谋应对。《筹造折》开篇即言：“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裂泣下”。刘铭传忧国忧民的情感由此表达无遗。而该折通篇可见对局势发展的忧虑之情。他强调，列强交相进逼造成的外患，自古“未有如此多且强也”。如果当朝者继续“守此不变”，以“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中国将无以自立。因此，绝不能“辗转迁延，视为缓图”而“徒托空言”。必须找出筹谋应对之策，以“卧薪尝胆”之志贯彻实施。否则“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客观讲，经过第一次“海防议”之后，晚清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都深切感受到外敌侵凌中国的紧迫性。但刘铭传在《筹造折》中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是独到的。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他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忧患之情是极可贵的。他在呐喊中倡以自强，通过自身的变革根本改变整体安全形势，这立足自身增强国力，抵御外敌侵凌的意识，显然比希望通过“以夷制夷”达到自身安全的主张要清醒。

其三是以一体观布势整体。刘铭传认为，“用兵之道、贵审敌情”。而判断敌之所在与所长，是实施所有应对的前提。面对强敌环伺，他特别指出，目前之势，战与和的选择不是首要问题。必须以自强之道统筹全局，以修建铁路作为“机括”，将所有事关国防各业统筹起来。在这里，刘铭传强调的是修建铁路，其所涉却是国计民生各领域。因此，不仅练兵造器要“次第举行”，而且“于漕务、赈务、矿务、商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也要一体实施。在军事上，以中国幅员辽阔而国土防御多“鞭长莫及”、防不胜防。因此刘铭传突出强调要通过铁路联系，使“十八省合为一气”，形成“声势联络、血脉贯通”的一体防御态势；在民用领域，要通过铁路“开利源”，改变民生现状，全面提高国力。总之，要在统一规划下，通过修建铁路，为军民各业整体提高打下基础，并为“军国安危大计”整体布势。

对于刘铭传其人，李鸿章曾有如下评价：“刘铭传智略勇干，度越诸将。……平日究心史事时务，见机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必能措置裕如”。[18]当我们再读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时，对这位从淮军宿将转任方面大员的晚清政治家将会有新的认识。

 

清代皖人与台湾

方  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摘要：

安徽与台湾隔山阻水，地理上相对较远，在近代交通发展起来以前，相比东南沿海地区，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人员交往亦显不及。但揆诸史料，有清一代，尤其是嘉道以后，安徽与台湾的联系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皖人任职台湾对海防形势的稳定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上。

清代在台湾任职的皖籍官员有如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多数集中在嘉庆年间以后，且担任要职者相对较多，巡抚1人、布政使1人（味道人）、实任或署理台湾兵备道（台湾建省前最高文职官员）者5人，台湾镇、澎湖镇总兵6人；二是为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姚莹、唐定奎、吴赞诚、刘铭传、王芝生等。

 

 

          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建設---以新竹至楊梅段為例

Liu Ming-chuan and the Railroad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in Late Ching Dynasty

台灣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副教授

洪  德  先

 

摘要：

     於＜台灣通史＞一書中，作者連雅堂曾對劉銘傳在台期間的政績，給予相當高的讚譽，主因劉銘傳撫台期間所推動的諸項新政，不僅為漢民族開發台灣數百年之所未見，同時也開啟台灣近代化的先聲，奠定了日後台灣近代化發展之基礎。

     劉銘傳於台灣所推動的近代化事業，犖犖大者不勝枚舉，其中以鐵路興築，對日後台灣的交通、經濟發展及社會結構，產生頗為深具的影響。故本篇論文討論重點著重於：劉銘傳乃出身行伍的傳統武人，身處閉塞守舊的十九世紀末，何以能有此異於一般常人的想法與識見？另外，本文以清代台灣鐵路的興建過程做為觀察對象，特別以楊梅至新竹段為案例，希望能從其規畫之初、建設經過、結構缺失及日後變動，可看出近代中國在追求近代化過程中的限制與困境，以及鐵路路線變動前後，對區域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一、緒論

     連雅堂曾云：「台灣三百年間，吏才不少，而能立長治之策者，厥維兩人：曰陳參軍永華，曰劉巡撫銘傳，是皆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也。……而劉銘傳則管、商之流亞也，顧不獲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則台人之不幸。然溯其功業，足於台灣不朽矣。」[19]史家之所以給予劉銘傳如此高的讚譽，主因其撫台期間推動的諸項新政，不僅為漢民族開發台灣數百年之所未見，同時也開啟台灣近代化的先聲，一定程度奠定了台灣近代化發展之基礎。

     劉銘傳於台灣推動近代化事業，犖犖大者不勝枚舉，其中以鐵路興築，對日後台灣的交通、經濟發展，影響尤為深鉅。故本篇論文討論重點著重於：劉銘傳乃一出身行伍的傳統武人，身處閉塞守舊的時空環境，何以能有此想法與識見？另外，本文以清代台灣鐵路楊梅至新竹段為例，從其建設過程、結構缺失及日後變動，可看出近代中國在追求近代化過程中的限制與困境。以及鐵路路線改變前後，對區域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二、近代中國興建鐵路理念的提出與實踐

    就近代世界歷史經驗而言，鐵路的興築常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是促成經濟開發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因為：（1）鐵路能降低運輸成本，擴大市場功能；（2）鐵路為快速擴張出口部門（Export Sector）發展的先決條件，此出口部門又可累積資本，供應日後經濟發展之用；（3）鐵路建設將引導煤、鐵和機械等基本工業的發展，奠定工業發展之基礎。[20]因此，西元1825年英人斯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 1781-1848）改良後的火箭號（Rocket）火車 試行成功，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力量將隨著此項技術的突破而加速擴張。在此潮流驅策下，世界各地紛紛規劃大型長程鐵路的興建，如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及美、加橫貫東西岸大鐵路的陸續完成。至於鐵路的興築，是過去未曾有過的經驗，因此在興建的過程中，對於傳統的社會、經濟、文化亦會產生結構性的衝擊。其間必將遭致傳統因素的抗拒，鐵路完成後的運作，也勢必會對此社會產生深鉅的影響。台灣於十九世紀末葉亦在此鐵路興建風潮下，首度完成一條可提供客、貨運功能的鐵路。至於觀察這條鐵路從規劃、興建至半途停工，所衍生的各種現象，亦能提供吾人從另一面向觀察近代中國面對「近代化」所遭遇的困境及台灣社會、文化的特質。

    近代中國在西力衝擊下，開始有人提出興築鐵路的主張，但也引起激烈的爭議。早在同治2（1863）年上海的洋商即曾申請承建上海至蘇州間的鐵路，但被李鴻章駁斥拒絕。[21]李鴻章所持反對理由，認為鐵路「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占我商民生計。」[22]故直到同治4（1865）年才有英商於北京鋪設小型鐵路里許，據文獻描述，「英人杜蘭德以以小鐵路一條，長可里許，敷於京師宣武門外平地，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為妖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旋經步軍統領衙門飭令拆卸，群疑始息。」[23]迨光緒2（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and Matheson Co.）鋪設吳淞鐵路，但行車未久，又因事故導致官民反對而遭拆除。當時頗具新思想的福建巡撫丁日昌乃奏請兩江總督，收購拆卸後吳淞鐵路所遺留下的材料，全部轉運至台灣使用，此乃國人首次企圖於台灣興建鐵路。後來因材料不足、經費短缺及人事變動等因素，此計畫乃告半途而廢。[24]直到光緒7（1881）年從唐山到胥各莊的唐胥鐵路完成，中國才正式有一條完整的鐵路。

    雖然台灣早在光緒2年，就有一條從基隆煤礦至泊船處約一英哩長的小鐵道，但是這條鐵路卻是屬於依賴人力或獸力拉動的輕便路，並非一條合乎規格的正式鐵路。[25]因此若欲討論台灣首條符合現代技術規格與功能的鐵路，首當推劉銘傳撫台時期所籌建的台灣西部縱貫鐵路---基隆至新竹段。此條鐵路為台灣之首創，於全中國亦名列前茅，因而建築前後所面臨的問題及日後所衍生的影響，對於尚處於傳統結構下的台灣社會，必然會造成強烈的衝擊。故探索台灣鐵路創始者劉銘傳建設鐵路理念的形成、台鐵建築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完工後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可提供後人作為檢討、明暸近世中國人追求近代化所遭遇的困境及因應的過程，亦可對近代台灣開發史產生更為深闊的認識。

 

三、劉銘傳興建鐵路的主張與施行

       於近代中國歷史上，劉銘傳實為一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因為劉銘傳早年僅受過有限的傳統教育，十八歲入伍，從此步上軍旅，其後歲月大多轉戰大江南北，未曾受過任何正規的西式教育。但是身處一個封閉守舊的環境裡，他卻能思想卓絕，獨排眾議，大力鼓吹興建鐵路，成為中國鐵路史上的先知先覺者。探究其因，除了個人秉賦，以致思想開通，善於接受外來新事物外；咸豐11（1861）年劉銘傳隨同李鴻章東援上海，與太平軍於江浙一帶鏖戰數年的經驗亦有相當大的關係。於此期間劉銘傳多次與常勝軍並肩作戰，與外人有長時期且深入的接觸，因此對西方事物具有深刻的認識。於眾多洋務中，劉銘傳認為鐵路建設尤具重要性。故於光緒6（1880）年劉銘傳向北京朝廷提出<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摺>，大力鼓吹中國必須全面興建鐵路，以圖自強。

    劉銘傳深知「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北邊綿亙萬里，毗連俄界，通商各海口又與中國共之，畫疆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逐往來，則鞭長莫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故所趨，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遙，數日而至，雖百萬之眾，一呼而集，無徵調倉皇之慮，無轉輸艱阻之虞。則兵合則強，兵分則弱，以中國十八省計之，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各省兵餉主於各省督撫，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顧不暇，徵餉調兵，無力承應…….鐵路造成，則聲勢聯絡……駐防之兵即可為游擊之旅，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實數兵之甲。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彊臣所牽制矣。方國計絀於邊防，民生困於厘卡，各國通商，爭奪權利，財賦日竭，後患方殷。如有鐵路，收費足以養兵，則厘可以酌裁，並無洋票通行之病，裕國便民之道，無踰於此。」因此他主張以北京為中心，修築南北兩路，合計四線，向四方發散出去。「南路宜修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26]分析劉銘傳上述言論，雖然部分細節稍嫌粗糙，有待商榷，但整體而言，仍可謂是氣魄宏偉，頗具前瞻性的主張。但是此一主張由於清廷財政困窘，再加上守舊派反對，始終無法施行。直到光緒11(1885)年台灣建省，劉銘傳出任首任巡撫，昔日的理想與抱負，才得以付諸於行。

    若追溯台灣鐵路建設之沿革，丁日昌才是最早主張在台灣興築鐵路者。因為早在同治末年籌議海防時，丁氏即主張於台灣推行新政。不久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撫，兼理台政，曾於光緒2(1876)年11月來台巡視，明暸台灣的形勢後，力主在台置鐵甲船，練水雷兵，造砲台，立電線，開煤礦，招墾撫及建鐵路。李鴻章亦見到台灣陸路交通不便，南北聯繫不易，深感台灣「路遠口多，防不勝防，非辦鐵路電線，不能通血脈而制要害，亦無以息各國之垂涎。」[27]遂有丁日昌策劃將拆除後的淞滬鐵路材料，運送台灣，供台灣修建鐵路之用。不久路材陸續運抵台灣，但因興建財源一直苦無籌措，導致首度在台興建鐵路的計畫，隨著丁日昌的去職而一併被擱置。直到七年後劉銘傳撫台，在台灣修築鐵路之議才再被提出，並且付之於行。

    光緒11（1885）年劉銘傳出任首任台灣巡撫後，昔日對建設鐵路的主張，籌謀實踐於台灣，進而以台灣「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模範。」[28]因為劉銘傳深切體認，欲建設台灣，鞏固海防，繁榮地方，整合台灣南北為一體，一定要先建設一條連結南北的鐵路。劉銘傳於光緒13（1887）年3月20日正式奏請北京朝廷，提出在台修築鐵路的計畫。劉銘傳認為在台興辦鐵路有三大利，因為「台灣四面皆海，除後山無需辦防外，其餘防不勝防。基、滬、安、旗四口現已購砲築臺，可資守禦。其餘新竹彰化一帶，海口分歧，萬難遍佈軍隊，概行設防……如遇海疆有事，敵船以旱隊猝登，隔絕南北聲氣，內外夾擊，危迫將不忍言。若修鐵路即成，調兵極便，何處有警，瞬息長驅，不慮敵兵斷我中路。此有裨於海防者一。台灣即經分省，須由中路建設省城，方可控制南北。查彰化橋孜圖地方，曾經前撫臣岑毓英察看地形，議籌建省。上年秋復親查勘，地勢寬平，氣局開展，襟山帶海，控制全台，實堪建立省會。……台北至台南六百里，中隔大溪三道，春夏之交，山水塴漫，行人絕無能往來，大甲、房裏兩溪，歲必淹斃數十人，急需造橋以便行旅。查大甲、房裏、曾文溪，大者寬至十里，其次小溪二十餘道，或寬百餘丈。大甲溪經前任巡臣岑毓英督修石壩，以阻漫流，今已無存。現由上游窄處議修，統計大小溪橋工，必須銀三十餘萬兩。今該商等承辦車路，此項橋工二十餘處，一律興建，火車巨利暫不必言，公家先省橋工銀數十萬兩。此有裨於台灣工程者三。」[29]劉銘傳乃依據台灣的現況，提出修建台灣鐵路時應注意的七項要點，如下：

    一、基隆至台灣府城，擬修車路六百里，所有鋼質路軌並火車客車貨車以及路橋統歸商人承辦，議定工本價銀一百萬兩，分七年歸還，利息按照周年六厘，每年歸還數目，俟辦成後，核量鐵路腳價進款數目再議定。

    二、台北至台南，沿途所過地方，土沃民富，應用鐵路地基，若由商賈，民間是必居奇，所有地價，請由官發，其修建工價，由商自給。

    三、基隆至淡水，貓裏街至大甲，中隔山嶺數重，台灣人工過貴，必須由派勇幫同工作，以期迅速。

    四、車路造成之後，由官督辦，由商經理，鐵路火車一切用度，皆歸商人自行開支，所收腳價，官收九成，償還鐵路本利。商得一成，並於搭客另收票價一成，以作鐵路用度，除火車應用收票司事人等，由官發給薪水外其餘不能支銷公費。

    五、鐵路經過城地街頭，如須停車之處，由官修車房，所有棧房碼頭，均由商自行修造。

    六、此項鐵路現雖由商人承辦，將來即作官物，所用鋼鐵條，每碼須三十六磅，沿途橋樑，必須工堅料實，由官派員督同修造。

    七、此項鐵路計需工本銀一百萬兩，內有鋼條火車鐵橋等項，約需六十萬兩，商人或在德廠或在英廠訂購，其價亦須分年歸還，如奉旨准辦，再與該廠議定合同，由官方驗明蓋印後，再由商人自行歸還，官不過問。如商人另做別項生意，另借洋款，不能以鐵路做抵，以保原投資者的利益。[30]

此「清單」所羅列的七原則，為日後劉銘傳興築台灣鐵路的基本草案。由於該草案在研擬過程，大致是建立在傳統經驗的認知上，而非透過現代科技周詳、深入的考量與分析，故修建前後所面臨的困境，與原先預期產生極大的差距，不僅影響鐵路的完成與品質，甚至導致修建至新竹後，即因技術、經費、人為因素等重重困難，而停工罷建，直到日本據台後，始再延續修築完成。

   依據劉銘傳的計畫，擬採官督商辦方式，自給自足，以達成原先所預期的三大目標，並且進而興財生利。故修建經費原擬完全募自民間，樂觀的預估僅需白銀一百萬兩足矣。又為樽節開支，以免超出預算，計畫發動兵勇協助修築。所需枕木，採就地取材方式，再由官方免費代運。但是當修建鐵路正式動工後，首先推動招民入股計畫，就非常不順利，招募兩月餘，僅募得現金三十六萬元，而這筆款項又被挪用去訂購兩艘輪船而耗費殆盡。結果建築鐵路經費，只得全部依賴官款。

    另外，原先預估修築一條從基隆至台南的鐵路，僅需一百萬兩白銀，事實上，當基隆至新竹段完成時，已耗費白銀一百三十萬兩。原本福建協濟台灣建省的經費一百零四萬兩擬作為建築費，卻因防勇營餉不足，改撥救急，築路費只得暫向紳商借墊，共計一百三十六萬兩。此墊款本欲以海防捐輸款湊還，但又因中日局勢緊張而被挪用，以致台紳借款無法歸還。除了經費不足外，1891年推動台灣鐵路修建最力的巡撫劉銘傳在公私交迫下去職，再加上承辦委員李彤恩病故，楊宗瀚因病請假，調派支援建設工程的兵勇，又需負擔砲台修築、剿番剿匪，無暇代修，一般士紳熱心不足，最後整條鐵路的修建工程，只得完全收歸官辦，完全背離原先規劃。[31]由於衍生出上述種種困境，導致基隆至新竹段歷經數度波折後才告完工，但其路線選擇、建築品質及日後營運管理，都存有極大的誤差與弊病，因此遂有日據時期的兩次大改良工程的推動。

 

四、台灣鐵路興建過程及影響

    光緒13（1887）年4月28日劉銘傳奉准興建台灣鐵路，5月於台北城東三板橋（今南京東路、林森北路交界一帶）設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派劉朝榦為總辦，另聘英人馬利遜（H.C.Matheson）為技師長，同年6月正式動工。[32]

    由於鐵路預定線的擬訂與測量為築路工程之基礎，日後工程的難簡易煩及利害得失，均視勘路與訂線時之適當否為斷。[33]因此，劉銘傳特聘德人貝克（Beeker）擔任顧問，實際測量工作則全委請外人擔任。經過勘測後，曾預擬三條路線，最後選定路線如下：

    一、台北至基隆線：由台北經大橋頭、錫口（松山）、南港、水返腳（汐止）、八堵至基隆，共計28.6公里。

    二、台北至新竹線：由台北大橋頭站、海山口、打類坑(塔寮坑)、龜崙嶺、桃園仔、中壢、頭重溪（楊梅）、大湖口、鳳山崎至新竹，共計78.1公里。[34]

   勘定路線後，隨即開工。台北至基隆段於光緒13年6月開工，光緒17年竣工，工程進度共耗四年又四個月。至於台北至新竹段確實開工日期已無從查考，大約是在光緒14年5月之後，全程於光緒19年11月完工，工期則長達五年半。全部工程除修築路基、鋪設鐵軌外，開鑿獅球嶺隧道一處，大小橋樑七十四座，溝渠五百六十八處，總計工程費用為白銀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兩。至於劉銘傳本人卻因他故而於光緒17年去職離台，改由邵友濂繼任。邵友濂深感築路經費無著，加上新竹以南迎面而來的是層層岡巒，工程更是困難，所費必會超過之前，因此邵友濂乃上書建議停建新竹以南的鐵路工程，此主張為清政府採納，首次的台灣鐵路修築遂暫告中止。因此，縱貫鐵路中段及南段則須待日本據台後才依序完成。首先日本殖民當局於1899年開始修改北段不良之處，同時續築中、南段未竟工程，於1908年台灣鐵路延伸至打狗（高雄），貫穿西部的縱貫線鐵路才正式宣告完工。

    清季修建台灣鐵路所需之枕木，完全採自台灣本地，採伐地點，北部以三角湧、大嵙崁等處為主。中部則以南庄附近的獅里興及大湖、獅潭、紋水河、罩萳、南湖等地。承包供應枕木的商人，多為本地紳商，如：黃南球、陳瑞昌、林紹堂等。鐵路所需之石材，則取自觀音山、九芎林、樹杞林等地的溪床。劉銘傳令張清漢擔任石材採集事宜，張清漢乃招請林汝梅等承包採石工程，邱天佑等擔任運輸事宜。[35]至於鐵路本身所需之材料，如：鋼軌、橋樑、機車、客貨車等，則准許德商於大稻埕設立瑞記洋行，專責代辦採購事宜。

    清季所修建的台灣鐵路，從基隆至新竹全長共計106.7公里，當時要求的工程標準為：（1）路基寬十一至十二尺；（2）軌距三尺六吋，軌重每碼三十六磅；（3）橋樑載重十四Ks；（4）坡度二十分之一；（5）最小半徑三百公尺。根據上述規範觀察，其原始規格主要是針對台灣地形及地質特性而設計，理應十分完美，但是真正付諸於行，往往會受到許多外來因素的干擾，違背當初的構想，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後遺症。

    清季台灣鐵路修建之初，鑑於經費不足，為了節省開支，修建工程遂由軍隊擔任。但是外國技師未被賦予明確的指揮權，官兵往往漠視其專業知識的指揮，任意隨興推動工程，致使工程進行期間，曾五度更換外國技師。另外，擔任鐵路工程建設的官兵，又常常受到地方有力人士的影響，擅自變更原先所測定的路線，導致有些路段常出現不合理的大迂迴。甚至有些無知官民，任意拔掉測量椿竿，充當燃料。例如大稻埕以北的工程，雖處一片平坦之地，卻因商民的利害關係而介入干涉，導致工程人員三度變更路線，遲遲無法進行。當工程接近山區時，工作日益艱難之際，軍隊更是頑冥暴行，任意而為，一切聽憑官兵意願而任意施工。因此工程完成後，有些地區路面坡度急峻，曲線彎曲度也不符合工程規範。[36]根據鐵路工程學的規定，坡度由0.0%（即平地）0.4%之坡度，謂之平易；0.4%至1.0%謂之通常；1.0%至2.0%謂之急峻；至於2.0%以上的坡度，非有不得已原因，斷不採用。[37]但是清季所規劃的路線，以海山口至龜崙嶺段最引人爭議，因為坡度竟高達5%，以今日縱貫線坡度最大的三義至勝興段為例，其坡度亦不過2.5%，由此可見該段路線選擇之不合理。[38]至於此種不合理現象的造成，各方說法不一，其中一派說法是，艋舺的黃姓大族擔心若鐵路貫穿艋舺而過，會危害本身之利益，乃偽造民意反對；另一說法則是，因為林維源家族原本世居海山口（新莊），為繁榮鄉里，希望鐵路能穿越新莊，施其影響力所致；最後一種說法則是，若依今日路線建築，必須增建數座橋樑，所費不貲。[39]三派說法並無定論，也很可能是當時皆存之因素，也因這些非技術的因素，而漠視專業的考量，亦顯示近代中國追求近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所產生的負面作用，常會是決定成功或失敗的關鍵。

由於人為因素的介入，致使這條鐵路修築過程中，充滿著許多錯誤與不合理。[40]所以日本據台後，針對鐵路工程不合理的現象，積極進行改良。最著名的工程有二：其一為昔日由大橋頭經海山口、龜崙嶺至桃園段，由於坡度太大，乃另闢新線。[41]另一為楊梅經大湖口、鳳山崎至新竹段，亦因曲度與坡度過大，乃另建新線，由楊梅經富崗、新湖口、鳳山崎至新竹，迂迴繞過湖口台地。

    根據資料顯示清季台灣鐵路的建築成本，遠低於當時中國其他地區建築鐵路的費用。(參考下表)之所以用費較少，一般認為可能是當時政府以低價向民間徵購土地及建材，故成本負擔較輕。另外鐵路建築工大量由軍隊擔任，以獅球嶺隧道為例，官方動員一千五百位官兵擔任該隧道的修建工程。[42]因而減低了部份人事成本，導致台鐵每公里的單位成本降低不少，此可謂是台鐵在中國鐵路修築史上的一大特色。

            中國鐵路建設經費比較表（貨幣單位：銀兩）

鐵路名稱	每公里成本
京浦鐵路	85680
京漢鐵路	68400
京奉鐵路	67680
京張鐵路	35000
台灣鐵路	12146

資料來源：凌鴻勛，《詹天祐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62年，頁96-98。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編，《台灣鐵道史》（上），東京，近藤商店，頁35。

 

五、楊梅至新竹段的變動及對區域之影響

    根據1910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台灣鐵道史》記載，日本據台未久即因劉銘傳時期所修築鐵路不盡理想而大加改良。根據資料如下：

年   代	建設及改良費（日圓）
1899	1975096
1907	2687593
1916	735694
1926	8366068

    資料來源：大園市藏，《現代台灣史》，東京，日本植民批判社，1933，頁435。

 

    另根據1915年新高堂出版《新竹廳管內圖》，就清代修築的楊梅至新竹段，歷經1899及1926年兩次改道，幾乎是完全另築新線，因之清季修築鐵路的路線勘定及決策得失是很值得檢討的。

        決定鐵路路線因素大致如下：坡度、地形、人口聚落分布、開發過程及人為因素。依據過去記載，國人面對鐵路興建，排斥甚烈。因為鐵路經過，往往得拆房舍、毀廬墓、壞阡陌，故為避免阻擾，因此最佳途徑的選擇，即是儘量避免會遭致強烈抗拒地區。因此台鐵於修建之初，乃刻意避免經過住宅區或墓地，免徒增困擾。[43]清季台鐵楊梅至新竹段路線的選定，大致亦遵循上述原則，著重於地形及本區社會、經濟因素。就地形而言，本區除鳳山溪、頭前溪從東向西橫切影響南北交通外，最重要者即為湖口台地所形成的障礙。[44]

        如何穿越湖口台地是當初鐵路訂線時必須考量的重要課題之一，當時往來南北的大官路是由竹塹經鳳山崎、番仔湖、波羅汶、頂北勢、四湖尾、楊梅、水尾往台北，完全繞過湖口台地，與今日鐵路路線雷同。大官路沿線地勢平坦，且多已開發成農田，因此為避免困擾，鐵路乃東移，穿越湖口台地西側，以便迂迴繞過上述地區。根據《新竹縣采訪冊》記載，於鐵路修建之初，一個日後成為本路段重點城鎮的大湖口莊，居民也僅有十五戶。[45]因此當時規劃路線是從楊梅壢過頂瓦窯木橋至下瓦窯仔，然後迂迴山腹前進，過羊屎窩木橋、羊屎窩第二號木橋至大湖口站，過大湖口站經糞箕窩、下番仔湖木橋、五里亭後左轉，下鳳山崎險坡，是為鳳山崎鐵橋，以穿越鳳山溪，此即清代鐵路楊梅至新竹段的走法，位於今日老湖口之西北方，距今縱貫公路不遠。日本據台後為改良大湖口至鳳山崎段的急傾峻峭之病，乃將鐵路西移至大湖口南邊，由台地邊緣迂迴而過，至於鳳山崎部分則向西，加大轉折曲度，以減少彎度及曲度。改良線於1908年完工，但是從大湖口以南之鐵路，仍是沿著湖口台地邊緣切下，地勢仍屬陡峭，以致日後車禍頻生，其中以1911年6月火車墜入鳳山溪最為嚴重。因此台灣鐵路當局有鑑於此，乃決定重建楊梅至鳳山崎新線。工程從1926年開工，1929年12月1日完工。新線與昔日大官路相近，迂迴繞過湖口台地，為了避免湖口台地鳳山崎的危險陡坡，乃加大曲線，徹底解決本段鐵路從創建以來的弊病。

         回顧本段鐵路創建之初，因人為因素所種下之弊端，日後須經兩次改良始告解決。第一次改良，採沿襲舊線，略事修改，但成效有限。第二次改良則是有見於沉痾難療，乃決定另闢新路。至於第二次的工程，對本區的社會與經濟卻產生結構性的影響，首當其衝者為大湖口由興盛轉趨沒落，而新生城鎮新湖口取而代之。

        早年新竹地區的情況可根據郁永河《裨海紀遊》描述得其大概，康熙36(1697)年郁永河親見「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覆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麇逐隊行，甚夥。驅獫、猲，獲三鹿。即至南崁，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居。」[46]後雖有王世傑等人前來開墾，但多限于偏西的沿海平原區。內陸近山地區，於乾隆年間第二次劃定番界時，該線南從犁頭山腳，經過鳳山崎、北勢、波羅汶、大湖口一帶丘阜，北行入楊梅為界，以東仍屬於原住民。[47]乾隆59(1794)年竹塹屯番錢子白招佃戶來此耕作，始為漢人開墾本區之始，但開發頗緩，即使十九世紀後期鐵路修築前，大湖口莊也僅15戶人家。但是當鐵路決定穿越湖口台地及其腹地，且於大湖口設站，大湖口頓時成為本區及北新竹內陸地區的行政及商業活動重心，人口也快速增加。根據資料顯示在鐵路改道前湖口莊(今日老湖口)沿著縱貫公路及鐵路，已形成一繁榮的市街，地方政府、郵局、警察局、學校、私立醫院、電影院等設於此地，其活躍的商街，也成為北新竹內陸地區的商品交易中心。當時參加湖口商工會之商號共計40家，其中38家位於今日的老湖口，經營行業可分為兩大類：運輸業及物品販賣業。物品販賣業銷售物品種類有：菸草、雜貨、酒、食品、服飾、食鹽、石油、肉、乳製品、鴉片等。[48]就其商業性質觀察，多屬於內需型的商業。由此可以說明縱貫鐵路於大湖口設站後，促使本地成為北新竹內陸地區貨物供應中心。由於經濟活動熱絡，人口迅速成長。據統計大湖口莊於日據之前，擁有人口3582人，西元1897年已達5978人，至1930年更增至13879人。[49]但是，隨著鐵路遷移，行政中心亦遷往下北勢，並改名為新湖口，從此相對於新湖口的舊湖口，過去所擁有的市鎮機能也隨之而去，今日如來到此一度繁榮的小鎮，也僅能看到一條寂靜的老街及稀落的住民。但仍可從表層斑駁但又整齊的市街牌樓中，流露出昔日的榮景。  

 

六、結論

 台灣興築鐵路的理念始於丁日昌，體現於劉銘傳。由於是台地之首創，故於建築技術、工程管理、社會習慣及人為因素等面向，均遭受許多難以預料之困境。以致原本計畫興建一條貫穿台灣西部的南北縱貫鐵路，期盼能打破台灣南北交通阻隔的工程，由於劉銘傳的去職，加上經費不足，人事糾葛，最後僅修至新竹而宣告中止。至於該鐵路本身亦因計劃粗糙、人為因素干擾，以致無論是路線選擇或是建築水準，可謂弊病叢生。再加上傳統保守的管理，更是影響到日後的經營與安全。

而日本據台後，為了達成對台灣進行殖民地經營目的，乃有鐵路縱貫線的延長及清代舊鐵道的改良。就改良清代舊鐵道而言，於1908年完成台北至桃園及楊梅至新竹二段工程。但就後者而言，改良並未能去除根本之弊病，因而乃有另築新路的規劃。也由於另築新路，致使北新竹地區因為鐵路路線的變動，衍生出社會結構的變動。其中最受衝擊的就是大湖口，它因鐵路到來而興盛，也因鐵路離去而沒落。因此，從台灣鐵路由清季至日據的這段歷史，除了可體認劉銘傳於台灣鐵路建設的貢獻外，還可以看到近代中國在追求近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共同困境。也可以明瞭近代鐵路的存在與否，對一個地區的興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刘铭传的国际视野

刘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博士）

 

摘要：

    刘铭传以“一介武夫”而对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多所贡献，他比较丰富的西学知识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是重要因素。

    李鸿章是晚清最具有国际视野的大臣，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作为李鸿章的部下，刘铭传深受李鸿章的影响，人们常引用李鸿章“数千年来惟有之变局”的话，刘铭传也说过：“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正是由于有这种认识，他才能把视野投向域外，具备了国际视野。

刘铭传留下的文字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专门就此作过专题论述，但是在他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刘铭传有很强的了解西方的意识。他说：“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因此，在了解西方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通过对西方的了解，再反观中国的实际，刘铭传提出了很多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建议。

军事方面，提出“另设海部衙门”，同时，在南北洋和福建、广东海防要地“各设海军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待学生“技艺娴熟、习业专精”后，还要“令出洋游历”以提高其军事素养和开阔眼界。铁路方面，他把铁路看作是自强的关键（“机括”），是李鸿章自强活动的坚定支持者。经几方面，他重视商业，提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并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化建设人才，1884年6月，刘铭传奏请设局译刻泰西各书：“或在京师，或就天津，特开译局，延访通才，取外洋实用之书，先行译刻，发行各省，务使人人讲求。”

至于他在台湾实行的各项现代化建设措施，如果没有比较广阔国际视野，是不可能构想出来并付诸实践的。

    刘铭传以“一介武夫”而能够有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主要原因有：（1）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西捻军被镇压后，刘铭传曾乡间赋闲多年。这期间，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自称“养疴田园，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2）有驻节上海的经历，这使对西方事务有了亲身体验，也使得他开始主动了解西方情形。（3）师友的影响，特别是李鸿章的影响。

当然，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郭嵩焘及同时代的某些官员相比如崔国因、张树声等人相比，刘铭传的国际视野还有局限，他提出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但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他的国际视野已经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员宽广很多。

                               

 

  

刘铭传军事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吕 杰（陆军军官学院思政系主任、大校、教授）

田 屹    曹 进    王道云   王军武

 

摘要：

刘铭传军事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军保国的军事管理追求。刘铭传作为一名生活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时代的重要爱国将领，他的很多军事改革措施和军事计划部署，都是从国家、民族利益高度出发而进行的，体现了一种浓烈的强军保国的军事管理追求。

2、积极防御的军事管理理念。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和建设台湾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一种积极防御的理念。这种积极防御理念，在推进台湾防务建设上卓有成效，提高了台湾抵御外侮的能力，在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3、整体统筹的军事管理智慧。刘铭传善于从士气、装备、训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筹全虑远、整体谋划，作出正确分析和合理安排。他在诸多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效果，并得到后世高度赞扬，无不得益于其整体统筹的军事管理智慧。

4、严格治军的军事管理原则。刘铭传深谙慈不掌兵的道理，深知从严治军的重要性。他治军严格，所率军队纪律严明，是名符其实的淮军劲旅，打赢了许多硬仗、险仗。这些都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刘铭传所遵循的严格治军的军事管理原则。

5、兵民联合的军事管理方针。刘铭传不但注重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提高军事防卫能力，而且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力量，兵民合作共同保台建台。这种兵民联合的军事管理方针，促成了台湾防御和反击侵略的良好态势，成为抗法保台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

6、协调各方的军事管理艺术。刘铭传在主持一方军务和成为封疆大吏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能够以大局为重，从民族大义出发，妥善协调各方力量，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充分展现了刘铭传协调各方的军事管理艺术。

7、培育人才的军事管理要义。刘铭传深知人才对于加强防务建设的重要性，十分重视人才的培育，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为台湾防务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刘铭传把培育人才作为军事管理重要内容的思想。

8、振兴经济的军事管理根本。刘铭传在“足兵必先足食”思想指导下，大力加强台湾经济建设，为台湾办防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同时也促进了台湾社会的近代化。这些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刘铭传把振兴经济作为军事管理根本的思想。

9、协同作战的军事管理尝试。刘铭传在多次作战中，运用炮兵、骑兵、步兵等诸兵种，进行协同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是较早也是较好地组织协同作战的将领之一，反映了他对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有益尝试。

10、区域管控的军事管理典范。刘铭传人生的辉煌时期是在赴台之后。这期间，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将台湾地区的防务建设、经济发展等，管理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刘铭传在台湾的成功实践，堪称是区域管控的军事管理典范。

（此文为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刘铭传军事管理思想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AHSK09-10D169）

 

 

 

                                             刘铭传在台湾的人才培养

马骐（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中国淮军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摘要：

淮军名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1884年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入台抗法，到台后取得基隆、淡水大捷，授“福建巡抚”。次年战后台湾建省，首任“福建台湾巡抚”。抚台6年中，推行全面改革，办防抚番清赋、修建铁路电报、发展海陆交通、创设邮政、振兴商务、整顿基隆煤矿、兴办工业等伟业，使台湾面貌一新，奠定近代化基础。百年以来，受到学者高度评价和各界颂扬。

刘铭传在赴台前13年的辞官归家闲居期间，悉心研读西方书报，就已经萌发了改革思想。某日在南京的宴会上，刘铭传对诸“名士”说：“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 “当时举国宴然，诸名士咸咋舌。”（陈澹然〈刘壮肃公奏“谟议略叙二”〉这个讲话，成为刘铭传后来在台湾推行改革新政尤其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思想基础。

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刘铭传办理海防、开发建设台湾之宏伟计划，急需人才。刘铭传便着手实行他在早年设想的“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计划，首先创办西学堂于台北，后又专设电报学堂。两校为台湾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刘壮肃公奏议》卷四“抚番略”、卷六“建省略”、卷九“奖贤略”等）

西学堂：光绪十三年三月（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成立，聘英国人布茂林等数人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制造、历史、地理等课程。另聘汉教习2人，教中国经史文学，并兼任学生监督。第一批招收学生64名。经费从盐务项下动支，年预算7000两银，实际达万余两。

电报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招收台北西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

刘铭传在数年的“抚番”行动中，很重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教育，先后设立多所“番学堂”。如：

台北番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设立于台北城东门内天后宫，不久移往南门内参将衙门内，后又移西学堂。第一批选各“番社”20多名入学，教以汉文、书法、算术、官话、闽南话和各种礼节等。每三天由教习率领出游一次，以与汉人多接触，增进相互了解。经费由官府拨付。

台南“番学堂”：又称“番义学”，设在恒春县城，比照汉民私塾教学，每期十个月，招收“番童”十几名，聘教师教他们识字读书。每生每月发给生活费2000文钱，每季做给衣裤一套。经费由台南支应局拨给。

还有一些“番学堂”在山地建，地点不固定，“抚番”时随建随撤，如大嵙崁“番学堂”等。

刘铭传在台湾兴办的新式教育，显示出台湾的新气象。涌现不少新式人才。著名者如林森（简介）。

刘铭传作为台湾巡抚，抓好传统的科举教育也是职责攸关。建省之后，他大力恢复原来各府县官办儒学学堂、考棚及民间书院，新建一批府县学堂、文庙（往往和府学、县学在一起），选配府学教授、县学教喻及教师。

在刘铭传的帮助下新办的民间书院有英才书院、宏文书院、蓬壶书院等。

府县学校增加，学生必然增加，这样官办府县学的学额也必须调整增加。据刘铭传于光绪十六年上奏朝廷所开列的清单：台湾各府县学文童进额共224名，武童123名，文武童合计357名；廪生202名，增生217名，童生、廪生、增生共776名。与原来相比，皆有增加。各府县又按人口比例分配。（《刘壮肃公奏议》卷六“增设府县请定学额折”，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238页，黄山书社1997年出版；庄吉发〈从故宫档案论刘铭传在台湾的建树〉一文，载〈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188页，黄山书社1998年出版。

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朝廷下旨由刘铭传兼任学政，主持台湾省首次科举“乡试”。对于连秀才资格都没有的刘铭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破格，很大的荣誉，也使他有了又一个中国之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这是对他在台湾抓好文化教育最好的肯定和奖励！刘铭传曾撰“兼学使联”表达此时高兴的心情：

  千万间大厦宏开，遍鹿岛鲲洋，多士从滋承教育；

  二百年斯文远绍，看鸾旗鼍鼓，诸君何以答升平？

但是当时台湾的文士，起初是很担心的。据《刘铭传的门生——陈廷植先生访问记》一文记载：“刘铭传先生是武人出身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怀疑他，如果他来担任主考的时候，不知道考试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但到了考试成绩发表的时候，中试的人都是当时优秀人士，于是众人也就没有话说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刘铭传特辑》，1953年出版。）

在刘铭传的努力下，台湾新式教育和儒学教育都兴旺起来，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者如爱国诗人丘逢甲、许南英、连横、洪繻、林朝崧等。（简介）

在新式军事人才和海防建设人才、工商业人才培养与扶持等方面，刘铭传更是不遗余力，创造条件，帮助扶持。让各方面的能人在台湾海防、开发建设广阔的“大课堂”和大战场大显身手，在实践中学习提高，砥砺成才。为台湾海防、交通、军工、工商业发展作出贡献。著名者如吴宏洛、王芝生、林朝栋、江朝宗等军事人才；刘朝干等军工人才；林维源、李春生、颜云龙、连永昌、沈德墨等工商业人才（各人简介）。

 

（通讯：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图书馆五楼  合肥紫蓬山风景区森林大道三号

13866122901）

 

 

 

 

影響臺北成為臺灣政經重心的關鍵人物----劉銘傳

駱芬美副教授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臺北成為臺灣政經的重心，是在近一百多年的事。原先臺灣的發展，從1624年荷蘭人來到臺南開始，接下來的鄭氏時期(1662-1684)、清朝統治臺灣時期，臺南就是「臺灣府」，意即當時臺南就是臺灣的首府。

咸豐十年(1860)因著天津條約，臺灣北部的淡水開港，開始了發展的契機。特別是光緒十年(1884)因著清法戰爭，劉銘傳被派往臺灣，至光緒十七年(1891)離開臺灣。

    1885年「福建臺灣省」建立，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福建臺灣巡撫，當時雖決定要將省城設在臺灣中部的橋孜圖(今臺中)，但劉銘傳卻將建省城的經費拿來建鐵路，並將整個臺北城的規模給建立起來。

劉銘傳對於臺北的情有獨鍾，一來因與原就駐守臺南的臺灣道劉璈不合；二來劉銘傳經營臺灣需要經費，而臺灣北部在1860年後，已成臺灣的經濟重心。

    總之，因著劉銘傳的「重北輕南」，劉銘傳在臺灣前後七年的時間，就成了臺北發展為臺灣政經重心的關鍵時刻。

    關鍵詞：劉銘傳  臺北  臺灣 

 

张树声“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意识

宁建华 (合肥学院教授)

 

摘要：

张树声（1824～1866），字振轩，合肥西乡（今肥西县聚星乡张老圩）人。在当地，张家只能算是下层士绅，土地不多，家族成员中偶有几人能通过县试，在乡人的眼里，张家也算得上书香门第。父张荫谷，生有九个儿子，只有老大张树声中过秀才。如果不是因为国内战争爆发，张树声的命运也会和一般读书人一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仕途资格。十九世纪中期，大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改变了这一切。张家兄弟有四人率领团练投入另一个合肥人李鸿章麾下，与官军并肩作战。战争结束后，张家兄弟一人战死，其他三人获得丰厚的赏赐，并很快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在兄弟当中，张树声因其赫赫战功而声名最盛。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而李的保举对于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很有影响力。清廷授予张树声“卓勇巴图鲁”的称号，任命他为直隶按察使。随后，他又不断获得提拔，历任漕运总督，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两广总督、最后官至直隶总督。光绪六年张树声督两广，法军入侵越南，张树声派淮军将领潘鼎新、黄桂兰等入越援助。因朝廷战和不定，致使战备受到影响，北宁失陷，张树声自请解除总督职务，专心治理军队。不久受革职留任处分，于光绪十年在广州病逝，谥靖达。编著有《张靖达公奏议》《庐阳三贤集》等。

从《张靖达公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树声所关心的诸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大部分问题需要他即查即办：比如：征收土地和商业税；边防和海防；各地匪患；为建造轮船、兵工厂和学校的募集资金；推荐有功之臣等。另外有些是张树声觉得需要加以矫正的事情，多与地方风俗有关。然后就是最基本的问题；教育改革、清政府对待境内外外国人的政策；以及更有效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术等。

那么，我们从张树声本人及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所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

一、“匹夫有责”的大局意识

鸦片战争结束后，巨额的战争赔款，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加之鸦片和国外商品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农村出现大批饥民，引起人民多次起义。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见于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达110多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屈辱讲和，对内残酷镇压，已和人民乃至民族的利益发生了根本冲突。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当时清政府仍是代表中国主权的唯一政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1828—1843年期间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制度失败后，遂对清朝统治产生不满。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基督教的布道书《劝世良言》，把基督教的神权、平等思想与农民的“均贫富”以及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会”。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洪秀全“拜上帝会”是否能拯救中国发表意见，也不想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做任何评价。我们认为：代表中国当时的有两股政治势力，一种是正统的，保持社会稳定的；而另一种是非正统的，破坏社会稳定的。如果从国家政权、政治稳定的层面上，同太平军正面作战的“湘军”和“淮军”等，是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局意识的。

二、“敢为人先”的进取意识

具体事例如下：

其一，1853年，太平军达到合肥，张树声在其父张荫谷的带领、其弟张树珊的协助下，在周公山下的殷家畈（fan）筑堡结寨，兴办团练，与太平军接战。1855年张树声、张树珊率团练勇攻巢湖。破巢县太平军营垒。1859年，克霍山，两解六安之围。1860年，张树声、张树珊奉曾国藩之命，攻下芜湖并镇守此城，张树声授知府。

其二，1862年，太平军攻占上海后，上海士绅及洋商恐慌，清廷派兵解围，命令驻安庆的曾国藩出兵。曾限于兵力不足，命李鸿章回合肥一带招募团练组建淮军，因时间紧迫，李鸿章召来张树声，说明情况。张建议募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说这些人与太平军接战多年，富有作战经验。李鸿章听取了张的建议，说“这几人皆可用”，并召见张、刘、周、潘、吴等人，要其回乡招集练勇，3 个月成军。李鸿章组建淮军，张树声在其中起了召集人的作用。

其三，张树声与其弟张树珊率练勇抵安庆后，经曾国藩校阅，编成淮军一营，名“树”字营。张树珊为营官，张树声为副营官，随李鸿章赴上海。七月，会同刘铭传之“铭”字营，攻克青浦，驻北新泾。太平军进围北新泾， “树”字营接战月余，太平军始退。

其四，1863年，“树”字营奉命进攻无锡，太平军勇将陈坤、李世贤率10 万太平军围住大桥角，张树声率部会同淮军程学启等部连破李世贤部数垒，缴获轮船2 艘、炮船10 艘、枪械甚多，赐号卓勇巴图鲁，授三品衔。无锡围刚解，李秀成又率数万太平军精锐驰援，连营数十里。张树声、张树珊会同诸淮军夹击，太平军援军被击退，淮军攻占常州、湖州。

其五，1865年，曾国藩督师进剿捻军，以张树声、张树珊部为亲军，奉命援山东，首破捻军于鱼台。河防战略失败后曾辞职，李鸿章接任，李趁机扩充淮军实力，树军扩充后，辖2 军，共16 个营，独立成军，正式称为“树”军。

三、“不守旧循”的创新意识

张树声做事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只有在不违背礼仪的情况下，权宜之计才能被他接受。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更表现在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从《张靖达公奏议》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守旧循，创新意识很强。

比如，在《张靖达公奏议》他写道；“仰臣尝观古今人才，其笃实纯谨、斤斤自守之士不免墨守旧说，不达权变……迂拘扞格，不堪任事。”迂，是说言行、见解陈旧不合时宜；拘，当“固执”解；扞格，是相抵触的意思。张对比了这种“纯谨”和“迂拘扞格”之士和“急功近利之徒”后评价，后者虽德行较弱，但才能更强。他又写道：“急功近利之徒杂然并进，虽干力奔走，足以取办一时，洎乎洊当大任，未有不抉返利而隳国是者。”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两种人——善于行动者和有学问的人——合并在一起。对此，张树声指出，一个人学习是为了致用，本没有中西之分，但中国人只知其所当然，而西方却能知其所以然。

他写道：“（西人）秉性坚毅，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角胜争长，率臻绝诣”。张树声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致力于对知识的探求，但是前者最终导致内省之道，关注精神修养和内在道德；而后者则勇于征服世界。因此，张树声主张向西方学习，开创新之道。

四、“明所以然”的学习意识

张树声认为，中国学习西方不能只是“得其形拟”而已，靠这种形拟，中国“不能开径自行”。掌握西方知识，学生应该早早就开始适应西式教育。“不从学堂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

张树声不光是上奏章，还将他的主张积极实施。在他的力主之下，广东省建立了一所非常西式的学校。学堂在1882年1月动工，一年以后竣工。这所学堂有前后楼房四进，其中又二十二间宿舍，此外配有浴室、厕所、厨房，一所更楼和一间茶房。总共花费了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两白银。

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现在学馆章程已斟酌核定，并在闽省学堂及各处选调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算学者派充教习，俟学生学有进境，再延西师接教。馆中所需书籍器具均已分投购置，即当招选学童，刻期开馆。”在这份奏折中，张树声再次强调西学的重要性，甚至暗示西学或优于中学：“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户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鹜于虚文。”在奏折中，这位总督呼吁，对什么是西学要有全新的理解，知道西学所讲的是“斯世需用之事”。他相信，中国人一旦破除了对 “鄙夷不屑之意”，进而全面“通晓洋务”，然后“则人材之兴庶有日也”。

五、“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早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这种理念就已被塑造成中国精神的一个特质。大儒曾国藩就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美德。居安思危，为自己的德行之不完备而忧虑，为不能至于至善、己立立人而忧虑，担忧自己不能未雨绸缪，也担忧自己过于顺利没有经过忧患。

张树声的忧患意识，最主要表现在他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而忧虑。1883年12月——1885年4月，中法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1883年的那一年，法国加紧了在越南北部的侵略，同时其军队也开始逐渐靠近中国边境，离张树声任总督的广西省很近。张书声写了几封奏折给光绪，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并敦促皇帝早日做好准备。张树声对法国是主战的，因为根据他在边界的探子的报告，如果中方行动快速果断的话，是有很高胜算的。这一点，他和他的老上级李鸿章意见不一致。李鸿章则致力于推动与法国的和谈，并且声称中国的海军还没有做好同欧洲军队一博的准备。

张树声关于法国问题的多次上奏，全部没有回音。1884年初，他因病辞去了总督一职，但仍奏准驻守防营，督办广东军务。1884年8月23日，战争最终在福州爆发。开火后不到15分钟，法国海军就击沉或重创了几乎全部中国木船，只有两艘幸免于难。到了下午，他们还摧毁了福州船厂。现在已无法考证下令派出广东舰队增援的，是张树声还是新任总督。8月，张树声自知时日不多，连连向北京上奏，所忧虑的问题与日俱增。比如军官们目无法纪。上司向下属索贿，人们和流氓无赖一样等。他最后一封奏折剀切令人感动。这是他在10月26日口述给秘书的，也就在那一天，张树声逝世。他写道：“发折以后，遍征医药，无知求效愈急，病势愈深，上念君恩之高厚，下为时事之艰难，焦灼五中……”虽然即将离开人世，张树声还是再次强调了最令他焦虑一些事情；“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睢盱忸，日益难制。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弱，其何以济耶！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训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

以上我们从淮军领袖张树声身上概括了“五种”意识，所有这些又归纳到一点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意识。这种意识不但仅体现在张一个人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其他淮军领袖李鸿章、张树珊、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吴长庆等人身上。如果再拓展，这种意识也是安徽文化的精髓，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近代安徽籍的有志之士，像陈独秀、胡适、冯玉祥、王稼祥、邓稼先、张治中、李克农等人。

合肥在发展，安徽在前进。在新的征程与岁月中，合肥乃至安徽人依然会以伟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 大局意识鞭策自己，以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参考文献：

[1]《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金平安：《合肥四姐妹》，三联书店，2007年。

[3]张树生：《张靖达公奏议》。

 

 

 

 

回顾与展望：以刘铭传为中心的皖台交流研究

翁  飞（《学术界》副主编、研究员）

 

摘要：

一、皖台交流的历史概况

皖台联系源远流长，可以说在台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安徽人的身影。早在孙吴第一次大规模派遣一万士兵航海赴夷洲（台湾）,始发由丹阳郡（汉武帝时设，汉代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三国初郡治移至今南京市；辖区据谭其骧主编《历史地图册》，拥有今江苏南京市及镇江市一部，浙江新安江上游一部，大部在今皖南芜湖、宣城、马鞍山、池州、铜陵、黄山市境内）；其士兵多为皖南人；带回的数千“夷洲”人也大部安置在丹阳郡境内于湖[今当涂]督农校尉所。隋大业五年（610年）与朝请大夫张镇洲共同率兵前往流求（台湾）的虎贲郎将陈棱是无为襄安人。明末荷兰人入侵澎湖，挺身而出、谕退侵略者的都司沈有容是宣城洪林桥人。鸦片战争时期，有抗英保台英雄、桐城人姚莹、有尽心民事，积极备战的六安籍台湾地方官熊一本；1874年日军侵台，淮军大将、合肥人唐定奎奉诏即行，率铭武军士兵6500人夤夜渡台，成为钦差大臣沈葆桢对日谈判最终逼迫日军撤兵的坚强后盾。中法战争爆发，淮军名将、合肥人刘铭传奉诏出山，抗法保台，立下赫赫战功，随即又首任台湾巡抚，呕心沥血，成为台湾省近代化事业的奠基人。绩溪人胡传、胡适父子，前者在甲午战前临危受命，出任台东直隶州知州，为抗日保台尽心尽力，后者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为台湾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上面列举的这几位人物，是延绵不绝的皖台交往史上的杰出代表。现将他们的事迹分别缕述如下：

（一）号称台湾“开山之祖”的陈棱

（二）明代从倭寇手中收复台湾、谕退荷兰“红毛番”保卫澎湖的爱国名将沈有容

 

（三）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保台爱国官员姚莹、熊一本

（四）临危受命、驰援台湾的淮军名将唐定奎

二、以刘铭传为中心的研究与交流

（一）刘铭传是首任台湾巡抚、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

（二）两岸对刘铭传历史贡献的共识与交流

三、刘铭传在台湾的突出业绩

刘铭传在台湾的突出业绩：一是指挥抗法保台、取得基隆、淡水大捷；二是在台湾开展各项近代化建设。分别缕述如下：

（一）刘铭传抗法保台的基隆、淡水大捷

（二）刘铭传在台湾的各项近代化建设

一、奠定建置  闽台分省方案拟定后，刘铭传开始到台湾各地巡视、查勘，于1887年10月3日正式提出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全台行政建置定为三府（台湾、台北、台南）、一直隶州（台东）、十一县（台湾、彰化、云林、苗栗、淡水、新竹、宜兰、安平、凤山、嘉义、恒春）四厅（埔里社、基隆、澎湖、南雅）。从而基本奠定了后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二、加强防务  刘铭传充分理解清政府在台湾建省，加强东南海防的意图。地区设防。

三、整肃吏治 

四、“理番” 台湾的“番”主要是指当地原住民。由于过去封建统治者一贯采取歧视和隔离政策——将其篾称为“番”。致使原住民和汉族民众之间尖锐对立。刘铭传总结了前人“理番”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德服番”的方针。

五、发展近代工商业  刘铭传奉行的是“与敌争利”的经济思想。

六、整顿财政  由于台湾各项建设事业的资金短缺。因此刘铭传在任内也大力抓好开源节流的理财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清赋；二是整顿厘金税收。     七、教育  为了培养台湾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人才，刘铭传还大力发展近代教育，除“番学堂”外，又先后在全台各地开办了几十所书院、义学、官塾。

 

 

 

环巢湖流域地方志中的淮军资料及其价值

张安东（巢湖学院环巢湖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教授）

 

摘要：

清代环巢湖流域拥有大量的地方志，其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文献。清代修纂的地方志对淮军的记述为当下进行淮军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可靠的宝贵资料。通过对地方志中淮军资料的发现与解读，可以进行淮军史、淮军军制、组织管理、淮军驻防、淮军官兵数额和部署情况、淮军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利用地方志资料进行淮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地方志文体的特点以及修志者的观念水平、工作态度等决定的。因此进行淮军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地方志，还需要其他类型的文献作为资料来源。本文之所以主动舍弃其他材料而专注于地方志，主要是为了肯定和提倡它，使其在淮军研究中获得与其价值相当的位置。同时这样做有利于对地方志资料的优缺点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发现、提炼使用地方志资料进行研究时的合适方法。如果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得到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在综合应用时就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从而将淮军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孙立人军事思想述略

王雷 （环巢湖研究中心秘书  博士、副教授）

 

摘要：

孙立人是一代抗日名将，他的军事思想以中国本位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训练技术；辅之以精神教育，身体力行，恪守诚与拙，以爱国、救国为第一要义；将体育竞赛引入到军队训练中，培养士兵之武德。极大提高了军队综合素质，为日后实战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础。

 

 

 

环巢湖淮军文化旅游现状与对策研究

杨松水（巢湖学院科技处副处长 博士、教授）

 

摘要：

一、淮军文化在环巢湖的地位

1、最早的发源地；2、最有影响力之一

二、文化遗存面临的问题

1、虽有文献而实体不足；2、遗存呈现零星散乱； 3、遗存败落程度较大；4、整体研究不够深入

三、淮军文化旅游对策

1、亟待展开深入研究；2、亟需规模化整修；3、加入现代旅游新元素； 4、旅游产品特色化

 

端方与清末两江农业的近代转型

胡茂胜（巢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博士）

 

摘要：

自古以来两江地区传统农业就很发达，是历朝历代赋税征收的重镇。时至近代，两江传统农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较之西方日新月异的现代农业科技，两江地区农民依旧墨守成规，不思改良，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这种“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已很难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两江农业的落后状况，端方到任以后便大力发展近代农业教育，开展农业科学试验，设立农会组织，创办农业公司，力图通过这些措施以推动两江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

 

 

 

 

基于STP战略的淮军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雷若欣（巢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博士）

 

摘要：

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及环巢湖旅游业发展迅速。其中，以淮军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产品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以STP理论为依据，从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三个方面对淮军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为以后合肥及环湖地区旅游开发提供一些依据。

 

 

 

20世纪30年代安徽的保甲户口编查与人口统计数字分析

石庆海（巢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安徽的保甲户口编查留下了可观的人口统计数字资料。梳理这一时期安徽人口统计数字的真实来源,并对保甲户口编查所得人口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基本复原民国安徽这一时期人口发展的基本状况。

 

 

 

《合肥词钞》与李鸿章家族的文学贡献和成就

李庆霞

 

《合肥词钞》是民国时期一部较有影响的词集选本，编纂者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模。全书共四卷，收录从清初到民国间合肥籍52位词人的692首词作。《合肥词钞》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清代以来合肥一邑词人的创作成就，还涉及到了文学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编纂者李国模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为显要的家族之一——李鸿章家族的成员，他本人其他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对深入了解李氏家族文化精神、个性特征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合肥词钞》不仅是一部乡邦文献资料，也是一本具有较高文学与史学价值的词学著作，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一、《合肥词钞》对龚鼎孳词史地位的推尊

《合肥词钞》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对明末清初合肥词人龚鼎孳词史地位的推尊。合肥词人龚鼎孳是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词人，对清词中兴起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自乾隆中叶以来，随着统治阶级对“忠义”思想的强化，龚鼎孳等一大批在明末清初降清人士受到清廷的贬抑，世人对龚鼎孳的为人和文学成就多为贬抑和否定、忽略和漠视。在统治者控制力逐渐动摇的晚清社会，龚鼎孳的后人及其乡邦友朋又在积极地为他翻案正名，从而形成了龚鼎孳接受史上的另一股力量。《合肥词钞》不仅将龚鼎孳词放在卷首，而且所选词作的分量也是整部书中最重的。将他作为合肥词人的代表加以推尊。书中所选词作，多是龚鼎孳词中的优秀篇章，充分展现了龚氏之词的艺术风貌和成就，为后人正确评价龚鼎孳及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

三、《合肥词钞》对三百年来合肥词人创作成就的总结

《合肥词钞》共选了清代初至民国28李氏家族成员之外的词人词作，基本涵盖了清代以来合肥历史上各个时期重要的诗词作家，清晰地揭示三百年间合肥一地词坛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一过程又与整个清词的发展脉络基本吻合。

近代以来，整个词坛的创作以“静弱感伤”为主要特色，充分展现了了衰微时代的乱世景象和士人的惊悸、惶恐乃至颓废感伤的末日情绪，合肥词人的创作也大体如此。但是却有很多合肥人词人写出慷慨激昂的词作，抒发了士人渴望建功立业和抵抗列强侵略豪情壮志，把合肥一地民风尚武的地域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整个清代词坛也是别具风格的。近代以来，随着李鸿章家族和淮军的崛起，合肥一地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文风也日盛于前，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合肥词钞》所选的词人词作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多，非常恰当地体现了合肥文化的特点。

四、展现李鸿章家族的文采风流

《合肥词钞》选录了李鸿章家族成员，尤其是李蕴章一房众多的词人词作，充分展现了这个家族的文采风流。在李氏家族词人当中，李经达和李国模是比较突出的两位，所选词作也比较多。李经达的词作主要是抒发对大清王朝行将灭亡的悲哀情绪，体现出李氏家族“忠君”的传统。李国模的词非常典型地表达了民国时期前清遗老遗少的思想状态。

 

五、全文结论

《合肥词钞》不仅是一本汇集合肥一邑词人词作、反映合肥词人创作成绩的文献资料，也是一部有着一定文学观点、反映几百年来整个词坛风貌变化历程的文学选本，尤其是在反映李鸿章家族的思想文化特点方面别有特色，是研究民国时期清朝“遗老遗少”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海峡两岸刘铭传研究与提升合肥海外影响力研究

                                     何峰  （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

 

摘要：

海峡两岸学界关于刘铭传研究已取得了系列成果，两岸有关部门对刘铭传遗址的修复和建设，也为海峡两岸开展以刘铭传为主题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然而，关于如何进一步弘扬刘铭传的爱国情怀和近代化理念，加强两岸的合作与共识，深刻认知刘铭传研究的当代意义，着力打造合肥名人品牌，以此提升合肥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合肥的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推进合肥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淮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国防军，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淮军先后参与了抵御外敌的基隆大战、镇海保卫战、镇南关大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等中国海域保卫战，广大将士英勇搏战，与战舰共存亡，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悲歌。

淮军的重要将领刘铭传是台湾首任巡抚。他在台湾，除整顿军备、巩固国防、抵抗外敌之外，还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系列改革。他倡办实业，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培养大批科技人才，设立西学堂和电报学堂。他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均卓有成效。刘铭传的创举被人们誉为“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功垂千秋，为后人景仰。

当前，发掘整理与淮军有关的历史文献，追溯探寻淮军的兴亡盛衰，客观评价刘铭传等淮军核心人物的历史功过，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军事发展史、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刘铭传在海峡两岸是知名度很高的爱国将领和地方官吏，也是合肥十分宝贵的名人文化资源。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强国富民中国梦，着力创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新合肥的进程中，对海峡两岸的刘铭传研究作深入考察和相互交流，对如何借助名人效应提升合肥在海外的影响力作专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下，应广泛征集与刘铭传的有关史料文献和遗存文物，搜集与其相关的民间传说、趣闻轶事和研究成果，对海峡两岸的刘铭传研究现状和合作前景也应进行专题调研，进而对如何借助名人品牌，提升合肥的海外影响力进行深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为行政部门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与此同时，应积极开展与台湾铭传大学等高校在淮军与刘铭传研究方面的合作，增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大陆与台湾在文化及教科领域的对话和互动。

 

 

 

 

刘铭传：台湾新式教育的拓荒者

朱育颖   （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 

 

摘要：

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颇具革新思想与实干精神的代表人物，出身贫寒，胸怀大志，有着改革旧式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远大理想，理台期间，大力提倡新式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刘铭传在台湾推行新式教育的思想基础，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其一，兴办书院和改革传统教育，析疆置吏，增设学额，从国家自强的高度出发，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其二，创办新式学堂，如西学堂、电报学堂等，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本着务实精神，培养国家急需的科技人才；其三，发展台湾地方教育，设立番学堂，鼓励番童入学，提高了汉文化在台地普及的程度。

    刘铭传倡办的新式教育在台湾历史上可谓拓荒之举，成效显著，其影响和意义不可低估，突破了旧有体制和传统观念，是一种改革与创新，旨在开启民智，抗敌御寇，具有爱国主义的内涵，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为传统教育打开了一扇吸收新学气息的天窗，奠定了洋务运动在台湾顺利推行的基础，开创了学以致用的新风与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先河，荣获“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称号。同是以“中体西用”作为办学主旨，刘铭传在台湾倡办新学与大陆的洋务教育都主张破除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讲求“经世致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已经从物质层面的坚船利炮提升到精神层面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由于台湾独特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地理环境，刘铭传的教育实践活动更具有本土化的特色。

                          

 

论刘铭传的科技革新思想

丁增云 康辉

 

摘要：

淮军重要将领刘铭传受洋务派人士及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模式、进行科技革新，才能发展进步。刘铭传在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期间，对台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及科技人员、努力发展实业、提倡培养专门人才，践行其科技思想。刘铭传科技革新实践，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刘铭传，科技革新思想，台湾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