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西方(第二集)
发布时间: 2015-05-05 浏览次数: 43

主持人:同治中兴,恭亲王、文祥在京内主持,曾、李、左在京外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运动,自强运动开始了。

解说:1866年,一个出身低微的苏格兰人从上海给家乡的朋友写信说:“我已经学了6年汉语,懂三种方言,假如我把这一切扔掉,等于我的时间白白浪费;另外,我回英国又能得到什么工作呢?中国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它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进步。”
这个外国人叫傅兰雅,当时正在上海主办着一个叫《中国教会新报》的小报。他等待着机会,希望参与中国新的变革。
在此两年前,即同治三年,在北京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收到一封同样来自上海的信,它出自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227)翁飞00:35:10
同治3年,应该是1864年。这个1864年大概这个过程,就是当年的淮军,它从下游向上游往上进攻。就配合湘军,就是将近把太平天国镇压掉了,天下到大定了。这时候李鸿章的眼光他看到了就是当时的时局,这个变局观是他处在上海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中西交汇的地方得出的一个切实感受。


解说:在信中,李鸿章还以日本为例,列举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27)翁飞00:35:10
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被很多史学家评为他是19世纪一个最大的政治家,做一篇最大的改革文章。因为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就是他跟曾国藩,跟他的老师之间的分水点,就是曾国藩更多的站在卫道,而他更多的站在变局的时代和潮流的前沿。

解说:蒋廷黻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李鸿章的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李鸿章的认识来自于实践,在江南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军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中国要转弱为强,一定要能自己造枪造炮,强大军事。

解说:1868年,身在上海的苏格兰人傅兰雅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被李鸿章主持的新工厂江南制造局的聘书所吸引,中国人希望聘他去做科技翻译官。
江南制造局正是李鸿章实现“自强之本”的重要一步。1865年,李鸿章命人买下美国人佛尔士设在上海虹口的旗记铁厂,并将另两个洋炮局并入,创办了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
(227)翁飞 00:29:28
所以近代的军工企业,所以一直到李鸿章,从两江总督升任到直隶总督,然后这个军用工业江南金陵机器局和将江南制造局的报销折,还要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会签,为什么呢?它是淮军的随营军工企业。因为这个军工企业它是为战时需要,所以呢,它是一个报销折就行了,就是从朝廷领了、拿多少银子,或者地方财政给了多少银子,我报销进去,它是不计成本,就是计划经济不计成本。所以这个报销折一直到甲午战争前,每年一度的报销折都是他们会签,说明这一直是淮军的一个附属的军工企业。当然这个军工企业,后来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企业,包括他有他自己的设计机构,自己的翻译机构,自己的学馆,都有了。叫广方言馆,翻译馆。

解说:来到江南制造局后,傅兰雅非常兴奋,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还有用。”
傅兰雅的父亲是一个贫苦的乡村牧师,他从未想过儿子竟能在中国获得一个年薪800英镑的职位。儿子在信中告诉他:“我每天喝一杯果酒,两杯啤酒,外加牛排和鸡蛋。”
然而,江南制造局的工作并不像傅兰雅想象的那么轻松。中国人要求他教授蒸汽机的原理,而傅兰雅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理解: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蒸汽机的原理呢?
没有受过科技训练的傅兰雅开始像当年学汉语那样下苦功夫钻研科学,白天学习煤炭开矿,下午学化学,晚上学声学。
(227)翁飞00:38:36
因为李鸿章在聘请洋顾问和洋教练的过程,他是一个认识过程。他有很多就是我们今天讲付出代价,或者付出学费的过程。

解说:李鸿章在他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中用了很多外籍雇员,其中有一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他随淮军征战多年。很受李鸿章信任。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制造局,任命马格里为督办。
(227)翁飞00:38:36
当时一下子就找不到很合适的人选。他就认为做大一定要把洋人请来当顾问,马格里他是学医,他是军医出身。但是马格里也糊里糊涂的他觉得也这玩艺也没什么。然后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就从英国弄来一些图纸,找了一些工匠,然后就做做。没想到接儿连三的就是在70年代,就是等于是(18)68年,七几年(按75年),因为那时候李鸿章忙于在前线“剿捻”,后来要到直隶总督那边去,这边马格里他们要运作,就是接连发生了两次大炮爆炸。尤其第二次大炮爆炸以后,炸死很多工匠和人。

解说:马格里早年从事医学,并不懂制造技术,在宁局监造的68磅大炮,1875年1月5日在大沾口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李鸿章很沮丧,当年7月,他撤销了马格里在宁局的任职。 
(227)翁飞00:38:36
那么这个实际上完全由于马格里不懂这个制炮工艺。因为他是学医出身,虽然懂点皮毛。那么李鸿章通过这件事情受到很多官僚,同僚的非议。那么这个时候他觉得学习西方的技艺,和人才就是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各有各的路数。所以他后来痛定思痛,从70年代以后,他当了直隶总督以后,包括接管天津机器局,崇厚的,由来他接管,他在用人上面就谨慎多了,他吸取了马格里的教训。

解说:就在李鸿章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他的“洋务实践”的时候,一件麻烦事出现了。
1863年5月,李鸿章在上海府邸接待了一个叫李泰国的英国人。李泰国15岁来华,精通中文,当时是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他来找李鸿章是来要钱的。
原来,前一年,清政府委托回乡休假的李泰国在英国代为购置一支舰队,以对付长江上的太平军。
李泰国不仅在英国购置了8艘轮船,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舰队司令管代。
在未得到中国政府授权下,两人私订协议,阿思本只对中国皇帝的代理人李泰国负责。也就是说,大清皇帝的谕令只有通过李泰国转达才有效,否则就不遵行!不仅如此,今后中国购买的军舰、新式海军都要归阿思本管理指挥!
对这一切,李泰国的解释是:“我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我为他们做事,而并非他们的下属,一位英国绅士在一位亚洲野蛮人下面做事的那种观念是悖谬的。”
傲慢的李泰国从英国回来后,又将舰队任意加价,并三天两头找江苏巡抚李鸿章索要付清炮船的欠款。
(227)翁飞:00:40:38
这跟李鸿章本来没有关系,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是他在打仗嘛。然后发现条件非常苛刻,而且进来的船又很次,而且阿斯本本人要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你本来是我们的雇员嘛。所以这个事情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大帅不能容忍,叫李鸿章处理这个事。

解说:李鸿章早已对李泰国的“吃里爬外”不满,便断然道:“别说现在没钱,就是有钱也不给。”
李泰国大怒,威胁要到北京,找恭亲王要钱。李鸿章并不示弱,说:“不给就是不给,我现有重兵十万,若你如此要挟,可能会激怒军情,你我不免一战。”李泰国拂袖而去,李鸿章并不相送。
翁飞:所以后来李鸿章每次和洋人谈判时,总是先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以求从气势上先压倒对方。他把这种方法叫做“打痞子腔”。


解说:李鸿章随后致函总理衙门,在信中,他首先表达了对李泰国任意加价的不满:“国家度支有节,岂同买菜求添?将来漫无限制,何以应其所求?”
同时他认为,未来舰队的人员构成断不能以外国人为主。“为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终穷也。”他强调“船中自总理大员以及士兵舵手炮手人等,须层层节制,倘有违反罪过,不遵调遣,应照中国法律惩治。总之,此项兵船系中国购买雇用,即是中国水师”。李鸿章最关心的是中国对此舰队的主权。
最后,他推荐用另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取代傲慢无礼的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出生在北爱尔兰的一个穷乡僻壤,他矮小清瘦、精明务实。他的作风完全不同于傲慢的李泰国,他曾这样批评李泰国:“有人完全不信任中国人,深信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强力逼迫中国人,这种人轻易就能找到似是而非的论据,他不知道,他那套在地方道台身上可能奏效,对京城大员,那就大谬不然了。”
李鸿章在信中夸奖“赫德人尚平正”,“周旋中外之间,随事尽力,众誉交推”;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这样处理赫李两人的关系:“即不能专倚赫德而置李泰国于局外,要在处处隐寓抑扬,以重赫德之势而轻李泰国之权”。
1863年时的李鸿章,只是一个江苏巡抚,但他在信中竟敢如此细致地向中央建言,其敢于任事的作风毕露无余。
在上海,与李鸿章争执一番后,李泰国又来到北京,一定要清政府认可他擅自与阿思本签订的合同,而总理衙门则坚持,舰队应由中国管理。最后,李泰国勉强同意舰队之实质指挥权在清政府,中国可派人上船学习。
总理衙门对此表示满意。但,李鸿章却觉得万万不可。他说:中国派人上船欲分其权有“三难”:
一是外国水兵有几百人之多,“彼众我寡”,语言不通,中国官员根本无法指挥。
二是李泰国从中使坏,“难保统兵大员之不受挟制”
三是洋人“未必肯实心教练”。
他语重心长地说:鸿章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收。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实陈之。
总理衙门接到李鸿章的信后,并没有重视,他们认为,李巡抚实在是过虑了。
当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驶抵上海。事情果不出李鸿章所料,英国舰长于9月20日到达北京后,即与李泰国一起到总理衙门,坚决要求推翻前议。双方激烈争辩长达二十多天。
这时,北京才认识到,李泰国根本无心将军舰交给中国。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调解下,最后双方同意,将花55万英镑购置的舰队驶回英国变卖,中国支付给李泰国、阿思本和其他兵员一笔遣返费。一买一卖,清政府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也算破财免灾吧。
但中国第一次试图建立自己的西式近代化海军的努力也就此失败了。
总理衙门通过这件事,倒认识了两个人才,一个便是“通洋务”的李鸿章,另一个是还算忠心的英国人赫德。
事后,按李鸿章的建议,英国人赫德接替了吃里爬外的李泰国担任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他上任之初便对雇员们说:“必须时时谨记在心,海关税务司署是中国衙门,不是洋机构,所以每位职员必须都依中国人的意志行事。”
(228)翁飞:00:09:20
李鸿章和赫德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是同时登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那么在他们的背后有个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那么实际说赫德呢,通过各种曲折,曲折的关系他也很得到清朝最高当局的信任。所以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聘请的一位外籍官员。我们过去往往讲因为海关大权掌握在赫德手里,是帝国主义和中国海关。实际说赫德他有一面,他作为一个外来户,他作为一个英籍的一个高官。他在很多帮助中国,调停中国纠纷,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帮助中国去买船,买枪买炮的时候,他毫无疑问有为他自己本国,或者为他整个西方进行谋取利益的这种动机和行动。是不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或者变相利益,这个我们可以去分析。他有这个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本人,他认为他很廉洁。就是他拿了你的俸禄,他绝对不会在晚清那种弥漫的腐朽的风气里,再去拿什么红包、回扣等等。

解说:后来,恭亲王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他在总税务司任上工作了50年,期间拒绝了英国聘任其为驻华公使的职务,他为后来中国打造了一支由252名英国人和156名其他西方人士组成的海关团队,这个团队高效廉洁,日后为大清国提供了1/3的税收。
(228)翁飞:00:10:30
   你想想他这么长的时间,大概48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在那里。这样呢,所以应该讲他是很得到清王朝的最高当局的一种信任,或者一种赏识。确实在调停事情上他起了当时清王朝很多其他官员起不到的作用。

主持人:早期来中国的外国人有三种人,李鸿章对这三种人的使用。

解说:1868年,江南制造局组装的第一支火轮“惠吉”号下水试航,轰动上海。翻译官——苏格兰人傅兰雅很兴奋,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说:“我认识了中国最高的军事官员,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左右,与他试航。”
可惜,试航那天,并没人过多地注意这个洋雇员,李鸿章和他幕僚们只是将傅兰雅当成一个外国专家,有棘手的科学问题找他解决,如此而已。
尽管没有加薪、没有提拔。傅兰雅仍然很卖力的工作,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徐寿等人一起翻译了98种西方科技文化经典著作,这些翻译大都采用“口译笔述”的形式,由傅兰雅口译,再由中国同事转化为精妙的古文。
翁飞:(227)00:34:00
它是声光电化,就是译这些实用的,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东西。那么译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名词没法沟通。用中文和西文没法沟通,这里头有个人特别有意思,就叫萧穆,是我们的安徽的名士。是安徽桐城人,萧敬孚,后来他是一生整整在江南制造局30年。就是把他请来,他和吴汝纶同时考中举人,因为家庭比较困难,然后吴汝纶继续去考进士。他就说我要找个吃饭的地方,然后曾国藩就把他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一看老乡嘛,而且很有才华。然后他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像华蘅芳这些人,他的古文功底不是很好,可能搞自然科学,可能徐建寅好一点,但是西方这些人他的语言没法沟通,然后由他[萧穆]用文字润色。当我们看到几何原理,化学这些东西,文字都文乎乎的。

解说:傅兰雅通过自学和翻译,本人不经意间成了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些化学元素的名字都是由他创造性地制定的:钾、钠、铅、钙等等。
此时,傅兰雅已经意识到,他所工作的国度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一些开明的官员的推动下,每一天你都能体验到这里令人兴奋的变化。
1872年,8月21日,就在傅兰雅还在为翻译一个新名字而苦恼时,离他不远的码头上,一群战战兢兢的孩子们正在等待着上船。他们要去一个叫“花旗”国的地方。
其中的一个孩子日后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当时要去的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他们要去的是哪呢?是美国。
他们便是中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
派出留美幼童的想法来自于一个叫容闳的广东人。
容闳自幼家境贫寒,很早就在教会的安排下去了美国。他先接受西式教育,后学习中国经典,是当时国人中的一个异数。
容闳不同于当时抱着忠君思想的士大夫,他说:“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他与英美或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从最高级到基层,只有少数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
1863年,容闳接受江南制造局的委托,在美国代购机器,同时,他提出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李鸿章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
(228)翁飞:00:47:20
他的近代化是从军事层面开始引进洋枪洋炮。然后引进制造洋枪洋炮的机器,然后引进制作军舰,军舰的机器。机器引进来以后怎么办呢?他要使其法不必尽用其人,我要培养我自己的人才。用他的人一个代价高。因为人用非所学,还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就像马格里,还要付学费。还要培养人才。但培养人才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这个没办法,他这个要一个过程。所以当时他们的选择是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因为容闳是第一个留美学生。


解说:“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李鸿章在给朝廷建议派出留美幼童的奏折里说的。
(228)翁飞:00:47:20
后来上书。认为时间长,派年轻的。所以去的都是12岁,到15岁左右的幼童。幼童去学15年,回来27岁,28岁,正好三十而立报效祖国。是这么一个想法。

解说:为了“收久大之效”,李鸿章规划了一个15年的培养计划,准备送120个孩子分批赴美。官方将为这些孩子提供15年间衣食住行的全部开销,还提供大学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他们学成归国后,也不必担心找工作,总理衙门会量才使用。
1872年,8月21日,第一批30名幼童正在上海码头等待着上船,他们将被安排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学院就读。面对着黄浦江滔滔江水,每个幼童心中都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惶恐。
“留美幼童”李恩富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当时和母亲告别的场面:
“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们的母亲磕了四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她只是给了我一些零花钱,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经常给家里写信。。。。。”

解说:造枪炮、制机器、译书、留学,就在李鸿章和他的同仁们一步步改变着这个中世纪的国家时,千里以外的北京却掀起了一场思想风波!
主持人:解释同文馆——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即1862年设立的,目的是培养中国翻译人才。恭亲王奕欣等深感中国没有外语人才,在外事中因而屡屡被洋翻译所欺,遂创立此馆,它的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

解说:1867年,恭亲王奕欣上奏同文馆准备添设天文算学馆,并延聘洋人教习讲授;这一奏折却遭到了朝野中很多大臣的不满,其中以大学士、理学泰斗倭仁为代表。
倭仁上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人用兵侵我领土,烧我园林,凡我国人何能一日忘此仇耻哉?何能复举聪明俊秀之中华才士变而从夷?”倭仁讽刺洋务派道:“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根本就是在卖国。
恭亲王看到倭仁的折子后,非常愤慨,他说,你既然有更好的救国良药,赶紧来告诉我。双方你争我吵,不可开交。
(227)翁飞:00:32:00
倭仁就是说在人心对吧,不再权谋,在人心之变,而不是什么器械,他跟恭亲王跟文祥吵的一塌糊涂。李鸿章,我认为他是在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没有多少话,他已经把广方言馆办起来了,然后就办了翻译馆。

解说:早在江南制造局设置翻译机构时,李鸿章便顾及朝中清议派人士的非议,他给自己的翻译机构起名“广方言馆”,就是想用“方言”代替“外语”,避免语汇上的争议。当时广方言馆第一任学监就是冯桂芬,他在学馆中堂上题写的楹联是:
“九丘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
而李鸿章亲笔题写的楹联则是:
“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
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
刘刚:李鸿章的做法是不参与理论争论,做实事。
(227)翁飞:00:48:13
李鸿章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就是急用先学的。

解说:朝中的争论当然引起了慈禧的高度重视,她当时也深知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但她更要利用保守派牵制洋务派。慈禧一方面同意设立算学馆,另一方面委任倭仁在同文馆内开设一个单独的汉学馆。和稀泥。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倭仁竟不领情,理学大师根本不想和洋务派为伍,骑马赴馆途中故意坠鞍落马,称病不去上任。
(227)翁飞:00:31:00
我们后来洋务派的纲领不是中体西用嘛!在中体和西体发生大的争议的时候,李鸿章是个实干家,我觉得李鸿章虽然他也局部介入,但实际上他很聪明,我认为他比北京的中枢集团的这些开明官僚更要明智一点。

解说:李鸿章深知传统的儒家社会变革之难,他尽量三缄其口,不参与思想争论;他将变革的希望仍寄托在实业上,寄托在海外的那些学子身上。
日后,李鸿章又派出多路留学生赴英国德国学习军事,曾翻译了《天演论》的我国早期翻译家严复当年从英国回国,曾与李鸿章有一段故事。
(228)翁飞 00:51:00
有一个笑话说是严复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第一次见他,在抽水烟袋,叫他翻译,他翻不出来,没有这个英文词汇。李鸿章说,你这个还不行,没有学到家,所以严复从此回去发奋他的翻译达到“信达雅”。首先要信,真实。然后要达,通达。然后还有雅,文字还要雅。

解说:李鸿章后来又得知严复在北洋水师中染上了大烟瘾,十分恼怒。
(228)翁飞 00:51:00
他不光当面训斥严复,并且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要好好的向他的乡前辈林则徐老大人学习,禁鸦片的民族英雄,你这个严侯官怎么和林侯官就不一样呢。这个严复后来他痛改前非。

解说:1869年,仍在江南制造局里兢兢业业地从事着翻译工作的傅兰雅已经40岁了,他几年间须发皆白,但脸膛还算红润,他身着中国官服,操着纯正的北京话,完全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
傅兰雅拼命工作,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不得不加大我的研究工作量,这样才能与我翻译工作需要的知识保持同步。”
1869年,他的妻子产后染上伤寒,孩子也夭折了,妻子希望按英国人的方式通过海上旅行来恢复健康,但傅兰雅鼓不起勇气向中国上司请假。他说,这样的要求在中国会被当成是发泄不满。
不久,傅兰雅又主持发行了一份科普月刊——《格致汇编》。他愉快地阅读着中国读者的来信,这些人很多是通商口岸的商人,他们寻求有关农机具、照相法、纺织机械方面的知识。
傅兰雅一心想获得中国的功名,1870年,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大人要上调北方,任直隶总督。所有人都感到很高兴,当然也包括傅兰雅,他希望上司的升迁也能给自己带来提升。
他不知道,在北方等待着李鸿章的,是一件又一件麻烦事。

主持人:日后,傅兰雅获得3品衔,19世纪末中国不再需要他,他去了美国。20世纪初他出资在中国创办第一个聋哑学校。他说:我的一切都是中国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