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半岁驻津、半岁驻保。春夏海河开冻，驻扎天津，主办外事，秋冬封河，驻扎保定，处理直隶政务。直隶总督督署一直在保定，天津是行辕和北洋大臣驻节地。
总督饭店。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崛起，制定了大陆政策。李鸿章的一个新对手就是岛国“新客”——日本。

解说：1870年10月2日，李鸿章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
在此之前，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已经中断了300年之久。
明朝的时候，日本曾是中国的朝贡国，但16世纪以后，日本的政治家认为这种关系很不体面，于是中断了与中国的来往。
柳原前光告诉李鸿章，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通情好，结和亲”。恢复中断已久的日中官方往来。
隔绝了300年后，日本派使来华难道仅仅是为了“通情好，结和亲”这么简单的目的吗？
李鸿章的心中也很狐疑。但第一次见面，日本人的礼貌和谦恭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柳原前光“礼貌词气均极恭谨”。
柳原很会讨李鸿章的欢心，他说，几年前在上海，他曾参观过李鸿章用西式兵法操练的淮军，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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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鸦片战争，后来几场战争日本人都是派人到上海，包括太平天国都是派人到上海去看的，派人到中国来看，这个战争是怎么个过程，怎么打，怎么个结局他们都看，看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去，所以这些中国人都不知道，所以直到今天日本研究中国的时候你去看，然后你再看中国人研究日本有多少东西，然后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日本，而且研究日本是在一个什么观念里研究这个很重要。

解说：实际上，此时的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向西方学习。他们已经开始用另一种眼光重新看待自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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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整个近代史上，我们中国外交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失利，这种屈辱，我们总是说我们总被人欺负，总是被人羞辱，屈辱，总是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因为你总是在一个天下观里，在和一个在世界观里的西方人打交道，那你肯定没有办法在一个平等对话，由于利益的趋势，那当然它殖民者当然占有的利益越多越好，那你肯定是。那么日本其实开始也是一样，他签订都是不平等条约，也是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有一点，它没有租借地，它反而这样好一些。所以它到明治维新以后，它的国事慢慢强盛以后，它开始和西方人修订条约，它的修订条约谈判也是很艰苦的，但是西方人有一点，你跟我进行一个主权平等的谈判之后，那就是一个利益互相之间的一个谈判了，这就和我们这个不一样了。建立所以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的国家，和一个王朝，这种天下在整个近代里，我觉得一定要从这两个观念里，或者时空里考虑问题，可能看近代史更清楚一点，或者看日本看得更明白一点。

解说：虽然柳原表面上对李鸿章说：日本在西方的胁迫下打开国门，境遇与中国相同，日中应该携手对抗西方诸国。实际上，日本有一层更深的用意。那就是，利用建交摸清中国的实力，探测中国在琉球、朝鲜、台湾等问题上的态度和底线。
当时，朝中很多大臣已经看出了日本的意图。他们反对与日订约，认为订约无同于引狼入室。
李鸿章却支持与日本建立条约关系。他的理由很简单，日本非中国属国，离中国又近，如果不友好相处，它带来的麻烦将来可能比西方还大。
李鸿章说：你不订约，它一样“入室”，你与他订了约，反而可能为我所用，如今国际关系都是在条约基础上建立的。

解说：柳原前光走后，日本很快又派来了全权大臣伊达宗城。
1871年7月，天津非常炎热，日本来使的心情就如天气一样焦躁。
伊达盛气凌人，远不如柳原前光那般客气。他提出和西方“利益均沾”，享受列强在华的特权。
李鸿章并不急着和日本人谈判，他先派自己的助手和秘书们与日本人反复辩争，消磨其锐气。然后自己才出面。
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日本人：日本不能享受西方列强在华的特权。更不能将通商延伸至中国内地。
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里说：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地理位置距中国又如此之近，如果让他深入内地，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此时羽翼未丰，最后只好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了协议，双方约定互不侵犯领土，互相享受领事裁判权，通商只限定在通商口岸。
这就是近代史上第一个中日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
李鸿章本以为了去了一桩心事，没想到不久，日本就在台湾掀起了波澜。

解说： 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遇飓风飘到台湾后，被当地土著劫杀的事件，日本借此出兵台湾。
日本使节来到北京，总理衙门很不理解，责问日本人：“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
琉球即今天的冲绳，古琉球国自1372年起既接受中国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日本明治维新后，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但清政府一直未承认其占领的事实。
日本来使说，不管琉球属于哪？你们台湾的土著杀了人，你们管不管。总理衙门说：台湾土著分两种，归化我们的，我们叫他熟番，没归化的我们叫生番，生番杀人我们想管也不好管。日本人终于找到了借口：你们管不了，我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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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我觉得他对日本的态度，我倒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是失误的，因为他一直都是想把日本拉住，一块来治夷，他其实一直是这种想法。
直到好像琉球被日本吞灭了，因为琉球是中国的属国，他才觉得这个日本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依赖的，他才有这种觉悟。

解说：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台湾生蕃一案，大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 但此时，他仍然小看日本实力。他说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
1874年5月初，三千余日军突然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李鸿章得知后，又气又急，他说：“日本人外貌恂恂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
此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受令防守台湾，他率领清军和台湾高山族人民配合英勇奋战，李鸿章也命令麾下淮军星夜赶赴台湾增援。日本当时国力有限，并无吞并台湾的实力，不久，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再次见到外表谦卑的柳原前光，李鸿章这次变得怒不可遏。
他问柳原：“ 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和好”。
柳原无理可说，一味躲闪支吾，辩解道：中国政府不惩办杀人的“生蕃”，所以台湾“蕃地”不属中国管辖。
李鸿章大骂：“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蕃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关你屁事？”
后来，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中详述了会谈情景：“鸿章系原议和约之人，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
在西方的调节下，总理衙门和日本达成协议，中国出50万两白银息事宁人。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对此事做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到侵略付帐，这好象是在邀请进一步的侵略。

主持人：李鸿章对结果很不满，特别是慈禧40寿辰不想多事。无论如何，日本第一次图谋台湾的举动没有得逞，但已敲响了警钟。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只短短几年，就发展得如此迅猛。李鸿章已经意识到：日本将是中国未来主要的竞争对手。

解说：日本出兵台湾，刺激了大清朝野。人们突然意识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台，已过去了34年，中国的海防竟然毫无变化。
李鸿章私下对国人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恼恨不已，他说，中国并不是没有聪明人，但士大夫沉迷于八股章句，不求富强务实，被人一眼看破，遂肆意轻侮”。
此时，在朝中主政的奕訢、文祥等有识之士也深感，中国海防不搞不行了。
1874年秋天刚过，恭亲王奕訢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疏，指出“台湾事件明知日本理曲，苦于我之备虚。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他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朝廷当天便高效率地批复道：请李鸿章等人讨论，一个月内复奏。
李鸿章接旨后，在11月11日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信里说：“洋务笺奏皆自起稿，苦涩殊甚，故常说白话，无泛论也。”他说，有关办洋务的事情往往都是自己亲自写稿策划，但这些策划往往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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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清朝是想他主要是想，就我是总决策者，他清朝这种改革的策略是补丁政策。什么呢？我不想改这个体制，我只是想打打补丁，打打补丁反正你愿意干你就干，反正对我整体上有效果有推进就好了，你比如说军队体制，你说你湘淮军出来了，它是个有名制度，他跟八旗绿营是不一样，但这个显然是湘淮军有作用，因为你八旗绿营都打不过太平军嘛。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八旗绿营废了，你就应该你的路发展，不，八旗绿营还保留，完了呢，你这个出来呢，那你这块补丁就贴上，就补上去，我就扑通堵住了完了。

解说：1874年12月10日，朝廷收到了李鸿章《筹议海防折》的奏折，折子上说：中国应该改变过去，将国防重点放在西北的做法。重视东南海防，以应付千年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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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里有一个司马迁线，这个司马迁线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这么一个交汇点的这么一个线，那么中国文明是在这条线上，在这条线上就是有多很多的，比如说和匈奴族的故事，还有中国文明和少数民族融合，然后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对于建海防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

解说：李鸿章奏折向来简短，但这次，他一口气写了上万字。这封言语铿锵的奏折，被称为是令人振聋发聩的洋务——自强新政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李鸿章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所谓“变法”是指变革军事制度，建立近代陆海军；“用人”是指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
李鸿章在自己上折的同时，让自己的幕僚丁日昌上了《海防条议》折，具体提出建立一支拥有48艘军舰的海军，编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李丁两人的奏折上去以后，立刻在朝野内外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朝中大臣辱骂丁日昌是“心术不正”的“丁鬼奴”，李鸿章、丁日昌不“以夷变夏”，也就是不“全盘西化”不罢休。
李鸿章写信安慰丁日昌说：“我们既然已经把话说了，就不要怕，就当启发愚蒙吧！”
6月10日，丁日昌进宫面见慈禧，老佛爷对他说：
“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你，我也知道。现在有人糟蹋你和李鸿章二人，我不为所动，你断不可因此灰心。”
就在朝野内为办海防的事吵来吵去的时候，中国西北边防这时也出现了危机。
1870年，一个来自中亚浩罕国的冒险家阿古柏，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北部。俄国也趁机强占领新疆伊犁等地。
1873年，湘军首领左宗棠将军受命陕甘总督集大军于西北，准备展开收复新疆失地的军事行动。
此时，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大清国，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即是否能在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的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西北战事？

主持人：鸦片战争后，大清国国库日渐空虚，有限的一点银子，娶得了媳妇雇不得轿，买得起棺材请不得经，建海军还是征西北？就好象是先医头疼抑或先医脚疼的难题。
这次力主加强海防的李鸿章和力主对西北用兵左宗棠，同出于曾国藩的帐下，两人长期不和，又分别代表了当时湘淮两大军事集团。个人间的恩恩怨怨、政治利益面前的是是非非，都掺合在一起，王朝政治的非逻辑、非理想将如何左右大清的前途？

解说：1875年1月，大清国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
利用参加大丧的机会，李鸿章面见了慈禧。他对慈禧说，建海军需要巨额军费，朝廷现在没钱，不如暂时停止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对阿古柏改取安抚怀柔之策。
正在准备西北战事的左宗棠听到李鸿章的话后，大为不满。他说，西北边塞防务问题和东南海防问题同样重要，应该二者并重。
这次李鸿章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左宗棠是曾国藩、胡林翼去世后湘军的唯一领袖，他比之于李，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左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过去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更何谈李鸿章？最要命的是，左宗棠并非那些不了解世界、顽固不化之辈，他是咸同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
任闽浙总督时，他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在海防方面极有发言权。
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和左宗棠的海塞并重主张将朝中大臣分成了两大阵营，一场海塞大论战开始了。
海防派说，北京距海岸近，新疆距京师远，边防显然不如海防要紧。
“塞防派”说，新疆有失，蒙古不保，京师将受到直接威胁。
海防派说：朝廷财政有限，新疆之役毫无胜算。
“塞防派”说，东南尚无威胁，西北已构成侵略。列祖列宗百战之地不能放弃。
海防派说：缓期收复西北，并不是放弃，而是储存势力，以图将来。
“塞防派”说，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海防派说：失新疆是失地，丢海防是亡国。
左宗棠的理论清晰而又现实，李鸿章的主张显得有些含糊，他没有明确地强调：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为了国防。海军的舰船建设可以拉动一个农业国走出传统，走向近代，带来国家根本的变革。而此时的日本，却似乎弄明白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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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国这种农业民族习性很有关系。我自己是这么想，因为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对大海没有感觉，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常跟他讲到了海边我觉得很枯燥，很没有意思，但是你到了江边、湖边或者山里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幻想和那种想法，你就调动起你那种很内在的东西都能激发出来，我想中国的这种汉民族这种文化，它就是一个好像往陆地上走的这种文化，它对海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而且它也没有太多的要出海，就是我要出海，要去看海外面的世界，因为它整个文化的重心都在陆地上。所以我想即使西方人来，你像林则徐他考虑的还是西北俄国、或者英国从西北过来，他还是这么考虑的。

解说：经过半年的争论，朝廷最后作出的决定，平分秋色，各专其责：左宗棠西征；李鸿章筹办海防。
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历史的眷顾，左宗棠的政治生涯比李鸿章要幸运得多。
1876年，年届古稀的左宗棠西征新疆前夕，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命令亲军士兵抬往前线。这气壮山河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披旧裘，居毡帐，睡胡床，饮冰卧雪，神劳形瘁”，这是时人对左宗棠的形容。
经过将近五年的艰苦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新疆。
之后，他又率军出征伊犁，迫使沙俄把已经咽到嘴里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吐了出来。
而李鸿章呢，他梦想的三洋舰队已经幻灭，清廷责成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两支海防，而以当时大清的财力，南北洋同时办海防，也是力所不逮。
出于同门之谊、政见相仿，也是为了报答台湾事变时，李鸿章命麾下淮军星夜渡台驰援的力举。
沈葆桢主动表示，让出南洋每年二百万两的经费给北洋，于是总理衙门决定：先办北洋水师。
这样一来，创办近代海军的责任，就全部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并不高兴，他深知清朝官场效率低下、拖沓扯皮，没有中枢机构的统一领导，以他地方大员的身份，很难号令和协调各方。他在写给大哥瀚章的家书里抱怨：“海防题目太大，唯恐交卷不起。”
０１张鸣 00：47：00：他就说当时的中国改革的格局是什么呢？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格局是什么呢？是底下，就是属于地方自主在办，不是中央一起，中央是被动的，你干，你干，我默许你看，我允许你看，或者默许你看，完了这样就变成了什么呢？所有的改革，就主要改革都是地方格局，就是地方格局的，你哪儿办就是哪儿的。第二是因人废事，我走了，这事就废了。完了我走了把东西搬哪儿去。张之洞本来在两广东都的时候，在小两广办钢厂，在两广办钢厂，就出笑话因为既没有矿石，也没有煤矿，也没有铁矿，在这儿办什么钢厂。后来他完了之后，他挪到湖广去了，挪到武汉去了，武汉正好有，有煤，有大冶铁矿，还好，赶顺了。本来是在两广办的，引人废事，他走哪儿跟哪儿，同样，你说如果是办海军，实际上在两江办是合适的，就是他在两江总督办是最适合的，他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包括造船工业都在里头，他最好依托那个办是最合适的，但是他后来移到直隶去了。
    00：49：07
就在直隶办，在直隶办，直隶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在北方选，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一个旅顺，一个是连云港，对吧，两个基地，这是他直隶范围之内的，就是不是直隶下去，但是它属于直隶，还有个北洋大使，北洋大使范围之内的。但是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变成一个地方的，变成一个个人的事情，别人又不操心，他也说这是我的势力，我有这个势力，我发言权就大，我没有这个势力，我的发言权就不大。他能够办成，是因为他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中，发言权最大，所以他能板事办成，别人办不成，但他能办成，办成之后，变成他的了，变成地方的了。
    00：50：05
就是明明是一个，就是大清国的海军，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又变成了一个李中堂的水师，这就实际上在制度上出了问题了。
金满楼00：35：02
而这个李鸿章他是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他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他搞洋务可以的，但是他管不了全国对不对，他只能把北洋这块这个通商啊、开矿啊，修铁路啊，建舰队，这个他能做好，但是他是不是全局，他没有一个全局统筹这样一个观念。
金满楼00：31：05
    他不能让自己太强大，如果他让自己太强大的话，他自己有危险，所以当时那个（翁正和）说，说你为什么没把北洋舰队搞好？然后李鸿章当时一个搪塞，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天天到朝廷去要钱建这个军舰的话，那这个清流天天弹劾我，我李鸿章还能活到今天吗？他也没有这个胆子老是把这个军舰搞好，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李鸿章很难，他在这个清流，在清王朝，他自己的利益，还有国家利益他中间要找一个平衡，最后找一个平衡就变化一个妥协了，这个事情干的差不多就行了，也不要弄得怎么样，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李鸿章自己称自己是一个裱糊将嘛，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看上去还可以，如果是没有考验的话，觉得还不错，一样看上去还可以，但是真的打起来的话，肯定马上就散架了，是这样的。

解说：就在李鸿章抱怨自己任务太重时，横空出来一个愿意为他“分担痛苦”的人，他就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当时，中国缺少懂得船炮的人才，总理衙门曾委托赫德陆陆续续为中国购进了十余艘舰船。借此机会，赫德1879年表示，除非让他担任总海防司，否则不再出力。
总理衙门居然接受了赫德的意见，下文委派他为总海防司。
赫德自己起草了章程，其中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均由总海防司决定，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干涉。也就是说，李鸿章手中的中国海军指挥权，无形中被赫德拿走了。
这还了得，如果中国和英国发生战事，赫德会向着谁呢？
０１张鸣
00：32：02
实际上就是说（狼为里）是把自己，我就是北洋水师的一个指挥官，他不认为我是顾问，西方那个官员，西方那个什么，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说我当哪儿干，我就有个雇佣道德，我在那儿干我就是你这儿的人，我就跟你负责。当然当他的母国跟你大清国干冲突的时候，他肯定向着母国，包括和德也是。但这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确实很忠于我的雇主。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冲突了以后，那就另外一个逻辑了，就是一冲突以后，逻辑就变了，怎么呢，要做一个平衡的问题了，这是官场逻辑另外一个平衡。

解说：李鸿章开始挨着面子，什么都不说。但幕僚一再催促，他终于给总理衙门上了一个折子。“赫德总司江海各关税，利权在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数皆入一人之手。……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也。”
李鸿章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即由总理衙门出面，要求赫德在总税务司和总海防司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看看他是要鱼还是熊掌。
最后，赫德还是要总税务司的丰厚利益，放弃了总海防司。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经过此事，勇于任事的李鸿章意识到：办海军，必须权在我手。“我不做，谁来做？”

解说：赫德虽然被甩掉了，但，谁来帮助中国买军舰？这些军舰买来了，又由谁来驾驶操控指挥？海军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1876年夏，李鸿章前往烟台与英国人谈判“马嘉理事件”。烟台海面上停泊着英、法、德等国军舰，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他登上英国军舰后发现，船上有日本青年在接受训练。这件事给他刺激很大。
此前，中国虽已派出留美幼童，但他们学的毕竟不是海军专业。
李鸿章与自己的幕僚详细商量了派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海军的计划，最终确定，派遣30人，留学欧洲三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其中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驾驶学生12名。
金满楼：00：23：35
应该说北洋舰队跟日本舰队，实际上他都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产物，你比如北洋舰队，他很多一些管带，舰长，像（刘部蝉、林泰真）他们这些人，他们开始都是（沈保真）在福建船政军，那时候办了一个学校，一个海军的指挥学院，然后请的都是一些法国人，一些欧洲人来做教习，然后后来等到他们毕业之后，李鸿章又把他们送到英国各个海军学校去学习，然后很多人到了英国的一些军舰，英国的舰队上去实习了，然后回来，回来在北洋舰队上，各个军舰上从国外购买回来的军舰，因为他人也受过西洋化的教育的，军舰也是从欧洲买回来的，他日本舰队也是一样。

解说：1877年5月7日，载着第一批中国海军留学生的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学习制造的人员留下了，其余人改乘火车北驶，前往英国。
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使馆设宴招待了这些海军的种子。经安排，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马那杜”号、“孛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实习。其余9人参加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
这批人才后来引领了中国海军的一个时代。
1881年11月17日，两艘从英国订购的快船“超勇”、“扬威”号驶抵天津大沽口，船上挂的是李鸿章设计的中国第一面海军军旗：长方形，纵三尺，横四尺的龙旗。
站在岸上望着海面的李鸿章，心情复杂。历经周折中国海军虽然有了一点雏形，但他知道考验还在后面。
他和他一手缔造起的舰队马上就要开始悲壮的航程了。

主持人：后人评价李鸿章，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八个字。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李鸿章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摊子铺得太大，财力上又不允许；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每年从正常的赋税、关税和各省协饷得到的军费有限，而直隶是一个多灾省份，用在赈灾、治理黄河海河以及皇室春秋两季祭陵等开支以后，用在正常防务上经费本来就少得可怜；加上清廷中枢户部的掣肘，海军建设长期处于一种裹足不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