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三千年”指西周开国到李鸿章这个时代有三千年。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中国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拟，他朦胧的感觉到了这个大的变局。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近代化是1840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1866年打败了奥地利、1871年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时候向近代发展迈步的。李鸿章能够看到世界的发展，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的变化，这在那个年代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李鸿章，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
再一个就是李鸿章的治国理念——他提了一个主张叫“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须和戎”就是对外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友好的关系，对内要加快变法自强，这是他的基本理念。李鸿章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各国不要去打仗、搞好关系，然后抓紧时间加快国内的改革变法，加快国内自强，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所以那时，李鸿章就加速推进了洋务运动，办企业办军队，他是想迅速地让国家强起来。
在那个年代，采取这样比较务实的一种方针，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令人扼腕痛惜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输得彻彻底底，当时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位的李鸿章，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该说在此前，和西方有着密切来往的李的思想就比较开放的，他看到了当时绝大多数官员们所没看见的中西差距，在他倡导下开展的‘洋务运动’，也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西的军事装备上的差距。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薄弱，使得各派系间争权夺利，大大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整体效果。再加上一个愚昧和腐朽的慈禧太后，把整个中国的国防建设搞得一团糟。
在甲午海战开战前3年的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从来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忍不住提了意见，上奏说：“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甚至就在甲午开战前夕的1894年，慈禧以办60大寿生日的名义还两次‘借用’了海军军费，第一次为437万两，第二次为750万两！甲午海战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战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腐败政治体系和国家领导人慈禧的国防意识淡薄。
钱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从事洋务的态度。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改变了李鸿章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在朝廷都反对的情况下，他1872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是他发现，日本最后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李鸿章就发现日本这个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设防，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报给政府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来讨论去，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叫慈禧拍板，慈禧说你们都拍不了板，我怎么拍板，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意见都来了，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都写奏章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这个过程中，左宗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奏折，左宗棠说既然要拿出钱来办海防，不如把这个钱给我，我去把新疆打下来，左宗棠提出来要西征。这两个意见，究竟是把钱用在东边，还是把钱用在西边，拿到军机大臣这个来讨论，大家都不表态，不知道慈禧是怎么看的，所以都不表态。
最后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他认为西征是重要，因为新疆是乾隆爷打下的江山，不能丢了，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他背后有一个指导思想：土地才是版图才是国土，海洋是水，把钱丢到水里是不合算的，所以他支持左宗棠西征。文祥就来了一个两手抓，两手都硬，说全力西征兼顾海防。最后分钱的时候，主要的钱就给了左宗棠，然后将海关每年的税银拨400万两给南北洋海防。
李鸿章就找了沈葆桢，说这400万两银子给谁都不够怎么办？沈葆桢当时感谢李鸿章在台湾的问题上给他派了军队，给沈葆桢撑了局面，所以沈葆桢说400万两银子给一家都不够何况两家，就把南洋和北洋的400万两银子通通给李鸿章用。李鸿章把这个钱攒起来，一直攒到了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这个相当不容易。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研究历史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防战略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当时的执政者，包括慈禧、包括文祥，包括所有的这些人，其实脑子都是一头雾水。
现在回过头来想，在近代中国，最大的危机都来自于海上，五次侵略战争、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都发生在沿海，但是我们却把这么一大笔钱用到了西北边疆，东南沿海敌人来的最多的口子敞开着，然后西北这折腾了半天花了一大笔钱，这是国家国防战略绝对的失策。
不过很多人说，如果左宗棠不把新疆收回来，把钱都用在东边建了海防，新疆丢了怎么办？所以历史不能假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既然《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可以赔给日本，为什么不肯花一亿两银子建水师，把海防这个篱笆扎起来，把国家的边防守好。很多人都去攻击李鸿章，说他办洋务是建立他自己的个人实力、要建立他自己的实力、做大了以后朝廷都不好驾驭了……都拿这些去攻击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想中国这么弱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虽然拥有在当时世界号称‘三甲’的坚船利炮，却不能以有效的战术迎敌，一个在战前不久还访问过日本、在日本港口大肆寻欢作乐的帝国海军溃不成军，最终使大清帝国的海军从此萎靡不振。归根起来，还是平时的训练不够，也应了那句话：平时少流汗，战时多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