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雅玲
董寅初，中囯共產黨的忠誠朋友愛國僑領，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位著名僑務活動家，一位從安徽肥西三河走出去的著名人物，但是他的經歷、業績以及傳奇的故事家鄉人卻知之不多。
書香一脈，續續承承
董寅初，1915年9月20日黎明，誕生在安徽合肥三河鎮的一個書香門第。
董寅初的家在清末民初時可謂風光無限，有97間房屋，共5進。董寅初的祖父是大清國的一名赫赫戰將、《清史稿》爲其立傳的著名淮軍將領董履高。他官至提督，歷任貴州安義鎮總兵、直隸正定鎮總兵、江蘇淮揚鎮總兵、安徽壽春鎮總兵等。1884年他參加了中法諒山戰役，《清史稿》對其有較詳的記述，“十月（1884年11月），徙屯枚，與法軍血戰數晝夜，左足中炮幾斷，當軸遽易之，諒山遂陷。”試想，如果董履高不負重傷，不被當政者急忙撤換，那麽1884年的諒山戰役恐將是另一種版本，恐怕董履高的人生會更輝煌。由於他身負重傷，被迫離開戰場，直到一年多後炮傷才愈。1905年，董履高任壽春鎮總兵，適逢淮河發大水，壽春周圍一片汪洋，“城不沒者數尺，履高晨夜徼循，修補救護，城得無虞。”這位鎮台大人，在任上時勤勉效力，可謂鞠躬盡瘁。1906年冬天，在巡視泗州防營時墜馬，引發舊傷，而回故里療養。從此，這位叱吒風雲的愛國將領，告別了爲這奮戰40餘年的疆場。1908年，終於在故鄉老宅與世長辭。然而，他的愛國精神卻被其子孫們繼承下來，到董寅初時被進一步發揚光大。
東吳大學，留下成長的足迹
1928年秋，董寅初就讀于東吳大學附中（原蘇州桃塢中學），與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同班。據董寅初的老師、原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夢白老先生介紹說：董寅初從初中讀起，他的哥哥董叔照在讀高中，兄弟倆都熱愛體育運動，特別是田徑專案。董寅初跑一百公尺，董叔照跑四百公尺，都曾參加全國比賽，後來董寅初轉學走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掀起抗日熱潮，年僅16歲的董寅初也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他與同學們一首坐火車赴南京請願，雖然一到達南京就被軍警扣押，關押了2天後又被押回蘇州，可是董寅初沒有停止抗日行動，他們繼續罷課，被校方開除。不久，他轉學到上海繼續讀書。1934年夏考取上海交通大學實業管理系。他喜愛寫作，同時還擔任交大校刊的記者兼編輯，成爲他從事報業的肇始。“一·二九”學生運動時，上海大學積極回應，正在讀大二的董寅初顯露政治領導才能，他們組織全校內各院、系以及各班級的同學召開學生大會，推翻了由國民黨控制的學生自治會，成立救國會。救國會選出11人爲領導機構，其中3人爲執行主席，董寅初便是3個成員之一，成爲年輕的學生領袖。救國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聯合各大學向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請願抗日，聲援北平的學生運動。作爲聲援團的負責人，董寅初對這次活動作了精心策劃，他們午夜行動，于清晨到達江灣國民黨市政府，迫使吳鐵城接見學生代表。這次遊行成功地避開軍警的攔截，防止了流血衝突，從而在學生中樹立了威信，亦使董寅初在抗日的風暴和政治鬥爭中成熟起來。
投筆從戎，進行抗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董寅初在“孤島”上海繼續未完成的學業。1938年交大畢業，到香港參加《申報》的編輯工作，成爲報人。董寅初兄妹6人，大哥早夭；二哥董曉存，在老家主政。1938年，三河一帶盜匪風起，董家遭土匪洗劫，董曉存又驚又急，便一病不起，于當年病逝。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而他自己深陷“孤島”，妹妹隨母親撤到四川，在江津避難，從此一家人天各一方，訊息難通。當董寅初在香港《申報》從事新聞編輯工作時，國內的抗戰正處於激烈階段。他撰寫了大量的抗日報道，以報紙爲陣地，宣傳、鼓吹抗日，揭露日軍暴行，向海外僑胞宣傳國內抗戰情況，爭取海外援助。在此期間，特別是在編國際新聞時，董寅初還同香港當局鬥智鬥勇，巧妙地躲過了一次次嚴格的審查。因爲英國當時處於中立，在檢查新聞時有嚴格規定，凡有“敵”、“寇”等字樣的文章都不能用，於是他大膽地與當局玩起了捉迷藏，一忽兒用“日×”替代，一忽兒用以“××（空白）”來蒙混，以此對付嚴格的審查，順利地達到了宣傳抗日的目的。因而還受到“華僑旗幟”——陳嘉庚先生的賞識。
漂泊海外，身陷囹圄
1939年8月，董寅初從香港隻身來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此次他是應聘赴印尼《天聲日報》工作，隨後創辦《朝報》，任經理兼總編輯。不久又與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創辦《南洋商報》等報刊，在華僑中開展抗日救國宣傳，亦使自己成爲著名的報人。
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擴大。1942年3月1日，日軍在爪哇登陸，董寅初於3月3日離開巴達維亞，躲到茂場鄉下。5日，日軍佔據巴城，便大肆搜捕抗日力量。4月底，日軍沖進他的報館，逮捕7名員工，董寅初再次出逃，一路向東逃亡。在芝巴德附近與避難的張國基、李春鳴等人恰好相遇，董寅初便改名隱居下來。他們團結一致，成立中華僑團總會，董寅初任總幹事兼華僑治安總會主任。平靜了一段日子後，董寅初便與鄭介民留下的3人情報小組取得聯繫。鄭介民是當時重慶政府派駐太平洋軍總部代表，他在離開爪哇前，留下一些人員，主要是搜集日軍的軍事情報。而這些情報人員需要當地的華人華僑以及當地的抗日分子協助，所以，像董寅初這樣著名報人他們可是求之不得的。後來，董寅初在中爪哇與鄭介民的情報人員接頭，便開始了一系列的活動。主要工作是兩方面：第一是利用記者身份搜集日軍情況；第二是以僑民的名義，組織地方守夜隊，以保護僑民經濟安全爲名，組織武裝隊伍，回應聯軍反攻登陸。
不久，一件意外事情發生了。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2個年輕人在運送無線電發報機途中，被日軍發現，從而引起全爪哇的大搜捕。董寅初雖然逃往爪哇泗水一帶，卻未能躲過，於1942年12月23日被日軍憲兵逮捕。在審訊中，他公開的身份是新聞記者；面對兇殘的日寇，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氣節，始終沒有透露半點訊息。並且說組織守夜隊是爲了保護華僑安全。由於受到許多僑胞的掩護，有些人甚至是用生命的代價保護了他，所以董寅初的身份並沒有暴露。日軍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給他定了三個罪名：即是在報紙上發表抗日言論、逃避第一次逮捕、寫反日文章。結果判了7年徒刑。1945年，日本已宣佈投降，但是盤踞在爪哇的日軍仍將此消息封鎖。獄中的董寅初被難友們推爲代表，他與原巴達維亞市市長（荷蘭人）、印尼人校羅瑪3人與日軍談判。經過反復交涉，並據理力爭，日方不得不將關押的人分批放出。約在1945年8月底，董寅初最終獲得了自由。1947年，董寅初抱著實業救國的夢想，從印尼歸來，回到闊別10年的上海。
情系祖國，丹心一片
1947年，董寅初作爲“建源公司”在中國的代表，回到上海定居下來，任印尼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
建源公司，是由華人黃季信創辦的一家華僑企業，有一百多年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極大的發展，成爲印尼最大的一家企業，時任建源公司老闆的黃仲湧因經營爪哇糖而名揚海外，被譽爲“糖王”。1933年，建源公司分別在上海、廣東東莞投資舉辦的糖廠、酒精廠、橡膠廠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葬送了，有些完好的機器設備也被日本侵略者拆卸運回日本去了。董寅初此次回來，便是爲了恢復建源公司的産業，進一步發展民族工業。
然而，當時的中國還處於內戰時期，加之侵華日軍對中國的瘋狂掠奪和摧殘，國內沒有一處像樣的工業；到處是一片廢墟，一片慘景。面對內戰的祖國，面對破敗的工廠，他回國“振興實業”的美夢又一次破滅了。1949年，當祖國解放的禮炮響起的時候，他的許多親友又一再勸他出國，可是無法動搖他擁抱祖國的一片赤子之心。董寅初毅然決然地留下來，無怨無悔留下來爲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貢獻力量。
解放前，“建源公司”在上海創辦的中國酒精廠處癱瘓狀態；而解放不久，在政府的支援下，這個倒閉了18年的酒精廠，通過公私合營，自力更生，只用了一年時間的重建和籌備，便改爲溶劑廠，投産復工了，爲國家提供了第一批高級化學溶劑。當時反華勢力對我國實行禁運和經濟封鎖，許多物品不准運往大陸。一次香港海關的檢查人員在碼頭上發現一批溶劑産品，就在桶上畫上紅，標誌爲禁運物資。可是碼頭工人卻說，這是從上海來的船上卸下來的，是大陸生産的，是要轉運遠洋出口的。一番話讓那位檢查員大吃一驚，也著實讓那些搞封鎖的敵對勢力大吃一驚。
董寅初從1956年擔任上海市僑聯副主任起，幾十年來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他的赤子之心不變，接受党的領導的信念不改。董寅初先生始終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集中中國現代史以來的歷史事實而得出的千真萬確的結論。與日月同輝，使四海歸心，中囯共產黨無愧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以更大的熱情向海外朋友宣傳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號召“三胞”回祖國投資，主動做好外引內聯。特別是上海浦東的開發，更傾注了董老的大量心血。他不僅積極獻計獻策，而且引進了大量外資，受到江澤民總書記等党和國家領導人的敬重和關注。董寅初任中國致公黨主席期間，堅持以“僑”搭橋，10年間協助引進外資人民幣12.9億，港幣7.8億元，美元14.1億元。爲經濟建設和擴大對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黨，先後當選致公黨上海市委會主任委員、致公黨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並連任致公黨第九、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致公黨是1925年10月由華僑社團美洲致公黨發起成立的。在8年抗戰中與祖國共赴國難，發動和組織華僑青年回國抗日，有許多人參加了江東抗日遊擊隊和新四軍。它於1947年5月在香港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一致決定加入中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1949年，致公黨主席司徒美堂先生回國參加人民政協第一屆會議。致公黨是由歸僑、僑眷和有海外聯繫的中上層人士組成的一個參政黨，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部分。1997年11月，董老在致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舉爲名譽主席。董老在致公黨領導崗位上，關注著海外華人華僑的發展、變遷，並與港澳臺同胞廣泛聯繫，與臺灣的高層人物接觸，以促進祖國的統一，發展兩岸關係。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董老還抽時間學習政策，撰寫文章。其中《關於美國華僑華人演變和現狀的探討》和《關於加強海外華僑工作的探討》等論文，從縱橫兩個方面對僑務工作加以研究、探索，爲政府招商引資，制定政策，進行決策，提出了建設性的參考意見。
因爲心中裝著“兩個3000萬”，所以董老的朋友特別多；這其中不僅有他的親戚、同學，還有同鄉以及他在海外工作時期的同學、朋友。他與“電腦大王”王安（交大同學）、科學家楊振寧（老鄉）、田長霖（親家）、吳家瑋等保持著密切聯繫。董寅初深諳海外僑胞對國內建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一再告誡：“僑務的資源優勢在海外，主要工作物件也在海外，但工作的基礎在國內”。而且，他還在很多場合強調華僑有著光榮的愛國傳統，指出：“中國是一個僑民衆多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像中國如此衆多的海外僑民，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海外僑民這樣對祖國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向心力。這種向心力源于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這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民族情、文化根，是任何力量也割不斷的。”1993年3月17日的《光明日報》上他發表了題爲《完善僑法、爭取僑心、發揮僑勢》的文章。文章說道：“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幾千萬僑胞，是中國特有的寶貴財富，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得天獨厚的優勢。吸引外國投資，促進我國經濟建設，華僑是一支重要力量；發展外向型經濟，開拓國際市場，華僑同樣是一支重要力量。”這篇文章發表時，正是董老當選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時候，也算是他的就職演說吧！
廉潔自律，率先垂範
據董寅初的秘書介紹：董老非常廉潔，他家的電話費、汽車汽油費都由自己付，平時不參加宴會，除非特殊的工作需要。董老作爲國家領導人，卻一直住著自己的老房子。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對家裏的人要求也非常嚴格，特別是對家人管得很緊。在北京開會，他叫董太陪著，但是在與領導人談話時卻不讓董太在一旁。一次江總書記與董老談話，他對董太下令：“好了，你可以走了”，弄得董太很生氣。董老就是這樣一個人，原則性很強。幾十年來，他完全將自己奉獻給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早在上海市僑聯成立的時候，董寅初就捐款40萬元支援上海經濟恢復和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然而，董老卻時時刻刻爲國家節約著每一分錢；其中不要政府安排住房，便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其實，董寅初現所住的私房是一座老房子，大約有六七十年了。走進董寅初的居所，就像走進了一個普通市民家裏。但是，董老卻在這裏接待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其中，胡錦濤總書記來家中看望他的那副照片，挂在客廳的醒目位置。董老的居室面積不大，過道很窄，客廳裏放著兩張笨而陳舊的老式長沙發。室內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俱，沒在一件上檔次的擺設，只是牆的周圍挂著一些字畫，和那高高的花架上如瀑布般垂懸著的吊蘭，在訴說著這個家庭的高雅。紫紅色的茶几及寫字臺上放著大女兒董玲和小女兒董琪兩家人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到董老對遠在大洋彼岸的兒女們的牽挂。走進董寅初的家，唯一深刻的印象，便是這座兩層老式樓房，在大上海顯得矮小而落伍，更顯得普通而平凡。
溫馨家庭，一“家”兩制
董寅初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溫馨家庭，夫人楊雪馨女士，生於著名僑鄉廣東省新會市。出身於名門，其親友多在海外，以在美國爲甚。她形象端莊秀麗，談吐溫文爾雅，一口流利的英語，使你不得不折服她曾受到過良好的教育，還能彈得一手好鋼琴。他們於1959年在上海結婚，有兩個女兒。長女董玲，是哈佛大學的高才生，取得應用數學學士學位，在華爾街從事金融業。次女董琪，美國普甯金斯大學碩士畢業，電力工程師，育有一男一女，他的夫君是著名學者、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田長霖的公子。
但是，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與中國許多普通家庭相比較，卻有一點特殊，那就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是中美兩國的結合體。董寅初是中國人，而他的夫人及兩個女兒則都是美國籍。儘管董寅初有無數個理由可以申請加入美國籍，可他就是不願改變國籍，而且擲地有聲地說：“我是中國人！”他幾次拒絕美國在上海的領事館動員加入美國籍，也拒絕海外親友的勸說。不是董寅初不願融入美國上流社會，而是董老有顆中國心！
儘管，董寅初少小離家，但是他的籍貫忠實在刻印著他對故鄉的深情。
儘管，董寅初出身名門，但是他並不倚重先輩的庇蔭，也不依靠先輩打下的基業，而是承傳了將門的愛國家風，做一個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戰士，做一個有骨氣有氣節的中國人。董寅初最可寶貴的品格，就是用自己的熱血寫就自己的歷史。
說明：本文錄自《安徽統一戰線》雜誌2003年9期36—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