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 飞
1从合肥出城驱车向东，过了撮镇再折向南，仅需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巢湖岸畔的旅游胜地——中庙；如果从城里南淝河码头乘坐水上高速游轮，也只要45分钟即可到达。中庙又名“忠庙”、“圣妃庙”，坐落在距巢湖市48公里的巢湖北岸凤凰矶上，因位居巢县、合肥两城之中而得名。矶是一块红色砂砾岩半岛，突兀临湖，形如飞凤。庙始建于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相传三国时期，黎民陷于洪水浩劫之中，古巢州有一位老姥预知天机，登上凤凰矶拯救溺水者，后人便建庙以祀；到了唐代，又增加了祭祀传说中的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它在历史上几经毁坏，至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倡议，募捐重修，共建有前中后三殿，计70余间。前殿供神龛，琳琅满目；中殿为佛事活动场所；后殿为藏经阁，三层结构，庄重质朴。整个庙宇三面临水，楼台高峙，气势巍峨，登高可以远眺姥山，湖光山色，一览无余，所以又号称“湖天第一胜境”。不少文人墨客到此诗兴大发，如明代诗人储良材曾有诗赞道：“湖上高楼四面开，夕阳徙倚首重回。气吞吴楚千帆落，影动星河五夜来。”
文革后重新修葺完善的中庙，基本上保持了李鸿章时代的规模。然而，今天的游客可能不曾注意，就在中庙东侧约100米处，还有一座古朴典雅、保存仍算完好的清末古建筑，它坐北朝南，襟湖面山（姥山），气势恢宏，不同凡响。这，就是李鸿章在倡修中庙三年之后，为纪念淮军将士奏准清廷敕建的昭忠祠。
昭忠祠是清代才有的，根据《清史稿》卷八十七的记载，于雍正二年始建于京师。雍正帝在建祠上谕中说的很明白，就是要把“自太祖创业后”为捍卫大清江山捐躯的“将帅之臣、守土之官”以及偏裨士卒都供奉祭祀起来，以表彰他们的忠勤节烈，作为天下的楷模。清中叶嘉庆年间，由于招募团练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又下诏同意外省建立昭忠祠，纪念战死的将领弁勇。咸丰以后，湘淮军崛起，在他们战事经过的处所，也依样遍设昭忠祠，祭祀本军将士。这就是昭忠祠的由来。
2为了弄清巢湖淮军昭忠祠修建的原委，笔者从新编《李鸿章全集》里找到了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九日（1892年3月7日）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义上奏的《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原文，文中说：“据统领武毅等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等联名呈称：淮军剿办粤、捻以来，大小数百战，立功死绥诸将士迭荷恩褒。迨巨寇剿平，各军调办海防，修筑台垒，勤苦工操，遇有积劳亡故人员，咸蒙奏恤。凡在戎行，同深感奋。伏查江苏之苏州、无锡，湖北之武昌，直隶之保定，皆系淮勇立功地方，迭经奏奉敕建淮军昭忠祠，专祀剿平粤、捻阵亡伤故文武员弁及海防积劳病故人员各在案。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祠祀至今缺然。署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去岁治丧回里，与在籍江苏候补道李天钺及各绅士详议，拟援湖南湘乡县及洞庭君山湘军昭忠祠故事，在庐州府城东南之巢湖中庙空隙处所，创建淮军昭忠祠。所需公款，各军自行捐助，请奏明立案，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由此看来，巢湖的这所淮军昭忠祠，是继江苏（苏州、无锡）、湖北（武昌）、直隶（保定）、浙江（镇海）、台湾（凤山）、广西（镇南关）等地之后，最后在淮军发源的故乡兴建的。
李鸿章是一个很念旧也很讲乡情的人，这与他起家发迹的经历很有关系，常言道：一将功成万骨枯。1892年春，李鸿章刚刚度过了70岁虚龄，回首往事，他之所以能扶摇直上，就是因为手下有这支在当时号称天下劲旅的淮军，有一批患难相随的哥们弟兄。合肥有句土话：“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淮军各营，都是乡邻宗族组成的子弟兵，他们在连年的烽火征战中，付出了无数的血肉之躯，化成为李鸿章和淮军大将们顶戴花翎上深深的猩红色。当时还有一句俗话：“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这又何尝不是李鸿章对他的乡里子弟的一种补偿呢？
1892年春，又是淮军成军整整30周年的日子，所以他接到叶志超等人的联名禀帖，就立即上奏，并在奏折里深情地回顾了他和父亲李文安回乡办团练、以及与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刘秉璋、吴长庆等人一起创立淮军、转战各地的情形，向朝廷恳切申明：“淮军之起逾三十年，同时共存之人十不一二，而部曲将校递统其众，皆昔时百战相随之士，并能修明纪律，不坠军声。迄今拱卫畿疆，东至营、青，南迄闽、广，屹为海防得力之师。其留防江、鄂各军，虽经裁汰，犹称劲旅，历时虽久，士气不衰。庐州为各将士故乡，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捍卫之绩；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长往不返，岁时霜露，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堂，而本郡独无，惧无以称朝廷褒恤忠勤之至意。”要求朝廷能照湘军旧例，准予在巢湖岸畔建立淮军昭忠祠。奏折递上后没几天，很快就接到上谕：“著照所请，礼部知道。钦此。”李鸿章随即向安徽巡抚沈秉成发去咨文，请他多加关照。
3为什么选在中庙附近建祠，说来也有一段故事，因为这里就是当初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故的地方。根据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异辞录》的记述：“李翁体肥，会当夏令，辄痛饮，且露宿于外，无疾而终。”也就是说他率领团练转战到了中庙，因为好酒贪杯，暴饮而亡，时间是在咸丰五年五月五月二十三日。此时李鸿章正率领本部团练在巢县东关一带随清军副都统忠泰与太平军鏖战，接到讣告，急忙回来奔丧。他走后不久，巢湖清军就被太平军打得全军覆没，李鸿章算是拣回了一条命。颇为相信风水之术的李鸿章，认为中庙是他能够起死回生的吉地。所以他在捐资修建中庙以后，就一直想在附近为其父盖一所祠堂。安徽巡抚沈秉成，当然知道李鸿章的心意，接到李鸿章的关于修建淮军昭忠祠的咨文后，立即顺水推舟，也向朝廷上奏，说合肥、巢湖两县士民至今感念李文安保卫乡里的业绩，请求在中庙附近敕建一所纪念专祠，并将其“宦绩战功，宣付史馆立传。”奏上，同样为谕旨照准，这就大大讨好了李鸿章一把。因此，同时动工兴建的，实际上是两座祠堂：淮军昭忠祠和紧紧毗连其东面的李文安公祠（简称“李公祠”）。今天，昭忠祠旧貌依存，而李公祠则只剩下一隅断垣残壁了。
当时实际负责监造的有两人：李天钺和卫汝成。卫汝成是卫汝贵的亲弟，盛军记名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副军级），当时和哥哥一起在家守丧，他负责昭忠祠和李公祠的勘察和营建。李天钺原名李经楞，拔贡出身，是李鹤章的长子，也即李鸿章的亲侄，负责管理帐目。但他好像并不善于理财，因他同时监管庐阳书院的经费，把这几处的帐目弄得一塌糊涂，其本人也很快于当年12月13日病故了。这时正好李经方已从驻日公使任上卸任回国，受父命回乡在夏小影建墓园，安排嗣母赵小莲（已于当年7月病故）的营葬事宜，李鸿章便命他一并接管昭忠祠和李公祠的建造。从李鸿章写给李经方的家书里我们可以知道，由于祠堂横梁需用的巨型楠木需要从南方闽、赣等地采购，所以一直延迟到1893年春天以后，等木料备齐了，才正式动工建造。但建设的速度很快，到1894年的5—6月间，这两座祠堂——昭忠祠和李公祠，就先后落成了。
巢湖淮军昭忠祠所以能够较快建成，与退休在籍和分防各地的淮军将弁踊跃捐输有很大关系。以退休在家养病的前台湾巡抚刘铭传为例，他是当时乡里地位最高、威望最崇的淮系大员了，不但自己捐出了数百两银子，还亲笔撰写了两幅楹联。
第一联：
“升高以望东关，情随事迁，百战江淮如昨日；
积厚仍归南岳，才为世出，再生申甫更何年？”
这是回忆淮军诸将领起自草茅的往事，情景交融，情真意切。
第二联：
“九州祠宇相望，魂魄有知，百岁犹思故乡乐；
万古湖山不改，风云所聚，群灵疑拥怒涛来。”
这是联想到四海为家、为了捍卫国防捐躯的淮军将士，希望这些先烈的魂魄千里回乡安息。读来催人泪下，更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4昭忠祠建成以后，理应有一块碑记，谁来写这块碑记呢？甲午年已经远非壬辰年，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自己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来做这篇文章，于是便请家庭教师范当世（南通名士、教授李经迈和和李经述，当代著名画家范曾的曾祖父）向前任幕僚、时任莲池书院山长的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致意，希望他能完成这篇压轴之作。吴汝纶果然不负所托，以出众的文采和史家的慧眼，于六月间抱病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1800余字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现存于新编《吴汝纶全集》）。
淮军成军三十年来，大小数百战，是不是要把这些烽火扰攘中金戈铁马的“战功”详细记录下来，在李鸿章的内心也许就是这么想的，但吴汝纶却没有这么做。他知道，到这时为止，淮军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吴”、“剿捻”、中法战争；前两次都是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光彩，只有中法战争算是和入侵的法国打了个平手。而眼下，中日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关于淮军腐败、不堪一击的传言正在飞短流长……。如何评价这支从1870年代起就成为国家海疆防卫重镇的军队？如何让国人认识到军队近代化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吴汝纶在这篇《碑记》里，用浓墨重彩所渲染的，正是这点。
他在开篇即说：“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招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这是第一变。接着他又说：“……曾文正公起湘乡，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这是第二变。在叙述了淮军和湘军“水源木本”的渊源关系，以及湘消淮长、淮军最后取代湘军成为近代国防军主力的历程后，他又敏锐地指出：“始相国（指李鸿章）起湘军中，所用皆湘军法制。即至上海，见外国兵械精整过吾军远甚，于是尽弃湘军旧械不用，用外国器法勒习军，军成不留，行百战而士气常振奋者，以器利而伤亡者少也。盖兵制至是又一变矣，变未有已也。”最后的一句最为点题。充分说明了淮军在中国军事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至于淮军在当时国防事业中所处的重要性，吴汝纶也有精辟的论述：“及相国移督直隶，治兵北海，淮军屹为中国重镇，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国，相国辄分遣淮军应之。刘公铭传率之至秦陇征叛回，沈文肃公葆桢又与刘公先后率之渡海至台湾御倭、御法兰西，潘公鼎新率之出广西关外战法人于越南，张靖达公树声兄弟率之北戎山西边徼、南防海粤东，吴武壮公长庆率之东过渤海定朝鲜内乱，今湖南吴中丞大澂率之北略吉林、黑龙江，周刚敏公盛波、武壮公盛传兄弟更迭随相国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间遣偏师平朝阳之盗；淮军旗鼓，独行中国垂卅年。”
淮军的不朽就在于它曾经长时期地充当近代国防的主力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吴汝纶认为：“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终穷，而大要归于去所不胜以从所胜。”而淮军正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包括引进军事器械和改进训练方法等方面孜孜不倦，始终保持常变常新，才使它在当时国内诸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顽固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淮军的装备近代化在当时又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使得他对即将来临的大战忧心忡忡。所以在《碑记》的篇末，他特别点出全篇的主题是：“汝纶则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俾后之谋国是者有考焉。”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历史定位，使得淮军昭忠祠和这篇《碑记》一样，成为值得留存和弘扬的历史文化遗产。说来也巧，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指挥的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武昌的淮军昭忠祠，也许他就是在与袁世凯北洋军激战的空隙，了解到昭忠祠的原委。所以在革命成功后不久，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初五日（1912年2月22日），他就以陆军部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将各省的湘淮军昭忠祠改为大汉忠烈祠，以纪念在那个屈辱—抗争的年代，为保卫祖国与帝国主义列强浴血奋战而牺牲的先烈。
目前，巢湖市的旅游、文化部门，正在投入巨资，抓紧修复淮军昭忠祠，预计明年5月1日可以向游人开放。修复后的昭忠祠，其陈列内容应该以纪念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等历次对外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以及在长期的守卫国防时期具有杰出贡献的淮军将士为主体，并展示出淮军各支军队的阵容以及整个淮军发展的简要历史，这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和展现江淮大地厚重的淮军文化遗产；同时，它还可以和巢湖中庙、姥山以及合肥市正在规划开发中的四顶山风景区连为一体，为合肥、巢湖的环湖滨旅游圈又增添一道亮丽的景观。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巢湖市修复淮军昭忠祠工程指挥部学术顾问）
附照片四张：1、直隶总督李鸿章；2、吴汝纶先生；3、巢湖淮军昭忠祠原貌；4、正在修复中的昭忠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