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飞

[摘要：安徽省省会合肥正在加速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城市的快速拓展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但一座城市真正要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合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在它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包容与开放、务实而趋新的城市品格特征。在新一轮的城市大拓展中，它的文化纵深应该向环巢湖流域拓展，因为从文明初曙和历史传承来看，古庐州和古巢州原为一体。本文综合历史、考古、地缘、民俗、人文等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证，提出“环巢湖文化圈”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合六巢省会经济圈的地域区划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它在安徽文化史上的地位丝毫不比已经被确认的淮河、皖江、新安江三个文化圈逊色。对环巢湖文化圈的研究，有助于为合肥——这座正在大步走向滨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大都市的文化底蕴增添浓墨重彩。]

关键词：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城市品格文化建设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安徽省的省会合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向现代化大都市发展，从“141布局”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到制定合、六、巢经济一体化的省会经济圈规划；从跨出“环城”、走向“滨湖”，进而通江达海、融入“长三角”……。通过大拆违、大建设、大发展，一座标志“中部崛起”这一时代强势潮流的现代化大城市，正在初步显现出她靓丽而迷人的娇姿。她应该是一座集经济实力、科教活力、人文魅力于一体、最能体现江淮儿女勤劳智慧奋勇拼搏成就、其成果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钟灵毓秀、生态和谐的幸福家园。

城市的快速拓展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但一座城市真正要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品位、城市风貌、城市情调等，既有建设者主观不懈的努力铸造，更有对该城市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这种传承和发扬，往往需要几代甚至数十代人薪尽火传连绵不绝的努力，才得以延续和光大，巴黎、伦敦、东京、上海、威尼斯、马德里……，古今中外的历史名城和大都会莫不如此。

那么，我们正在建设的这样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又何以寻找和发掘有助于影响其城市品格形成的文化底蕴的内涵和外延呢？

  一、古城合肥，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包容与开放、务实而趋新的城市品格特征，是我们得以传承和发扬的珍贵文化遗产。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稍后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也重复了这一记载，并加重语气说：“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可见，合肥最初的形象是作为一个水运中转的商业贸易中心出现的。然而，正是由于地处江淮分水岭和南北水陆要冲的重要战略位置，合肥又被称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在封建王朝群雄割据、南北争霸的格局中，军事的意义很快超越了经济的意义。历史上，合肥城的城址经历过四次迁徙、建设：第一次，公元201年，东汉新任扬州刺史刘馥只身来此赴任，“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收抚流亡，设立屯田，城址在今城北“古城郢”一带（即所谓“汉城”，今已无存），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十分看重这里，将扬州和九江郡治所一并迁徙于此，用以对抗东吴；第二次，魏国大将满宠于公元233年受命在今城西北三十岗鸡鸣山麓建造的“三国新城”（至今遗址尚存），到西晋被拆毁，恢复“汉城”；第三次，公元618年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唐开国元勋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即尉迟恭）来此，认为汉城地势低洼，另选东南处的高地建起“金斗城”（其标志性建筑即是旧庐阳八景中的“镇淮角韵”——镇淮楼亦即鼓楼）；第四次，公元1169年，镇守这里的南宋淮南西路元帅郭振，出于进一步防守北面边陲的考虑，将金斗城南半部切出城外，主城池的位置大幅度北移，形成比金斗城大几倍的“斗梁城”元、明、清历朝对此不断加固，直至民国，大致就是今天原环城公园圈（沿旧城墙基址所建）内的规模。

    在这样一座兵家必争的城池里，首先演绎的，是金戈铁马和鼓角争鸣，三国魏吴争雄，曹孟德大战孙仲谋，张辽威镇逍遥津，教弩松荫、藏舟草色、斛兵塘、笛筝浦、回龙桥、飞骑桥……，均是这一段战争历史的见证；明末张献忠三打庐州府，清末太平军两克庐州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与国共两党的抗日武装在合肥周边地区犬牙交错、反复争夺，直到解放大军挺进瑶岗建立渡江战役指挥部，也都证明了这座军事重镇不同凡响的战略地位。

与金戈铁马相对应，这座城市又充满着侠骨柔情和诗情画意。还是那位曹孟德，在大战前夕为了鼓舞士气，居然携伎带酒来到金斗河上，一时间筝笛齐鸣、歌舞助兴，不料乐极生悲，忽被一阵狂风吹覆座船，曹操为部下救起，但那几名美丽的歌伎则都葬身水底，从此“渔人常夜闻筝笛声及香气氤氲”，该地因名笛筝浦。北宋名臣包拯，虽然稍逊文采，但他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是民间千载传颂的“包青天”，至今犹存的《包氏家训》，清廉家风，可谓一字千钧。家乡父老口碑流传：“铁面无丝（私）包河藕”，“箭杆黄鳝马蹄鳖”。前者借以比喻包公一生正直无私，后者称道他在乡为官，为了减少朝廷对家乡特产贡品（黄鳝、鳖）的摊派，故意用不足分量者搪塞，其关注民生疾苦的形象跃然而出。包公祠、包公墓、香花墩包拯少年读书处、廉泉、清风阁……，包河之畔，处处流露出合肥百姓对这位乡先贤的思慕。到了南宋，又有一位文情并茂的大诗人姜夔（号白石）流寓合肥，与两位擅操琴筝的柳氏姐妹产生爱慕之情，并为合肥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我家住在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姜白石所爱恋的，何止是柳氏姐妹，他所要感恩和歌咏的，正是合肥人的热情、好客和包容，使这位在战乱频仍中浪迹天涯的游子有了依附感和归宿感。再后来，到了刀兵鼎革的明清易代之际，号称江左三大家的著名诗人、合肥文士龚鼎孳以千金娶回秦淮名妓顾媚，琴瑟唱和。作为明末遗臣，龚鼎孳一生“降闯”，“投清”，在气节上很有争议，但他与顾媚之间却十分恩爱。龚鼎孳自号稻香老农，今天的稻香楼就是他当初为顾媚所修筑的爱巢，他还为顾媚在清廷争得“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典。自古红颜多薄命，在“秦淮八艳”中，“横波夫人”顾媚是唯一获得善终的。这，恐怕也可归因于合肥人的包容和开放吧。

包容与开放，是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所赋予合肥的两项重要而鲜明的城市品格特征。它的成因在于，合肥居民本身就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组成的。查考明清以来合肥兴起的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谱，如龚鼎孳、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周盛传、唐定奎、段祺瑞等家族，几乎无一例外都注明他们的祖先是由明代来自江西鄱阳湖畔瓦家坝，再远一点的，还有隋唐以降从山西洪洞老槐树迁徙过来的，如王氏、蒯氏等。历史上这一片土地属于所谓“四战之地”，战争对于人口流失造成极大的影响，因而历朝历代都不断有各个地域的外来移民进入，地缘上的南北交汇和东西会通，使得各类外来人口逐渐学会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远源通婚的优势，也使得人口的质量显著提高，地灵人杰不再是一句空话，纵观近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洋务集团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集团人才群体的涌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合肥城只有五万人口，它经历了五十年代从华东、华北和东北大规模引进工业企业和建设人才，七、八十年代三线厂（包括部队和高科技院校、研究机构）内迁和知青回城，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引进高科技创业人才等三次大的移民浪潮，加上城市区划的调整，形成现在的规模。以人均受教育水平和科技含量而言，合肥在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这也是合肥被列入全国首个科技创新试点城市的理由。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合肥越来越迅速地摆脱地域观念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合肥人，尽管有自己的方言土语（“老母鸡”话可以说土得掉渣）和生活习俗，但他们重乡情而不排外，热情好客，善于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他们聪慧、肯干、能吃苦，也会算计、有些小九九，但他们对于外来的先进、高端事物，是抱着欣赏、务实的态度去学习和接受，并努力为己所用的。换句话说，合肥人很会赶时髦、跟潮流，善于得风气之先。近代以来，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段祺瑞直至杨振宁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就是其中的代表者；而“80后”的合肥人，已经基本抹去了土著和外来者的差别，正在凭借手中掌握的高科技手段，创造产学研一体化的辉煌成就。因此，务实和趋新，构成了合肥城市品格的另外两项重要特征。综而言之，人口素质高，各群体和谐共存，是合肥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不可或缺的优越条件。同样，包容与开放、务实与趋新，这些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城市品格特征，是我们今天得以传承和发扬的珍贵文化遗产。

  二、从历史传承来看，合肥文化的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加强对这个文化圈的整体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梳理和整合我省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

合肥起源与水有关，合肥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水。

合肥地名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都与流经这座城市的母亲河——淝河（古称肥水）有关，古代的肥水共有四条，北肥河与西肥河远在淮北，而南肥河与东肥河则在这里交汇。根据北魏地理名家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述：夏水暴涨，“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东淝河），故曰合肥”。他并注明施、肥二水流向：肥水至肥口入淮水，施水于施口注巢湖。后人经过详细勘察，进一步指明：淝水出鸡鸣山，北流二十里分而为二，其一东南流（南淝河），经过城市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东淝河）二百里，出寿春入淮河。至于“肥”的来历，《尔雅·释水》解释：“归异出同曰肥”。二水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为二，故曰合肥。

实际上，古代流经合肥地区的，远不止这两条淝河，至少还有长江水系的丰乐河、派河、滁河、蒋口河，淮河水系的窑河、史河等，或奔涌而过，或蜿蜒曲折，形成“八水绕合肥”的绝美奇观；就城内而言，金斗河、九狮河、包河、西濠、北濠、二里河，处处曲水流觞、清波横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地理科学称之为“湿地”的宝贵生态资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冲”那个“洼”（大一点的还有“津”和“浦”）的地名村名，就是湿地地带的痕迹。

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气。远古的人们逐水而居、毗水为邻，与水抗争、籍水生息。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把古代的治水工程比喻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公共工程”。中国古代文明初曙的第一代帝王——夏禹，就是一位治水成功的英雄，他“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根据最近的考古发掘证实，禹会诸侯的地方，就在今天蚌埠市怀远县涡、淮两河交界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而他的不肖子孙、夏王朝末代帝王——夏桀，兵败奔逃，死于南巢，因而在离合肥不远的巢湖之滨，留下了一处名叫“放王岗”的遗迹。经过安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现已勘明安徽的夏文化遗存大致分布在三个水网地区：江淮地区西北部淮河水系区、东南部巢湖水系区、西南部皖河—菜籽湖水系区，而我们合肥—庐州所在的巢湖水系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如果再向前推，和县龙潭洞猿人化石，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以后目前保留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化石；邻近的巢县岱山乡银山村也发现了智人化石，这些足堪说明：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我们先民生存、繁衍的沃壤。

十二年前，在筹备创立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过程中，已故欧远方老会长曾经两上淮北、三下皖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于1995年7月写出《弘扬皖文化遗产》这样一篇对于安徽文化特质和表象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中雄辩地提出：安徽文化也即是皖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点，自北向南形成了淮河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三大文化圈，各具特色，影响深远，是中华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弟子，我曾经有幸多次随同欧老参与实地考察和文稿修订，亲眼目睹他在治学过程中虚怀若谷、多方求教的严谨态度，如写到淮河文化，他曾经向安徽大学的钱耕森教授、蚌埠书画院的杨士林院长请教道家文化和涡、淮文化的有关问题；而“皖江文化”这一概念，也是他听取了著名作家韩翰先生的意见，从“桐城文化”修改、拓展而来的。后来，根据三个文化圈的概念，我们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安徽有线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八集电视专题片《皖赋》，播出后取得很大的社会反响。目前，“三条水系带出三大块文化”的观念已经为我省社科、文化界和党政领导层普遍认同，省社科联也正在按照三个文化圈的理念逐年安排召开学术研讨会，不断深化研究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然而，就这三个文化圈的理念而言，还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地涵盖或界定安徽的全部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理论或理念的形成和完善，都需要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研究的深入、学术视野的拓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比如，我本人在从事近代淮军、淮系集团研究时，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淮军初建，无疑是一支地域性、宗族性都很强的武装力量，其首领李鸿章虽然是合肥人，但他在家乡招募的骨干队伍，却并非仅限于合肥籍。除了向湘军借调者外，最初的骨干将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等是合肥西乡（邻近六安）的团练头目，而潘鼎新、吴长庆（包括稍后的刘秉璋）等都是庐江籍，张遇春是巢县籍，程学启出生于舒、桐交界处，其兵源更是遍及合、六、巢地区。这是因为，合肥在清代已经是安徽省庐州府[1]的府治，李鸿章早年回乡办团练，就是在以庐州府为中心的庐、巢、和、含一带作战，所以应招而来的，即是他在这一带的旧部、门生和乡邻。这也说明，这样一个近代实力强大的武装集团的诞生，就其地域性而言，早已突破了狭隘的合肥概念，实际属于环巢湖地域范畴了。这群人包括他们的门生、子弟、部将、幕僚，在登上历史舞台后，接受了当时相对先进的洋务思想并付诸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它名曰淮军（或淮系集团），但它既不属于淮河文化的范畴，也不是完全皖江文化的产物。稍后兴起的北洋皖系集团，其成员结构也有类似问题，甚至更为宽泛。因此，从历史传承来看，合肥文化的外延即是环巢湖文化。它们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

我们还可以回溯到文明的源头来看，既然人类文明的发端与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块广袤而又古老的安徽大地，除了横贯境内的三条大河——淮河、长江和新安江之外，距我们近在咫尺又与我们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它在安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如何的呢？经过我们初步调查摸底，答案是肯定的，也是令人惊喜的。

为此，我们在这里郑重提出“环巢湖文化圈”的概念，并列举出以下数条理由，敬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环巢湖”的地域范畴，如果按照自然水系来划分，它应该泛指整个巢湖流域；如果按照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合肥市、巢湖市两个市全部和六安市一部（老市区及舒城县），约相当于清代安徽行省[2]治下的庐州府（府治合肥，领合肥、庐江、巢县、舒城四县和无为州）、六安直隶州本州（不含霍山、英山）、和州直隶州（领含山县）的范围。这样一个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区划，与目前经济地理上合、六、巢省会经济圈的区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并有着以下几点鲜明的特色：

（一）就上古文明的考古发掘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和县龙潭洞猿人遗址、巢县银山智人遗址和放王岗遗址，还有位于含山县境内距今约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凌家滩（经过先后五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发现），位于六安城东、被孔子尊为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堪称中华法制鼻祖的皋陶墓，以及肥西县大墩子、含山县大城墩、孙家岗、肥东县吴大墩等多处商周以淮夷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这些星罗棋布的遗址和数量可观的出土文物，说明巢湖流域无容争辩地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地位丝毫不比已被学术界认可的淮河流域和皖江、新安江流域逊色。

（二）西周晚期，巢湖流域和安徽境内其他地区一样，方国林立，有皋陶之后裔受封的六国、位于舒城的群舒诸国、位于舒城庐江间的宗国、位于合肥附近的庐子国、位于巢湖之滨的巢国，它们地望毗连、唇齿相依，为今天留下了许多一脉相连的地名痕迹。到了春秋战国的大国争霸时期，这里号称“吴头楚尾”，从合肥往北七十公里左右，就是楚国晚期的都城寿春，而往东南不到一百公里，出了含山境内的昭关，就是吴国的地界了。历史上“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这里是典型的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相汇交融的地方，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传承，都开始具有不东不西、承东启西的特征，并相沿而形成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习俗传统。

（三）就地理学本身而言，古庐州和古巢州在地质构造上同属于“淮阳古陆”板块，东亚大陆最大的郯庐断裂带（按即从山东郯城到庐江的地震断裂带）横贯其中。古代文献记载中“庐子国”和“巢伯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合的，从两汉到魏晋，一直有“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并演化为民间戏剧；2001年巢湖唐家嘴水下汉城遗址的发现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这一传说，表达了人类对不可预期的灾难突降感到恐惧，在一定程度上阻缓了庐州百姓向巢湖开发的步伐。

（四）就物产物种、民风民俗而言，庐巢地区乃至六安东部，有相当大部分是相同的。就方言语音而言，庐、巢两地较为接近，而六安则与淮河流域的淮南、寿县相接近，并且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方言剧种——庐剧，拥有一千多万观众。从整体上看，这一块地区的民俗方言等，与淮河沿岸的淮南、蚌埠、凤阳，与皖江之畔的安庆、桐城等地，确实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

（五）自秦汉以降直至明清，环巢湖地区同样也是人才辈出，并且由于历史、地理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特点。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楚汉相争的著名军事谋略家范增、九江王英布、三国名将周瑜、元末被封为“两公两侯”的巢湖水师大将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直到近代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兄弟、刘秉璋、潘鼎新、吴长庆、聂士成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民国时期著名的巢县国共三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等，都出生于此，真可谓将星璀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巢湖的地缘因素，水师名将成为一大特色，如周瑜、俞、廖父子兄弟、丁汝昌等。这里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之所，历代贤人高士层出不穷，上古高人许由、巢父在卧牛山隐居，留下洗耳池；周灵王太子乔在紫薇山修道，留下王乔洞；欧冶子入冶父山铸剑，该山因人而名；西汉文翁入蜀办学、百世流芳；东汉大科学家王蕃制浑天仪，撰《浑天图记》、《浑天象注》，为天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异人左慈，实际是一位大魔术家；魏晋时期庐江何氏一门学者辈出、名重一时，私家著史，成效斐然。这里诞生出《孔雀东南飞》的凄美哀婉，也有过张籍、张孝祥的悲悯与愤世。唐宋文化大繁荣时期，这里的名山胜迹曾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米芾的《宝晋斋》、杜牧、李清照的乌江霸王祠诗咏等等。到了近代，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又产生出一大批具有近代意识和近代眼光的知识分子：合肥三怪（王尚辰、徐子苓、朱景昭）及其诗文、蒯德模、蒯德标、蒯光典兄弟父子及其《蒯氏四种》、吴保初、刘体仁、吴旸谷、倪映典、朱蕴山……。上面所举，均只是荦荦大者，难免挂一漏万，但已经是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如果细加梳理，一定还会有更大的收获和发现。

  三、几点呼吁和建议

在列出了上面所举的历史、考古、地缘、民俗、人文等多方面的因素后，我们有理由认为，环巢湖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或曰文化板块、文化带，是可以成立的。在目前，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系统地、全方位地、多线条地开展对环巢湖文化圈的深入研究。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有经济圈、经济带的拓展，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纵深拓展。而环巢湖文化圈，就是合肥建设省会城市最好、最适宜的文化拓展带，资源丰厚、品质优良，取之有度，用之不竭。特别是在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建设大都市的同时，加强大文化的建设，实现经济和文化整体上的良性互动，将会对省会都市未来健康、平衡的发展产生极为有利的作用和影响。为此，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建设大都市、制定省会城市经济圈规划的同时，加强大文化的建设，由省领导及有关部门牵头，会同合肥、六安、巢湖三市有关部门，制定环巢湖文化圈的研究规划，进一步梳理打造环巢湖文化圈，实现经济和文化整体上的良性互动，表里相依，同步发展。将会对省会都市未来健康、平衡的发展产生极为有利的作用和影响。

（二）对环巢湖文化圈的研究，应该高起点、多学科、全方位。具体而言，就是要凝聚和集中历史、地理、考古、文化、民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项目课题组协同攻关，做出包括文献发掘整理、系列调研报告和学术研究专著、创作文学与影视剧、影视专题片等批量成果，力求做到科研和应用同步；其成果发表和宣传需要新闻媒体和出版部门的介入和大力支持。所需科研启动经费请省财政核拨，相关配套经费请各有关市、县予以支持。

（三）环巢湖文化圈研究，就应用的层面看，还有助于推动相关市、县文化产业和旅游餐饮业的发展。因此需要请各市相关部门如文广新局、旅游局等的共同参与。

合肥正在大步走向滨湖时代，让我们梳理、打造好环巢湖文化圈，为增强省会城市文化底蕴、提升省会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辐射力而努力。

[1]合肥在南朝梁武帝时改为合州，隋文帝杨坚改合州为庐州，其名称来源大约与西周时期在一代是古庐子国所在有关。

[2]安徽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正式建省，以前无独立省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