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集团势力的崛起与晚清政治格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随着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镇压，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大动荡逐渐趋于平缓；在对外关系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清朝统治者开始主动作出妥协，实行“羁縻政策”，而列强也适时调整了对华政策，出现了暂时的“中外相安”局面。

在这样一种总形势下，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或曰统治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清王朝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中央专制集权体制已经虚弱不堪，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趁势而起的汉族地主绅士军功集团，则不断膨胀壮大，并逐步把持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形成一个个地方实力派派系集团，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决策；另一方面，面对外患日亟、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头脑的人，痛定思痛，加以应对，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而掀起了晚清洋务——近代化的第一次浪潮，这就是近代史上习称的洋务运动、或者叫自强运动。

主持和推动这个运动的，在清王朝中枢机构有以奕訢、文祥为首的中央集团，在地方上有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一般称之为近代五大洋务集团。反对这场运动的，有以倭仁、徐桐为代表顽固派集团。游移在传统与近代、洋务与保守之间，意见参差不齐的，有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清流和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清流集团。在此稍后接踵而起的，又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革集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等。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社会集团与派别力量的扭结组合，它们和皇权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争斗制衡、升沉起伏，构成了晚清统治层面的基本政治格局。

近代集团政治的涌现，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产物。正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对立，使得中国社会迅速分化出一个个利益目标各不相同的阶层和群体，为各种大规模政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对于这些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斗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政治集团来说，依据首领人物的权力地位从事和开展各种活动，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攫取和巩固权力，是晚清集团政治运作中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必然要带着从传统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朋党之争的抹煞不去的痕迹。另一方面，攫取权力毕竟只是维护集团生存发展的一种手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目标，都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潮流中产生。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苦难屈辱的现实环境中，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中心任务。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即便是统治阶级中最为保守的集团，也会喊出自强应变、御侮图强的口号，更何况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系集团，本身就是在内战的硝烟中，怀着挽狂澜于既倒、以匡复天下为己任的目标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些领袖人物，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都多少想要有一番革故鼎新的作为。因此，追逐权力又不满足于权力，而是在权力的基础上提出较为明晰的政治要求和变革社会的行动纲领，这是近代集团政治区别于传统朋党政治的一大特征。

近代集团政治同时还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产物。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新与旧、中与西、进步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交织在其中。围绕要不要在中国实行近代化、以及如何迅速有效地实行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潮迭起，派别林立。某些利益要求和思想见解相同的人聚合成一个个群体，侈谈时务，议论朝政，他们奉一个或数个有权力地位、有社会影响的人物作为本群体的首领，并且在权势所及的范围内按照本群体的政见进行局部的变动或改革，这就是近代集团政治的雏形。与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这些集团的成员间除了利益一致和思想观念上的认同感以外，缺乏严密的组织程序和严格的制度规范；其群体的凝聚力主要视领袖人物权势的涨落而增强或削弱；对成员的进出离合，也没有过多的约束。从此不难看出，近代的政治集团本身，就是由中国传统政治向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过渡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出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

但是，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毕竟和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里，曾经把太平天国战后的政局称之为“督抚专政”。理由是，晚清湘淮军创立的一代新军制，其基本特点就是“兵为将有”，由于拥有战功的湘淮军将帅在战后纷纷出任总督、巡抚，“于是他们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的大政，便造成了咸、同以后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当时的政局是否督抚专政，还可以另作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清王朝在清初历经康雍乾三朝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中枢议政和决策体制，在此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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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先来简略地考察一下清初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怎样建立和演化的。

清初中枢机构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它起源于满族（女真族）早期氏族制度的残余，根据《满文原档》的记载：乙卯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十一月，“为了审理国家的事情，选出了正直贤良的大臣八员。次又选出审事官四十人，（十八个审判官）。不许吃酒肴，不贪金银，以事情的是非公正的判断。五日一次，集合诸贝勒大臣于衙门，（对天焚香叩首）使他们相议。把事情公事的审判，定为常规。”这些贝勒大臣，均是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亲信，加上不吃酒、不贪金银的四十名审事官，共同组成一个处理本部族内部民刑事务的会审决议机构。到了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更明颁《汗谕》，确定由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亦即统领八旗的旗主），共议国政。次年正月，又设大臣八人为副，以观察八位和硕贝勒是否公正，并令参与筹划国事成败，审阅政令得失。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由来。皇太极时期，这一会议制度有所变化，他先在每旗主旗贝勒之下设总管旗务的大臣一员，称固山额真，与诸贝勒同坐参与议政；接着于崇德改元后，重新大量封赐宗亲爵位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不等，把一些爵位较低的贝子也吸收进议政会；后又以“向来议政大臣（指每旗固山额真）或出兵或在家，有事咨商人员甚少”为由，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大大降低了主旗亲王贝勒在议政中的支配作用。

清入关之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曾经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国家大政如军事方略、政府建置、典章法规、民族关系等均能发表决定性的意见，“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随着政局的稳定，同时也是为了更多发挥汉大臣的作用，康熙帝开始着手抑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他借一些宗亲贵族病故或因罪削爵，罢免了一些亲王贝勒参与议政的资格，接着又命令一部分亲王、贝勒府长史、闲散议政大臣退出议政会议，同时还将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小，大体只限于八旗王公大臣的爵位袭承和斥革，旗民生计、皇家婚丧礼仪等一般性事务，间或涉及一些有关边疆事宜和重大军务。到了雍正帝，更是事必躬亲，加上他自己的政敌当中，有不少就是康熙朝晚期的议政大臣，而他设立军机处的用意，就是为了加强皇权，所以在雍正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即已名存实亡。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高宗弘历下谕道：“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以议政空衔着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无庸奏议。”宣告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寿终正寝。

军机处的设置，是雍正皇帝的创举。它不但终结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使命，而且也极大地削弱和分割了另一个中枢机构——内阁的权力。内阁制度产生于明代，清承明制并加以改进。内阁的首领称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加殿阁兼衔，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是副职，从一品；其下还有内阁学士，均兼侍郎衔，从二品。乾隆十三年（1748年）确定大学士名额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至二员，学士满六汉四，并重新调整殿阁兼衔为：保和、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体仁、东阁三阁，合称三殿三阁。内阁的职掌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也可以概括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寮。”所谓“赞理机务”就在于它能够“掌议天下之政”。具体来说，凡是皇帝下达的诏令，都由它草拟和颁发；各属官员奏事的本章，都由它进呈，并且还为皇帝代拟批旨。所谓“表率百寮”，就是它在国家重大典礼时，能统率文武百官行事。

从上述职能来看，内阁乃是协助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最高中枢机构。所以在清代以及后人中，许多人把它比之为前代的中书省，把内阁的首领大学士比之为宰相。正因为能够代替皇帝草诏票签，并且还可以利用进呈、讨论折本的机会，与皇帝商讨政事，所以这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特权。在康熙初年，由于八旗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在把持一部分权力，“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玄烨转而颇为重视各衙门的听政议政，使内阁的职权发挥得比较充分。但有些大学士便借机结党弄权，先后被揭露出来的权臣有索额图、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等人。这又引起康熙帝的警觉，他开始把南书房的官员视为亲信，加重他们的职责。南书房本不属于政府衙门，也算不上中枢决策机构，只是康熙为了和翰林院的词臣们讨论文学、吟诗作画而设的，因其地址在乾清宫西南角而得名。由于它紧挨内廷，又比较僻静，皇帝就利用它来和亲信侍从讨论机要政事，甚至有些诏书也由这些侍从草拟，分去了内阁的一部分权力。于是，南书房“权势日崇”，地位骤然提升，无形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康熙这样做，既是为了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也是为了要将外朝内阁的一部分职权归于内廷。但这也只是迈向中央集权的一种过渡。真正完成这种过渡，并体现出清王朝成熟的专制集权特征的，便是设立军机处了。

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它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广、作用最大的一个中枢机构。军机处内设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二职，均为兼职。军机大臣由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任，或由军机章京升任。因是皇帝特简的差遣官，所以一般把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进入者加“学习”二字，私下的俗称是“大军机”，又称“枢臣”；军机大臣的人数，一般是三四人到七八人不等，最多时也有达到十一人的。军机章京的正式称谓是“军机处司员”或“军机司员上行走”，是军机大臣的僚属，俗称“小军机”或“枢曹”，其人数在嘉庆时额定为三十二人，分满汉两班，每班八人，日值两班。人选主要由内阁、六部、理藩院保送的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员。整个部门总共不过三四十人，十分精干。就其职掌而言，主要有：（1）代拟谕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速递的寄谕或秘旨；（2）办理皇帝一时不能裁决的大政，由其议奏或会同有关部门及臣工议复；（3）审办大狱案件；（4）考核并奏补文武官员；（5）考察行军用兵路线与兵马钱粮；（6）查考重大典礼旧案、考证历史事件原委。王昶在《军机处题名记》里归纳说：“内而六部、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回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这些军国大政，需要随时应皇帝的要求以备咨询和决策，所以军机大臣要“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甚至皇帝出宫“巡幸”，所到行在都有军机大臣值房。邓之诚先生据此认为：“军机处总揽军、政二端，与五代时枢密相似。”

由于军机大臣位高权重，所以《清史稿》记载：“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这里的“领袖”，指的是领班军机大臣。又说“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这是后文将要讨论的）至于军机章京，因为有代拟圣旨的特权，又处在具体执行中枢决策的层面，所以地位远比一般部院衙门的司员要优越。有清一代，从章京直接升任军机大臣者，有三十三人之多。对此，邓之诚先生也有评价：“章京位分虽低，隐握实权，势耀煊赫；仅稍次于军机大臣而已。然则谓清代政本在军机处，而军机处政本在章京也未为不可。”从军机处的上述职能来看，它实际上已经把本来属于内阁的许多权力剥夺了。正象《清史稿》的《军机大臣年表 序》里所说：“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政府矣。”

然而，军机处和内阁毕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在机构归属上，军机处属于内廷，军机大臣是“内廷差使”，并且军机处在雍正初年的设立只是为了对西北用兵的需要，原非正式的衙门机构；而内阁则是正式的外朝政府，大学士为朝廷实官。其次，在权力归属上，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再次，从机构的运作上，由于军机处人员精干、办事效率迅速、缜密等特点，这既与康雍两朝建立完善的密折奏事制度相配套，同时也十分吻合封建帝王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喜好。嘉庆四年有一道上谕再次强调：“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即可自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这说明，军机处虽贵为天下政务之总汇；但皇帝对军机大臣的权力又有着许多限制。因此，军机处的成员，实际上可以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自从有了军机处，议政王大臣制度遭到废弃，内阁权力也不断被剥夺，最终成为闲曹。权力不断由外朝流向内廷的过程，就是皇权亦即封疆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巩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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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一种专制集权统治格局，在“辛酉政变”以后，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是中枢权力遭到分割；二是疆臣势力迅速上升。

先来看中枢权力的分割。“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刚刚登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并没有多少统治经验，所以不得不依赖政变的合作伙伴——恭亲王奕訢。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奕訢即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接着很快又补授他为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一身三任。按照清代祖制，近支亲王、皇子不得担任军机大臣。在奕訢以前，只有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嘉庆之弟成亲王永瑆作为特例担任过。这一次奕訢不但得以重入军机，而且专为他一人特加议政王头衔，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以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由多位亲王组成，且早已裁撤。以奕訢为领班大臣重组的军机处，大臣中桂良是他的岳父，文祥、宝鋆是他的得力助手，曹毓瑛是他的心腹亲信，只有一个沈兆霖与他时常意见“相左”，但很快即被调出。于是在中枢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奕訢为核心的决策集团。当时的垂帘体制，领班军机大臣上朝奏事，其意见带有很大的主导性。所以时人评述说：“军机处仅事承宣，久无实权，惟恭忠亲王议政时略可专断。”我们在后来一些学者的著述中，看到不少慈禧和奕訢“斗法”、政争的描述，也知道慈禧为了巩固专制集权是如何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但奕訢集团的崛起表明，清初那种皇帝绝对集权的坚冰已经开始被打破。

中枢权力分割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新的衙门机构的设立，主要的代表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海军衙门。奕訢集团所以能乘势而起，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打交道的需要。1861年1月11日，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訢就与桂良、文祥一起奏上《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六条善后章程，首要的一条就是设立总理衙门，理由是：“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因此请设总理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兼备与各国接见。”至于应设司员，则可以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中挑选，满汉各八员轮班入直，“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经过咸丰的谕准，上奏的这三人即被任命为首任总理衙门大臣。1861年3月11日，奕訢派员从礼部领到铸好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关防，即刻启用。当年12月2日，亦即慈禧垂帘听政的当日，总理衙门正式迁入北京东堂子胡同（原铁钱局公所）修缮一新的衙署，开始办公。

总理衙门的职官，仿照军机处体制，分大臣和章京两级。成立四十年来，总理衙门大臣，先后出现过“管理大臣”、“帮办大臣”、“办理一切事宜”、“在总署行走”、“在总署大臣上行走”、“学习行走”等六种名义，但按其品级和职权主要有三种：（1）总理各国事务亲王、郡王、贝勒，由皇帝特简，（2）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也系特简，（3）大臣上行走，由内阁、各部院满汉堂官内特简，均无定额。至于总理大臣的职权，根据《光绪会典》的记述：“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利，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属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这实际说的也是总理衙门权限。由此可见，举凡与近代外交、洋务有关的一切事宜，如条约签订、通商贸易、边界勘定、使节往来、关税征收、传教交涉、海防事宜[后归入海军衙门]等，并进而拓展到与国内近代化事业有关的轮船招商、铁路、电信、矿山、新式教育等各个领域和部门，均属该衙门的公务办理范围。所以，它的成立，事实上把原属军机处的一大部分权限分走了。形成军机处管内，总理衙门管外的格局。两个衙门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对等关系，但却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总理衙门内部的机构设置，先后分为英、法、俄、美四国和海防[甲午战后改为日本股]五股，每股以一国为主、兼理数国，开创了我国外交按国别设司的先河；同时又设立司务厅和清档房，前者负责发送转呈、后者负责收受归档各种文牍；随着各项公务的发展，1884年又设立了电报处和银库。而负责具体工作的章京，也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额外行走等名目，各司其事，各负其责。比起传统的衙门机构，显得更为科学化和条理化。这些章京本身，绝大多数成为近代中国外交洋务的栋梁之材。也许正是因为“洋味”太浓，所以奕訢等人在总理衙门创设初期，一直保持着低调姿态：“在该夷视之，以为总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则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列]。”又说：“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当时的朝野舆论也是“日恨其不早裁撤，以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然而事态的发展恰恰走到了它的反面，正是因为朝野人士怕谈、厌谈洋务，把凡是涉“洋”的事情都推给总理衙门，所以才使得总理衙门的事务日繁，职权愈广。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海军衙门成立的背景则较为复杂。它一方面是清政府受到中法战争以及日益严重的海疆危机的刺激，下决心要“大治水师”；另一方面在成立之前，经过了枢臣疆吏两次热烈的海防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各实力集团合力运作的产物，这也正是本文在后面所要展开讨论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列强侵略的加剧，海军衙门作为一个专职衙门的设立，既是时代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把原属于总理衙门海防股的权力再一次分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甲申政变后，已经熟谙统治权术的慈禧，接受了奕訢身兼数任、权势过重的教训，改变了以前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均由奕訢一人主管的做法。她虽然起用醇亲王奕譞掌管海军衙门，并在实际上主持政务，却不让他加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也是防止重臣权势过大、威胁皇权（其实是她本人专权）的一种举措。

再来看疆臣势力的迅速升腾。这也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由曾国藩为首创建的湘军，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烽火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它起初并非国家的经制军，需要自主招募，就地筹饷。为此，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沿江数省辗转作战也即是辗转作客的过程中，备尝筹饷艰难的窘况。他在咸丰七年的一份奏折里曾经深刻总结说：“以臣查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查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这是摆明了向清廷要地方督抚的实权。清代地方行政，总督共设八员，为正二品（加尚书衔为从一品）官，一般管辖二至三省，也有管辖一省兼任巡抚的，统管辖区内文武官员升黜、总理军务、保卫边疆、并负责对外交涉和财政税收；巡抚则是总管一省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从二品，也有考察官吏管理财政之权，其权限与总督有交叉，地位则稍次。督抚同称为封疆大吏，权重一方。“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儗，盖以此也。开国而后，勘藩拓边，率资其用。同治中兴，光绪还都，皆非疆帅无与成功。”

但当时咸丰帝对曾国藩这位“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的在籍侍郎，始终是疑忌和防范兼而有之，迟迟到临去世前不久才谕命他担任两江总督。这项任命据说又是出自肃顺的建议。这是因为，自从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后，环顾海内，除湘军外，清廷已经没有足以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了。所以黄濬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庭。”薛福成说：“肃顺推服楚贤。”都不是空穴来风。曾国藩本人，在得知辛酉政变确切消息的前十天，还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里对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新政备极推崇：“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因此当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彻夜不眠，“为之悚仄忧皇。”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又得到谕旨一道，命令他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比肃顺当政时授予的权力还大。有人评述说：恭亲王执政，仍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其实不止奕訢，慈禧本人对曾国藩也是十分信赖和倚重的，她曾明确表示：“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岂能轻假事权。”濮兰德的《慈禧外纪》里说，早在她为咸丰帝代批奏章时，就看出了曾国藩的忠心和才干，并且深知汉人之聪明才力，实在满人之上。”所以她听政之初，就开始重用汉臣。就当时的国内形势而言，湘系集团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肃顺、奕訢还是慈禧，在权力的分配和运作上，都已经不能无视这一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存在；就慈禧而言，重用汉臣，予以封疆大吏实权，一方面希冀他们为渊驱鱼，迅速平定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也隐含利用这些疆臣来牵制和限制中枢奕訢集团过于集中的权力。

可是，在自幼熟读经史，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那里，却是另有一番感受：“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并且认为“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所以他对老弟曾国荃说：“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说明：一方面他深明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道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闹饷哗变不断，已经染上很深的暮气。因此，功成身退、持盈保泰的思绪，不只是流露在他的心头，也化作具体的行动。在接受节制四省军务不久，他就先后保荐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出任江西、浙江、安徽巡抚。从而导致了左宗棠和李鸿章这另外两大集团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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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慈禧来说，无论重用曾国藩，还是扬左抑曾、扶淮抑湘，都是她用来平衡权力天平的砝码。但是权力的掌握和运用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也会产生使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晚清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干预和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的先后设立、以及赫德长期把持总税务司。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是自主独立的；战后，1854年上海成立江海关，由英、美、法三国委员主持征收洋税，中国虽有司税，只是“帮同纠察”；到1858年，为了办理五口通商税务，改司税为正副税务司各一人，直接用英美人担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但增开十一口通商口岸，而且在全国各海关普遍设立税务司，聘请外人管理。总理衙门成立后，很快即于1861年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总税务司署，名义上为总理衙门的下辖机构，但由于正副总税务司各一人，均由洋人担任，尤其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从1863年至1908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使得这一机构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夺和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从总税务司的职权及其演变可以看出。清朝典制规定：总税务司“掌各海关征收课税之事，”“综合全国关税行政与官员任免事项。”赫德随后在1864年亲笔拟定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总办、帮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把人事大权牢牢控制在他一人手里，使各口的中国海关监督（即海关道）形同虚设。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关税收入在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超过盐课、厘金和常关而居仅次于地丁收入的第二位。他之所以要在海关实行独裁统治，当时人陈炽就指出是：“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君主授予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总税务司署内部的机构设置，也很说明问题。在1901年以前分设四股：征税、船钞、教育，邮政。除第一股外，其它三股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海关的业务范围。这也难怪，1865年总税务司署迁入北京不久，赫德就向总理衙门递上《局外旁观论》，提出系统改革中国内政的全面设想。1885年8月26日，他为辞谢英国驻华公使任命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信说；“我所主持的工作，叫做海关工作。但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目标是尽可能为中国多办好事。”为此，甚至公使也可以不做。所谓“多办好事”，就是全面介入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赫德的背后，是强大的列强势力。所以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在晚清政局中，西太后在朝主政四十多年，李鸿章在朝外主持政治、军事四十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五十多年。这三个人物的活动，构成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是颇有见解的。

再回到地方大员的这一面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和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到清廷中枢机构，同时也使得地方的行政机构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除了各通商口岸设立海关道台以外，较典型的就是设立南北洋大臣。在总理衙门成立的同时，奕訢等即在《六条章程》中提出“南北口岸分设大臣”。在长江及以南的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也叫南洋通商大臣，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一度曾由江苏巡抚兼理，同治四年五月，因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于是这一职务改归两江总督兼任。在北方的为北洋大臣，一开始称“办理牛庄（营口）、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属钦差性质的专职，驻扎天津。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当时的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认为，办理通商事务的大臣，脱离本省事务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往往坐观成败，不肯出手相助，上奏请求撤销三口通商大臣，而仿照南洋之例，由直隶总督兼办。此时的新任直隶总督正好又是李鸿章，奏上当日，即获谕旨批准，于是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又成为定制。由于直隶省会在保定，北洋大臣驻地在天津，李鸿章一身二任，冬春封冻期间驻省城（主要处理本省公务），夏秋开河后回驻天津（主要办理外交海防），遂也成为定例。

南洋大臣的职权，《光绪会典》的记载是：“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而《清续文献通考》又说：“……所有上海及长江一带中外交涉事件，以通商大臣为专管，各督抚为兼管。”但实际上闽粤浙鄂各督抚都是对皇帝直接负责，有关通商事务不一定经过南洋大臣。因而它的权限并不算是很大。

北洋大臣则不同，它的职掌是：“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则盖印；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除了本辖区的对外交涉和三口通商是其本职事宜外，举凡北洋洋务、海防乃至煤铁矿务、轮船招商、各路电线安设这样全国性的新兴洋务事业，都属于它的管辖范围。这一是因为当时总理衙门里真正懂得洋务外交的人不多，奕訢等人在议设之初就希望南北洋大臣能分担一些列强的外交压力。二是北洋驻地天津战略地位的重要，凡是入京的各国使节，都必须要通过这里，外表自大内心祛懦的清最高统治者，常常是能推则推，最好闭门不纳。为此，总署曾照会各国，规定凡新公使或特使来华，必须提前知照北洋大臣，于是北洋大臣实际上成为总署亦即清政府的外交总代表，地位远高于南洋大臣。三是李鸿章个人的外交能力和洋务经验，有西方人记叙他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说：“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因而清政府许多重要的外交决策需要听取和尊重他的意见，许多外交谈判也均是由他出面；至于各项新型的洋务事业，更需要他和手下僚属来经办。四是清政府最高当局本身就规定，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南北洋大臣遇有疑难之事或剖断不绝之事，咨商总理衙门；急要大事，电奏请旨，由总理衙门转陈。这也是为了防范中枢机构直接和地方发生联系。

但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以兼任南北洋大臣的直隶、两江总督为代表的疆臣的权势愈加膨胀。曾、左、李这些“同治中兴”的名臣，都是以军功将帅起家，受封疆圻，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再加上外交权力，其结果势必会造成所谓“外重内轻”，也就是地方对中央决策的干预权日益加剧。吴汝纶在解释世称李鸿章为“李傅相”的缘由时说：“国家制，相权在政府，公与曾公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办二公，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因为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疆吏而加了大学士头衔，曾国藩的最高头衔是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则由武英殿晋升文华殿大学士，都成为名义上的内阁宰辅。因而他们对于清廷中枢的决策，常常有着举足轻重的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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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势的衰落，还体现在章奏台谏的盛行上。它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消极的意义看，作为独裁者的慈禧，玩弄权术的制约与平衡，犹如玩弄一个夹缠不清的连环套。为了消灭政敌肃顺集团，她一手扶起了奕訢集团；为了抑制奕訢集团，她在朝中容忍并默许倭仁、徐桐等顽固派就洋务问题发动各种攻讦，在朝外扶持曾、左、李等湘淮系大员，使得地方实力派集团势力乘势而起；为了钳制从中枢到地方的各洋务派实力集团，她又启动传统的台谏制度，结果又在朝中培育出了清流集团，同样在权力的天平上分得了一杯羹。

清代掌管言路监察的部门，原为由明代御史台演化而来的都察院及其下辖的六科、十五道等，雍正时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强化了奏折制度，放宽内外臣工上奏的限制，不论品秩，而是主要根据所负责任的重要和与皇帝关系的亲疏，以便于皇帝对大臣的直接监督控制。在京的詹事府、翰林院等机构，供职者多为科举出身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低级官吏，品级虽然不高，但由于地处京畿，对政局和时势的演变感受较敏锐，他们既有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对个人仕途升迁怀抱希冀，纷纷上疏言事，指陈朝政得失。于是，以翰、詹、科、道为主体、进而扩展到包括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国子监、通政使司、中书科及其他六部闲曹，形成很大的一股清议势力，谓之清流。

清流又可以分为南北清流或前后清流，前清流以李鸿藻为首，主要骨干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人，有“四谏”、“十朋”等名目。他们活动的高峰期是在同光之际到甲申易枢，从籍贯上看多为北方人，所以又称北清流。后清流以翁同龢、潘祖荫为首，主要成员有盛昱、王仁堪、王仁东、文廷式及汪鸣銮、张謇等，他们从光绪初年一直活动到戊戌政变，多为南方人，所以又称南清流。这只是大致的区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如典型的清流名士吴大澂，就在南北清流之间依违两可；同时又和李鸿章打得火热。

同治后期，由于曾国藩自剪羽翼、曾氏湘系的势力已属强弩之末；另一支左氏湘系倾力西北。而朝中的奕訢集团与迅速崛起的李鸿章淮系集团，则因为在洋务见解和举措上的一致，逐渐趋同，李鸿章本人也深得奕訢信任，有人评述他“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枢臣和疆吏势力的合流，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也是慈禧最为忌惮的。清流集团的迅速崛起，与慈禧在猜忌心态下的纵容有很大关系。从同治末年谏阻慈禧重修圆明园、吴可读尸谏为同治帝立储、光绪六年的庚辰午门案，一直到伊犁交涉、中法和战、甲申易枢、甲午和战等影响朝局的大政，几乎都有着清流人物活跃的身影，相当一些枢臣疆吏因受到清流派的弹劾而去职。与肃顺当政时屡兴大狱、严刑酷政相比，清流初起，时论大都认为慈禧能优容言路，可以起到振衰起弊的效果。

然而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一位西方学者就指出：清议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是中低阶层官吏为保持或增进儒家政府、社会道德原貌的意见表示法，一是成为他们谋求各项私利的工具。清流人物之间，也互相汲引，朋比党援。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如宝成关就认为：“慈禧利用清流牵制奕訢，奕訢也同样设法利用清流来牵制慈禧。”而清流人物本身，在思想见解上也是参差不齐，敏锐者最终接受并归依洋务派，顽固者则仍然抱残守缺。尽管慈禧太后本人在利用清流发动甲申易枢以后，也对清流在内政外交上喧嚣嘈杂的不和谐音感到厌烦，将清流三健将吴大澂、陈宝琛和张佩纶外放为三会办，“故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但清流的另一健将张之洞外放督抚后，倾心洋务，异军突起，成为后期一大洋务集团的领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倾向洋务，意味着相对开放和接近近代化，而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只要在这方面做得越多，他在国内权力格局里所占有的份额也就越多，其生命力也就越强。这就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吧。

对于同光年间这样一种政杂言庞的局面，李鸿章本人有着切肤之痛，早在同治四年初他在给郭嵩焘的信里就指出：“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探谬悠无根之浮言。”他的四十年宦海生涯，政治风波迭起，经历过好几次危机，大都与言官清议的弹劾分不开。所以到晚年，他在和吴永的谈话里总结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籍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清流集团介入权力的角逐场，使得原已混乱的晚清政局，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第二方面，从积极的意义看，中央集权的衰弱和言路的开放，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进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迈出了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步伐，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用武力逼迫其开放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也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数千年一大变局”。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整个清王朝需要应对的问题层出不穷，边疆危机，修约交涉，宗教纠纷，口岸通商、洋务新政……一直到对外战争，都是前所未有新情况、新问题，再要依靠传统的集权统治方式——由最高统治者乾纲独断、一人说了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慈禧为了巩固权力，不断扶起又打下一个个集团派系的后果，便是权力不断被分割和细化，从而使得在各项朝政上有发言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在清宫档案和近代史著的记载里，看到诸如京师同文馆议，遣使议、修约议、留学议、海防议、轮船招商议、铁路议、电线电报议等形形色色的廷臣疆吏的集议，乃至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对抗八国联军战争，临战前都有是否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的记录，在这些奏议和会议记录的背后，是各集团派别力量和意志的较量，是各种思想主张的碰撞与交锋，也即是近代集团政治的运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基本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都占有支配地位，所以足以引导一个时代的潮流。近代从洋务到维新改良思潮的兴起，正是由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离出来了一些新的集团与派别，他们觉得在新的危机和挑战面前，不能再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需要寻求新的对策和出路。而当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成各个不同的派别集团时，那么，贯彻整个统治阶级意志，体现时代潮流导向的，只能是各个集团意志经过相互作用后的合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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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以后，我们即可以切入本文的主题。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继曾国藩湘系集团后，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二个由地方辐射全国的大政治集团，其首脑人物李鸿章，自1862年率淮军入沪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逝世，在近代政坛整整活动了四十年；尤其在从天津教案到甲午战争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成为清廷高层参与、影响和执行决策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经他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军事行动，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在经济建设上，李鸿章是洋务——近代化运动最积极的推进者，在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诸项事业中，李鸿章创办最多，成效也最大。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一人就参与创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另一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合办的）；另外，他还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在外交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天津教案、琉球事件、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绝大部分条约都是经他参与和出面签订的。由于他这种执晚清外交牛耳的地位，使得当时外国人的眼中，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同样，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处在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各种矛盾和漩涡的中心，他和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才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正是因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许多近代史学者对于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如梁启超说：“世界之人，恐怕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北京朝廷。”并把自己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褒之者如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那一时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哪一个像他创办那么多事业，”而贬之者则把清王朝外交和战争失败的责任都加在李鸿章头上，给他带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与此相应的以往有关研究，也大致循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李鸿章个人活动为主线，出版了数量颇丰的传记和专论；二是从军事史的线索入手，亦有不少关于淮军和北洋海军的论著；三是把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成员在近代各个领域的活动，放入近代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历史事件中去研究。这些研究，均有孤立、分散之感。对于该集团的整体研究，近年来虽然初步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一些成果，但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而时时加以重新审视。晚清政局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派系林立、风波险恶的特点，决定了李鸿章仅凭一己之力，要在政坛上立住脚、成为长盛不衰的不倒翁，是不可能的。他的立身之本、为官之道，就在于利用其一手创办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支柱，利用自己位高权重的权力地位，左提右挈，逐步组织起一个包括将领、官僚、幕僚（含洋教练、洋顾问）三个子系统的庞大的淮系集团，并运用它来进行各种权力运作。而从集团政治的意义上来讲，近代的权力运作，主要是通过该集团在涉及近代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各领域所参予或进行的决策，以及从事这些决策的实践及效果，来显现的。

从另一方面讲，李鸿章毕竟是清王朝的一个臣子，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毕竟只是晚清诸多派系集团里的一个，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位高权重，无论淮系集团具有如何大的势力影响，他们的所做所为，必然要受到以慈禧为代表的最高皇权的制约，必然要受到包括西方势力在内的其它各种集团派别势力的牵制，也必然要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

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淮系集团与晚清政治，即是想以李鸿章这样一个中心人物为主线，通过描述淮系集团的基本阵容与主要特征、淮系集团在近代化各重要领域里的相关决策及其运作、分析这些运作的基本特点、该集团与其它派系集团的合作与冲突，来阐述集团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而也有助于使我们对淮系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

第二章 淮系集团的基本阵容与主要特征

本章所述，侧重纵横两面：纵的方面，主要揭示淮系集团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横的方面，则力图用较为简练的篇幅描述出该集团组成后的一般概貌，及其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治集团所拥有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淮系集团的形成

淮系集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大致从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经过镇压太平军、捻军两次国内战争，到1870年他升任直隶总督时，初步形成包括将领、幕僚、官僚三个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的政治集团；也即完成从以两淮分子为主体、地域特色较浓厚的单纯军事集团，向超越地域性、不断网罗各色人才、最终形成有全国影响的政治集团的过渡。而这一切，又与淮系集团头号也是唯一的领袖李鸿章的仕途升迁有着密切关系。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今属合肥市肥东县）人，因排行第二，故民间又称之为“李二先生”。1844年中甲辰顺天乡试举人，1847年中丁未科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乙丙之际，他在京攻读应试期间，曾投帖拜父亲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曾国藩为师，讲求经世义理之学，深得曾氏赏识，认为他“才可大用”。1853年初，太平军进入安徽，他“感念桑梓之祸”，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为其捉刀上奏，随后又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安徽辗转作战七年之久，由于遇合非人，最后于1859年底投奔正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经过一番历练后，由曾国藩于1861年12月16日上奏清廷，密保李鸿章堪任江苏巡抚，称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一军，“驰赴下游，保卫一方。”这其中的背景是，以钱鼎铭为代表的江浙士绅前来安庆向曾国藩请兵，要求曾国藩能派出一支军队开赴上海。当时上海在太平军的围攻下已势成孤岛，但它又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江浙豪绅地主的最后栖居之地，同时也是一块重要的财赋饷源之区。曾国藩一开始属意曾国荃、继又希望陈士杰出山，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陈士杰以“母老”力辞，其他湘军将帅也无人应命。于是曾氏转而注目李鸿章，命令他就地募勇，编练淮军，随即于1862年4月乘轮船驶赴上海。李鸿章本人也很快就担任署理江苏巡抚，从此步步青云，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捭阖的一生。

因此，讲到淮系集团的形成，编练淮军、受命入沪，是他扭结集团势力的起点，具体来看，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 初始阶段（1861年12月——1862年12月）

从1861年底曾国藩正式下札，命令李鸿章在庐州一带招募淮勇起，到李鸿章于1862年12月3日实授江苏巡抚止，是淮系势力扭结的初始阶段。军队，是淮系集团赖以生存和壮大的支柱，在淮系集团的三个子系统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淮军将领系统。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尽管早在咸丰初年就有督带团练作战的军事阅历，投身湘军幕府后又协助曾国藩参赞军务帮办文案，有过很出色的表现。但他一直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指挥的军队，甚至不能如湘军的一个分统一样去独立地完成一项战略任务。正象他自己后来对潘鼎新说的心里话：“人第见兄[同治]元年入苏后事，而未见[咸丰]十一年以前宛转随人盖九年矣。”这一次由于上海士绅安庆请兵，促使曾国藩让李鸿章招募淮勇，对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湘军将帅以将立军，出任方面大员，李鸿章早已耳闻目睹，也知道曾国藩已经密保他出任江苏巡抚。因此，在组建淮军之初，他也早已在考虑如何组织起自己的班底了。

首先，是军事骨干的网罗。 在这一年里，淮军的军事骨干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1）安庆建军时最初十三营的统领；（2）1862夏季由李鹤章率领从陆路东下的第二批营伍中的骨干；（3）在上海及其外围招降纳叛、就地扩军中吸纳的将领。为方便叙述，先将这些将领的情况列一简表：

表1 入沪之初淮军骨干将领情况表

（上表所列入的将领，其组建营头的时间下限，原则上以1862年底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为断，但为了叙述方便，将1863年初常熟投降的骆国忠等忠荣群义八营一并列入。）

湘淮勇营制度，是继八旗、绿营之后的晚清一代新军制。根据罗尔纲先生的研究，它的特点在于“兵为将有”；王尔敏先生则指明其特点是“以将立军”。这说明，军队对于将领的“私属性”是湘淮两军的共同特点。罗尔纲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湘军的招募与遣撤的制度，是造成兵为将有的根本原因，湘军的筹饷制度则是助成兵为将有的副因。”随着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湘军将帅拥兵自重、各私其军的现象也愈益严重，从不轻易让别人调拨。对此，胡林翼曾形象地比喻为，以“营头归人，犹女子许嫁”，曾国藩认为此论“精确之至”。

因此，李鸿章受命组军，首先的一步就是在他的团练旧部和乡邻中，仿照湘军的招募办法，挑选好营官和统将。在首批十三营中，真正算得上本籍淮勇的只有树、铭、鼎、庆、春五营，其中又惟有张遇春的春字营是他真正的旧部团练，于咸丰十年辗转来到皖南追随他，并被编入湘军。树、铭两营以及第二批随李鹤章赴沪的盛字营，是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的民间团练武装，在合肥地区以“敢战”闻名。他们与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有旧，与李鸿章则没有直接的统辖关系。但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早在1861年5—6月间，以张树声为首的西乡团练就主动与李鸿章信函往返，联系投靠湘军事宜了。所以这次一招即行。至于鼎、庆两营，原是驻扎在庐江、三河的团练，鼎字营头目、举人潘鼎新和庐江进士刘秉璋原来都是李鸿章的门生， 1861年11月下旬，新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刘秉璋赶到安庆向老师辞行，由李鸿章领着引见曾国藩，曾氏大加器许，称赞他“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刘秉璋与潘鼎新是同窗好友，与吴长庆是同乡世交，加上李文安与吴长庆之父吴廷香、潘鼎新之父潘璞都曾是私塾同事，于是李鸿章便通过刘秉璋将他们招募。同治元年灯节（1862年2月13日）以后，庐州地区新招募的树、铭、鼎、庆四营，便陆续开到安庆集中编练。

这时曾国藩感到仅仅五营淮勇赴沪，兵力未免太单薄。于是便把由韩正国统领的自己的两江督标两营，作为“赠嫁之资”相送；同时示意李鸿章可以向湘军各部借兵借将。这已经是打破湘军的惯例了。但李鸿章在各路湘军将帅处奔走求告的结果，却收效甚微。除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是整营调拨、另外还有非湘籍的霆军统帅鲍超借给他三员参将外，其他将帅竟然全都一毛不拔，以致他在给同年好友李桓的信里大发感慨：“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

程学启部拨归淮军，则颇有戏剧性。程学启字方忠[中]，桐城南乡（今枞阳县安凤乡）人，祖籍舒城，务农出身。1853年“被掳”入太平军，屡立战功，晋升至弼天豫，深得太平军安庆主将叶芸来器重，将妻妹赐嫁，结为心腹。1860年曾国荃率军进围安庆，程学启扼守北门外石垒，曾军久攻不下。后来采用了桐城名士孙云锦的计策，将程的乳母拘押进行策反，程遂于1861年3月29日率部叛降到曾贞干营。但降后曾氏兄弟对他并不信任，而是把他的部队派扎在湘军营垒的壕沟外，“壕上为梁，日济薪米壕外；既济，撤壕梁，壕外乃得取薪米为食。学启痛降后之不见信也，苦战辄请往，夜则卧菹洳涕。”由于他作战拼命，率先攻下安庆，才打消曾氏兄弟的疑虑，被擢拔为参将，立开字两营，士卒多是皖籍。又随曾贞干进占三河。当时曾贞干为了要报两年前湘军三河大败之仇，拟下令屠城，而程学启念于乡谊，出面阻止，两人几乎又要反目，三河古镇则得以保全。这些情况为李鸿章侦知，他也请孙云锦去做工作。一番长谈后，程学启慨然说道：“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大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表示愿意随李鸿章前往上海。于是李鸿章再央恳曾国藩出面向曾国荃借调。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至于首批加入淮军的林字、熊字、垣字等各营湘勇，则是曾国藩后来专为李鸿章招募的，目的在于“以湘济淮”，湘淮混同，便于控制。所以，淮军在组建之初，除了吸收湘军以将立军、以将领军的特色外，还带有兼收并蓄的特色。

与此相对应，为了强化淮军的乡土成分，李鸿章也加紧了委派三弟李鹤章在家乡招募兵勇的工作，先后招募并编成的有：李鹤章、李胜统带的马队和亲兵营、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和传字营、吴毓芬吴毓兰兄弟的华字营、张桂芳张士芳兄弟的桂字营和芳字营、张志邦的志字营等，除周氏兄弟外，均为李鸿章的团练旧部，1862夏季由李鹤章率领，从陆路绕行，陆续抵达上海。

长期的军事生涯，使李鸿章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在组军之初，他就不遗余力地注重访求和选拔将才，“尤其是“同里敢战之士”。最初十三营的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以及第二批中的周盛波周盛传等皖籍将领，是他首先着意提携的对象。如程学启在湘军中得不到重用，但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李鸿章对他信任有加，认为他“勇略皆裕，战守可恃”，“其才实可统四五**”。又说：“自得吾友方忠，与论兵事，辄有进益。”成为李鸿章早期在苏南作战的得力臂助。

又如后来发展成为淮军主力的铭、树、盛、鼎、庆各部统将，除潘鼎新是李鸿章门生外，其余均是与李氏渊源不大深的合肥西乡及庐江一带团练头目，他们在太平军1858年夏季二次攻占庐州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很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而与李鸿章关系较深的合肥东乡练首，或是李氏族亲（如李鹤章、李胜、张桂芳、张绍棠），或是李氏父子团练旧部（如张遇春、张志邦、吴毓芬、吴毓兰等），比起勇悍善战的西乡、庐江练首，则要逊色得多，因而他们的部队均未能发展成大枝主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从异军借调的诸将中，除程学启外，李鸿章最为属意的有两员：一是从鲍超部借调的杨鼎勋；一是1862年夏季因违反军规从曾国荃营只身逃脱来沪投靠的郭松林。杨鼎勋原籍四川华阳，因“以蜀人将淮士，惧诸将轻己，又从军久，胸怀郁郁，常思树奇功自见，故战辄摧坚。”郭松林是湖南湘潭人，为人贪财好色，暴戾恣睢，惟作战勇敢，史载他“能望尘以知敌数。”在这二员能征善战的将领统帅下，松、勋两军日后自然也发展成为淮军主力。《异辞录》在叙述“湘淮军蝉蜕之形”的一段文字曾谈到：“……其后程（学启）独树一帜，郭（松林）、杨（鼎新）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军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翼，于是乎飞矣。”

    这就朦胧地描绘出淮军骨干大支的雏型，同时也说明，在以将立军的前提下，李鸿章牢牢抓住“战功”这一条，作为选拔将才的标准。为此目的，他用人不择门户不重细行，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又注意在高级将领中保持以皖人为主体的地域特色。

与曾国藩经营湘军多年崎岖才得以实领疆圻的情况不同，李鸿章入沪不久即署理江苏巡抚，集领兵、筹饷两项权力于一身，从而为其迅速扩军提供了便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扩军也是当时军事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他一面对当地防军大力裁汰整编；一面又针对苏南太平军中皖籍将士为数众多的局面，积极进行策反、招降纳叛。先后成功的招降了太平军南汇守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将其部编为诚勇六营）、太仓守将周寿昌（编为昌字营，常熟守将骆国忠、董大义等（其部编为忠、荣、群、义八营）。这样做，既瓦解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使自己的实力大为扩充；由于在收编降军中注意吸纳皖籍军士，又使淮军的乡土地域特色得到充分保持，真可谓一举三得。

其次，是行政洋务人才的招集。对李鸿章而言，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幕僚的延请；二是属吏的任免。

关于近代幕府的功用，黄濬曾经评论说：“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即是曾国藩，湘军幕府人才之盛冠绝一时。李鸿章本人就出自湘幕，自然懂得延揽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安庆组军之初，即开始积极物色合适的干才，首先罗致帐下的是建德寒士周馥和同乡好友王学懋、蒯德模、蒯德标等人。与此同时，他还利用通家世谊的关系，对来往安庆请兵雇轮的沪绅代表钱鼎铭、华翼纶、潘馥、杨宗濂等人曲意笼络；对正在安庆督造轮船的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也是礼敬有加；并且还走访曾国藩机要幕僚、阳湖名士赵烈文，向他请教苏沪人才情况（后又邀其兄赵熙文入幕为助）。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与他预见自己不久即将在苏南开府封疆有关。

果然，李鸿章率师抵沪不久，清廷即于1862年4月25日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但从体制程序来讲，从署理到实授尚需经过一段实绩的考验。而李鸿章在入沪之初面临的形势又是相当严峻的，“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如何在上海站住脚跟，并向苏、常徐图发展，既是清廷和曾国潘对他的期望所在，也是他本人日夜思虑的头等大事。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提出，必须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四方面入手整顿，这又绝非旦夕之功可以解决。鉴于当时上海遭到太平军第二次围攻的紧迫局面，曾国藩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不久，随着淮军在上海外围新桥、北新泾等保卫战中接连获胜，军事形势逐渐缓和，李鸿章便得以腾出手来，对吏治、洋务和筹饷等诸项要务进行整顿了。上海是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关税收入月逾数十万两白银；苏南一带也是全国最富庶的膏腴之地，赋税厘金收入十分可观。安庆请兵时，苏沪士绅曾向曾国藩许诺每月可以筹饷60万两。因此，无论是与洋人打交道还是理财筹饷，李鸿章都需要十分贴心干练的吏才。

然而，苏浙一带的吏治败坏却早为清廷注目，只是由于战争状态而鞭长莫及。经过一番调查，李鸿章认为曾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当时署理江苏布政使兼苏松太道并兼管海关的吴煦，“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吴煦并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储道杨坊沆瀣一气，网罗俞斌、金鸿保、闵钊等一干猾吏，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外交大权。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报告中气愤地指出：“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杨、俞三人，远近皆知。”面对这样一种盘根错节、浮伪巧滑的吏治状况，促使李鸿章下决心从人事制度的根源下手，实行全盘大换班。

对此，曾国藩深表赞同，早在李氏临行前，他就一再叮嘱：“不去煦，事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李鸿章到沪之初，局面复杂，军情紧迫。曾氏建议：“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但随即又提醒道：“上海饷源日涸，阁下当一力肩任，不可推于吴方伯身上。”李鸿章对此心领神会，他首先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俞斌、闵钊等六员吴煦亲信；接着采取“关厘分途”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海关仍暂由吴煦经理，另派薛书常管理厘捐总局，随后又迫使吴煦在藩（布政使）、关（海关道）两篆中“请卸一篆”；杨坊见势不妙，也自请开缺。与之相应，李鸿章则加紧开展招揽替换人才的活动。

在李鸿章心目中，最初属意由丁未同年、挚友郭嵩焘接任海关道，但曾国藩认为郭“芬芳悱恻”，系“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而加以劝阻。于是李氏又接受了薛焕和曾国荃的推荐，札调当过上海县令的长沙人黄芳来营差委，相机接替。与此同时，李鸿章仍密片奏保郭嵩焘堪任司道实缺（实任苏松粮道），又奏调冯桂芬、王凯泰、钱鼎铭、王大经、阎炜、薛时雨、王学懋等襄办厘捐，并委派他的另一位丁未同年、知县刘郇膏总理淮军营务。1862年11月17日，四江口战后不数日，李鸿章乘战胜余威、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关道）一职，令黄芳接任；同时又以吴煦、杨坊需带常胜军赴援金陵为籍口，荐举刘郇膏接署江苏布政使，而以郭嵩焘接任苏松粮储道。黄芳熟谙吏情，善于筹饷；刘郇膏官声清廉，在上海就任知县时，曾对神发誓不苟取一文；更重要的是，他们和郭嵩焘一样，都对李鸿章十分贴心负责。这样，基本上就将吴、杨的势力，清除出了上海的政治舞台，而初步形成了以湘淮干员为主体的江苏官吏班底。是年12月16日，亦即李鸿章实授苏抚后十数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刘、黄才虽较短而无丝毫欺蒙，沪中吏治渐有返朴还醇之象。”

在此期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862年11月中旬，赵烈文因奉曾国藩之命至沪催调程学启回援金陵，据其所记，当时在李鸿章幕府见到的有郭嵩焘（兼襄办军务）、冯桂芬（景亭）、秦缃业（淡如）、赵熙文（敬甫）、缪星（稚循环）、陈善干（子挺）、胡志章（稚枫）、钱恩棨（芝门）、刘汝翼（听襄）、施叔愚、徐少厓、以及杨宗濂（艺舫）、杨宗瀚（藕舫）兄弟等；此外，尚有凌焕、沈保靖、高梯、郭道直、陈庆长、周沐润、冯焌光、朱其昂、刘佐禹、韩殿甲以及刘瑞芬、刘含芳兄弟等。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于7月21日还专折奏调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刘秉璋至营帮办营务[后来统带由庆字营扩建的良军]；并且还将近代科学家李善兰也延入淮军，帮助试制开花炮。该年12月13日，李鸿章在致孙省斋信中说：“郭筠仙、王晓莲、刘听襄、秦淡如皆襄幕府，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仲良（刘秉璋）亦奏调来营，当为分任军事。”加上前面所述的周馥、钱鼎铭等人，淮军幕府至此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淮系军政骨干的集结，是伴随着李鸿章的军事进展和吏治“澄清”而逐步发展的。在清除吴煦、杨坊等异已势力的过程中，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坚定支持，凭着他本人在安徽的社会联系以及与苏南世家的历史渊源，其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的做法，得到了苏皖士绅的积极响应和投效。

二 实力扩充阶段（1863年1月——1866年12月）

从出征苏常到剿捻易帅，是淮军实力扩充、派系凸显的阶段。

A．实力扩充

这一阶段，淮军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充。但与前一阶段兼收并蓄、杂立营头的情况有所不同；除了少数续添营伍外，淮军实力的增强，集中表现在装备更新和营制改进两方面。一如王闿运所说，淮军入沪未及一年，便“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开始了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整个淮军系统的人才集结进一步呈现出鲜明的西化----近代化特色。

李鸿章实授苏抚不久，清廷又于1863年2月13日任命他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沪上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局面，使李鸿章深感“最难者洋务”他既看不惯前任薛焕“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的迂腐作风，又鄙视吴煦一伙“外交之术过趋卑谄”的洋奴习气，而是在受任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以振兴人才，挽回风气为已任。另一方面，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了英法军舰“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的状况，促使他下决心要“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军近代化的过程，是和它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一起展开的。

围绕这一过程，李鸿章在这段时间的“振兴人才”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根据冯桂芬的建议，奏准设立“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作“上海广方言馆”）；二，在改进淮军装备和营制的同时，大量聘雇洋教练，全面采用西法操练；三，创设一系列近代军工企业，并引进相关的管理和专业人才。关于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文将会讨论，先就二、三两项进行简要的敷述。

李鸿章对于西方军事技术的体认，是敏锐而明快的。在淮军大量购进洋枪洋炮同时，他已适时总结出：当年和春、张国梁江南大营洋枪虽多，因“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因此，随着淮军营制变化，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聘请洋教练实施西法操练，也就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最早开始的是英国海军提督何伯(Admiral Sir Jams Hope)，在1862年5月间就选派英军第六十七联队中尉金思立（Kingsley）在松江九亩地代为训练由薛焕旧部防军裁编而成的淮军会字营1000余人；随后又有法军军官庞发(Bonnefoy)在徐家汇（后移高昌庙）代训当地练勇1500余人，编为淮军庞字营。但由英法军派出军官训练中国军队，在日后指挥调度上隐患颇多，事涉中国主权，李鸿章经过斟酌权衡，决定化被动为主动，由所部各军自行聘雇洋教练。

首先开展此项工作的是铭字营，大约在1863年初，刘铭传即聘雇了一名法国军官教练洋枪，随后他又购到三门十二磅的开花炮，请来两名法兵教习。潘鼎新也继起仿效，其它各营“闻风争索”。李鸿章随即“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接着，他又“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根据刘广京研究，从1862年底开始，不及一年，淮军已由一万余人，一千余支来福枪，迅速扩充到四万余人，以拥有一万余支来复枪、若干门大炮和十几个新来的外国教练而自豪。在这些洋教练的帮助和牵引下，淮军不仅“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还在各支主力部队：亲军春字营、开字营、铭字营、鼎字营和刘秉璋亲庆军中分别建立起了洋炮队。加上全面采用西法训练，战斗力大为加强，临阵一营，可抵过去二营甚至三营之用。

1864年5月常胜军裁撤后，李鸿章又将其留下的35门大炮编成600人的炮队，留外国军官11人为教习，委副将罗荣光管带，成为淮军中“最精而整”的炮队。此外，在遣散的常胜军士卒中，也有大约1000人保留下来，由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和质贝（Jebb）等相继指挥，成为上海近郊凤凰山淮军训练基地的核心成员。根据司马富的研究，这个基地的活动从1864年一直持续到1879年，它反映出淮军的高级将领（李鸿章、丁日昌、潘鼎新等）力图将整个训练营地置于中国的控制下。

不仅如此，在淮军聘雇洋教练的过程中，究竟是“用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始终是李鸿章和列强军方争持的焦点。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毕乃尔（Penell）的“归化”。毕乃尔原为法国军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来华，1862年初受雇到铭字营教练枪炮，后受命管带铭军洋炮营。刘铭传对他十分敬重，他在教练时也十分卖力，致使铭军火器战法为淮军之冠。同时，他在加入淮军时，便自愿薙发，改穿中国服装，学习汉文。刘铭传又为他在合肥娶一中国女子为妻。1866年，他正式申请归化中国，入籍合肥，李鸿章为此特地向朝廷上奏请准，以表明自己“异地借才，用夏变夷”的成功。不管怎么说，以毕乃尔为代表的一大批洋教练进入淮军，毕竟为中国早期的军事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随着淮军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仅仅依靠外购械弹药已经满足不了军事进展的需要。因此，从1863年起，李鸿章先后设立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先后参与主持这些军工企业的人员有：马格里（Macartney,Halliday）、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容闳、冯焌光、沈保靖、王德均、郭道直、龚照瑗等人。据李鸿章在1865年11月的奏报中统计，当时淮军共有“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数万斤”。淮军系统军工企业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弹药供给不足的矛盾；而大批精通洋务和近代军工技术的人才的引进，则给整个淮军系统注入了充满时代特色的新鲜活力。这方面，以丁日昌的起用最为典型。

丁日昌，字雨生（一作禹生），广东丰顺人。他在江西万安知县任上时，因办事干练，对厘捐、洋务尤有心得而深得上司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李鸿章在安庆组军时，丁日昌因县城失守遭革职，正在曾国藩幕府帮忙。鸿章从兄长处探知丁的才干，便向曾国藩求调，但当时曾国荃也指名索要。曾国藩左右为难，便将丁日昌随李瀚章一同派往广东办理厘务。李鸿章到上海后，目睹洋人落地开花炸炮，惊为神技。这时他得知丁日昌在广东高州，已经制造出“大小硼炮三十六尊，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颗。”对火器制造很有心得，便一再向曾国藩咨商，后又于1863年10月专折奏调，终于将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三局之一。

在早期的上海炸弹三局中，其中由英人马格里和直隶知州刘佐禹主持的一局，使用蒸汽机并雇用若干外国工匠，而由丁日昌和参将韩殿甲主持的另外两局，则纯用中国之匠。丁日昌“尤为留心西人秘巧。”他所试制成功的八十磅炸弹和短炸炮（田鸡炮），在攻克常州等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李鸿章曾经强调：“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丁日昌对此心领神会，他在军火制造取得初步成效后，曾于1864年9月间向李鸿章上一密禀，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抵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现外人依恃船坚炮利，对我多方挟制，今既已设有洋军火局，著有成效，何不趁机再建夹板火轮船厂，为生聚教训之计。李鸿章深韪其议，于是又有命丁日昌负责创设江南制造局之举。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对于吸纳包括容宏、李善兰、徐寿、徐建寅这样的近代人才，以及增强淮军的实力方面，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丁日昌本人，也因此而为李鸿章所激赏，并一再保荐其迅速升迁，由隶州知州、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直到同治六年正月升任江苏布政使。

B. 派系凸显

随着淮军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攻城掠地的“战功”不断升级，湘淮间的畛域之分也日渐凸显。在“平吴”时期主要表现为索将、争饷、李左交恶和金陵助攻四个方面；而在“剿捻”时期，则集中地表现为裁湘留淮以后，曾国藩对奉派剿捻的淮军督师无方、调度失灵，从而被迫引退，演出曾李瓜代的一幕。下面分别简述。 

先来看“平吴”时期。

（1）“索将”冲突

前文说过，从湘军借调的诸将中，以程学启最为出色。李鸿章于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北新泾战役获胜后，在致曾国藩信中得意地说：“程将勇略皆裕，战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安庆分遣此将，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曾氏兄弟接信后十分后悔，适因曾国荃在南京遭反包围形势危急，于是一连数次檄调程学启回军增援，并派亲信幕僚赵烈文前往上海坐催，但李鸿章已绝不肯放了。他对曾氏兄弟说：“程镇日夜战守，力与支持。临敌调兵，不独无人替往，青、嘉必致复失，松、沪或将震动。”又说：“此间若无程镇，再有危难，鸿章其何自立？”而曾国藩则对左宗棠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茸，重干莫而薄铅刀，吾何异于人邪？”对李的隐忍与不满溢于言表。作为报复，他也将淮军入沪回乡招募的树字、庆字等九营扣留在无为一带驻防，直到第二年（1863）春季才放他们赴苏。

接下来，拒调黄翼升一事也很典型。黄翼升（字昌岐）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哨官积功保至淮扬镇总兵，他统领淮扬水师到沪后，一直配合淮军作战，由于淮军本部尚无强劲水师，李鸿章对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十分器重，并且和黄翼升本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因已命李朝斌（字质堂）率新组太湖水师赴沪，复令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六营由扬入淮，打至周家口，“以拒苗、捻纷窜之路。”李鸿章权衡之下，复信曾氏：“昔日蒙师门奉派，鸿章与昌岐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岐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昌岐昨得调淮之信，忧皇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解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这是摆明不愿放行。他还提出了一项折衷办法，即将在安庆集结东下的太湖水师十营中，由李朝斌抽带六营径赴淮扬。

对此，曾国藩表示不能同意：“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岐同。”而黄翼升本任淮扬镇总兵，派他去自是名实相符。于是李再次致函恳求：“昌岐固畏淮苦，此间实系万不可少之人，前吴绅有公呈吁留，附呈钧鉴。”反复数次笔墨官司后，曾氏终于忍无可忍，在十月初九日向李摊牌：“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而李则以更强硬的姿态回应：“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中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而昌岐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岐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在这样一付同生死，共进退的架势面前，曾氏终于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调该军的部署。结果是李朝斌太湖水师仍按原计划东下，使李鸿章凭空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2）争饷风波。

如果说，部队的调遣和将领的使用还可以放到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全局中作通盘考虑，那么，饷需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各支部队的存亡和兴衰。淮军入沪，最基本的动因是为了获得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到沪不久，曾氏即在信中指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明确提出了湘军的分饷要求。当时，“沪中厘（金）、（关）税月饷仅二十万”比起安庆请兵时估计的六十万显得严重不足。不得已，李鸿章决定采取“关厘分途”的办法，以关税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会防局和购买洋枪炮等款项，以厘金协济上海防军和湘、淮军。而当他刚刚考虑出这一办法时，曾氏随即于六月十二日来信恳求“协济三五万”，李鸿章遂于七月八日复信中称：“皖饷支绌，鸿章无力分济，深以为愧。九丈独立雨花台，飞书乞籴，情词恳迫，不得己而由行营粮台挪拨买米银二万两、上海捐厘总局薛守处拨银二万两，均于初五日凑齐，欲乘威林密轮船解皖。”

这是淮军首次对湘军协饷，但此款直至八月初五日尚未解到，曾氏在复信中甚为不满：“承协银四万，何以至今未到？务祈设法汇解，或在浔、汉洋行兑汇，亦可速到，万不可再搭威林密以致迟误。”此后，李鸿章又在十月和十二月，先后协济安庆湘军粮台五万两、金陵曾国荃大营四万两，同时，也给留守庐江、无为的淮军树字等九营接济三万两。对此，曾国藩在年关的答谢信中酸溜溜地说：“又蒙惠解协饷，以四万协济安庆各军，以三万济无、庐九营。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这也是委婉地批评李鸿章过于“私其军”的做法。

出于对这类临时性应急接济的不满足，曾氏兄弟在经过一番计议后，正式向李鸿章提出按月向湘军协饷的建议。曾国荃首先开价三万，李则在同治二年正月初六日的回信中大为叫苦：“敝军水陆十余万，松沪原部及各标营将及十万，以入抵出，不敷甚钜。不得已，各营均发半饷。……海内困穷已极，上海一隅著名繁富。月不过三十万两，而中外垂涎，追呼至极，……鸿章以窭人子当暴富之名，又自统二三万饥疲之众，实在撑持不起。”

话虽如此说，他仍多方筹措，一是以上海定征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二是以加收上海厘捐一成，指拨安庆大营；两项合计，加上原有一些茶捐，大约每月可达三万两，成为上海方面协济湘军的定额军饷。但是，曾国藩对此数仍感不满足，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并在家书对曾国荃说：“上海四万，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争论。”他甚至提出要派员至沪，“专收一二厘卡，”还表示要亲至沪上一行，“奢望溢于四万之外。”在如此苛催之下，李鸿章果然意甚不平，在给曾国荃的复信中大发牢骚：

“外人谓鸿章为富室大户，若身当其境，亦可了然矣。自夏以来，因饷钜难继，昼夜焦燥，右耳聋鸣一月余，非我公孰知鸿章心境者。情急出走，四路冲突，野性顿发，夜梦浮槎巢湖，樵渔之乐，东门黄犬，其可得乎？”

然而牢骚归牢骚，通过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的劝解，在大敌当前、必须同舟共济的思想指导下，李鸿章还是尽可能地动用各种手段，基本满足了湘军的协饷要求。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金陵前线饷需奇缺，曾国藩要求“惠协八万”李鸿章在淮军业已出征苏南，饷项同样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致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及”的由衷答谢。与同是曾国藩一手荐拔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正在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两人最终绝交的情形相比，李鸿章的行为显得理智和顾全大局。

（3）李左交恶

1863年底，李鸿章在部署进攻常州的军务同时，派出程学启、刘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师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军。按照李鸿章的意图，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进兵皖西的成案，在进兵过程中委员暂时跨省代管地方。这样做，既可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增援天京的通道，也有助于巩固淮军新攻取的吴中地区。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苏、锡克后，左顾右盼，不得不兼图常、嘉以自固门户。”1864年2月，李鸿章奉旨兼辖浙西吏事。淮军入浙，半月之间连续招降了平湖、乍浦、海盐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两城，这引起身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对李鸿章越境揽权的不满，上奏抗议。清廷复又下旨申斥李鸿章。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里大为抱屈：“……即受平、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贼，贼实求我，断无固拒不纳之理；即请暂委地方官，亦因自去春我军深入嘉境后，浙帅未委一印官。先准苏为代办，旋又叠咨申斥，思之至再，与其申斥于后，不如先陈明请旨，定此疑案。左公乃衔怨如是。如果浙有兵与官来，俾敝境得松一面之防，并力于我土地，岂敢于太岁头动一撮土耶！”从这件事发端，左、李两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4）滞攻金陵中的湘淮矛盾

与淮军在苏南节节取胜、顺利推进相比较，湘军围攻金陵的战役却打得异常艰难。早在1863年12月，李鸿章以破竹之势拿下苏州，并果断诛杀了太平军八降王时，曾国荃就大感怏怏，认为是自己围攻金陵吸引了太平军主力，做了李鸿章立功的垫脚石。为此，曾国藩曾正言相劝：“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二人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矣。”但私下里，他自己在给朋友的信里也大发感慨：“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坦克得，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淮盛湘衰之势，这时己可略见端倪。

1864年5月11日，淮军又力克常州。由于太平军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接受了苏州杀降的教训，率部拚死抵抗，使淮军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从而也极大的提高了战斗力。当时，淮军水陆各军共有七万余人，均已装备洋枪洋炮，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已经大大超过围困金陵的湘军。清廷也接连下诏命李鸿章火速率军前往助攻金陵。这时曾氏兄弟特别忌讳淮军前来，分享其苦战多年即将到手的果实。李鸿章对曾氏兄弟心态十分清楚，在他个人，碍于师门情谊，虽然清廷迭次下旨严催，仍一再藉故拖延不往；而在淮军新贵诸将，则跃跃欲试。据记载，当时一班将帅僚佐议论：“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而刘铭传却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这颇能反映淮军将士的争功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于6月20日上《请俟湖州克复再协攻金陵片》将自己不愿会攻（亦即不愿与湘军争功）的意思入奏。正是这样一道捅破窗户纸的奏折，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于6月25日正式上奏同意派淮军会攻，奏折中说：“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这显然是针对李鸿章而发，以为自己兄弟洗清干系。诚如时任曾氏机要幕僚的赵烈文所讥评：

“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算计，心计之工，细入毫芒。中堂（指曾氏）此疏，不望有功，但求无过，其辞气之卑约，不独自雪无专功之念，而李之骄亢，已隐然言外。处功名之际，固当如此，既论手段，平直无奇，实则高李数倍，不可不细细体味。”

曾氏的老辣不啻是对门生的小小警告，由此可见，到了“平吴”后期，曾李之间，尽管师生旧情依续，但湘淮之间的畛域，则已十分明显了。换句话说，李鸿章和淮军将士并非不想争功，只是出于各种实际考虑而忍痛割舍罢了。由于李鸿章做出较为明智的滞攻金陵之举，总算维持了与曾氏兄弟之间的私谊，这亦是湘淮两系日后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来看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期。

（1）裁湘留淮，给淮军力量的发展以极有利的契机。

随着“平吴”战事的结束，湘淮军的去留，成为摆在清廷和湘淮军统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天京即将攻陷前，河南巡抚张之万于六月初十日（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练兵折》，建议整顿制兵以代替勇营，清廷当即下旨，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攻下天京后，又有御史陈廷经（字筱舫）等奏请“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补兵额，或遣撤归农。清廷随即于七月十一日（8月12日）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材、扬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驻扎淞沪之贵州勇、水师广勇等部纷纷全撤。这股撤军的的浪潮，自然要波及到勇营的主力——湘淮军。

当时湘淮军主力共有三大支：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共有水陆七万余人；二是浙江左宗棠部湘军近五万人；三是曾国荃部湘军五万余人，加上曾国藩大营和外围援军鲍超等部，总兵力也在七、八万人。都集中在长江下流作战。如何处置这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是摆在节制四省军务钦差大臣同时又是湘军主帅的曾国藩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一是为了减轻朝廷对他的疑忌，时存功成名退之心；二是看到湘军暮气已深，无法适应剿捻作战的需要；三是看到淮军的迅速壮大，有了可以接替的力量。同时由于李鸿章金陵让功，使他增加了对李氏的信任度。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兵权过重是清廷对他不放心的首要因素。这点他在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5月8日）致李鸿章的信里说的很明白：“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敝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尤其是天京城破以后，清廷严诏追查幼天王和“圣库”财产的下落，更使他“闻之悚惧”。所以他早就告诫曾国荃：“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正如前面说过：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出任方面大员，是他节制四省军务后未雨绸缪的一步先着；而扶持淮军以逐步取代湘军，亦已久在他思虑之中。

早在淮军东下之初，他就告诉李鸿章：“目下可使在沪、在常苏之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不久，淮军在上海外围连战获胜，他又函告李氏：“阁下急须多选统领、营官，日夜训练。敝人所期望于淮勇者甚大，寄语珂乡诸君子，努力图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次年六月，因苗沛霖部团练在皖北复叛，临淮一带危急，他再次致函李鸿章：“苗逆若得寿（州）、蒙（城），其祸孔长。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将来荡平此寇，端赖淮军矣。”可见，在淮军“平吴”之后还要继续承担“剿捻”的任务，曾国藩是早有预计的。

因此，他在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的《初筹善后事宜折》中即指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十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疏请开缺浙江巡抚回籍。接着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奏报：“金陵各营勇丁，陆续遣撤，已及二万五千余人。”并由曾国荃押带回湘。一年左右，除了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江水师，凡由曾氏兄弟直辖的湘军均被裁撤；左宗棠部也由六万人裁去四万多（余下留作西北用兵）；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杂系湘军也都大部遣散。就这样，曾国藩以大规模自裁湘军之举，既减轻了清廷对他的疑忌；同时也使湘军后期诸多弊端，如将帅争权夺利、士卒掳掠成风、闹饷哗变不断等一了百了。

但是当时全国的战局并没有平定，尤其是北方的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仍然对清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他在攻下金陵后写给李鸿章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拟请雄师北渡，肃清南北各属，以保珂乡，亦即以卫苏疆。一至淮北，湘勇远不如淮勇也。”针对天京城破后湘勇大肆收掳，将财帛子女抢劫一空，引起清廷震怒，追问“圣库”下落，曾国荃为千夫所指、只得托病告退的结局，曾国藩又致信李氏谈了内心的感受：“即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军新军，正所以济湘军之穷，而为敝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

所以，当他下决心全面裁撤湘军时，便以更加坚定的口气，连续信告李鸿章，表明了裁湘留淮的通盘考虑。他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刚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又说：“鄂中兵事日坏，珂乡难望安枕，贵部留以龛定两淮，切勿轻议裁汰。湘勇则锐气全消，倦飞思还，稍有余资，续即裁撤。此鄙人确有所见。”

对于曾国藩的意见和决定，李鸿章从内心深表同意。但当时淮军自身也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军纪之坏丝毫不亚于湘军；二是欠饷严重。作战“三年以来，统计欠饷已达七八百万两”。它所以没有如湘军发生哗变，原因就像曾国藩讲的：“东军（淮军）富而西军（湘军）贫。”李鸿章自己也直言不讳：“东军所富者军装也、贼赃也。”说白了也即淮军将士是靠“私获”（掳掠）来维持斗志和士气的。鉴于当时各地督抚纷纷参照曾氏成法裁撤勇营，李鸿章也在八月廿十三日附片中陈明，拟将所部分别裁撤，“酌留洋枪炸炮三万人，以备海防。”九天后，在给好友吴棠的信中他又说：“敞部水陆七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拟酌撤二万，留最得力兵将以备海防。而欠饷甚钜，即补给两三月，实银非数十万不可，日夕焦筹。揆帅、沅帅复以钜款相属，真应接不暇。”

按照李鸿章的考虑，是将淮军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保留精锐主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遣撤时发还欠饷的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备海防”的国防实际需要。为此，他在曾氏正式上奏裁撤湘军前，就写信建议：“冯军门（子材）缄商遣撤该军，鸿章深以为然。扬军（富明阿部）亦在可裁之列。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 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剿他处，呼应尚易灵通，乞酌夺为幸。”

李鸿章坚意要保留一部分军队的意愿，与他带兵沪上，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不断加深对列强侵略和贪欲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极力陈述中国欲自强，非从练兵制器，培养人才入手不可。及至“平吴”战事结束，他又发出对“千古变局”的呼吁：“外国猖獗如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看，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如何尽快求得“富强”和“自立”，变易兵制、加强国防力量可以说是摆在清朝当局眼前的“急务”。因此，李鸿章在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给领头上奏要求裁军的陈廷经的信中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粤逆流毒，几遍天下，幸赖宗社之福，群帅之力，渐次芟除。兹余氛逸入楚粤边界，有健将数人，劲兵数万，当足了之。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或谓以各省战士补兵额，以无主荒田为屯粮。摭拾陈言，似尚近理；安之事实，殊为迁就。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不狙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然后水陆可恃。”

同一天，他在致总理衙门大臣薛焕的信里也说：“惟朝廷为远大之计，仍须及时变易绿营旧制，酌留劲旅，厚给粮饷，精求火器，择置能将，使各国勿轻视之心，即当局有操纵之术。”在这些议论里，李鸿章设想以湘淮勇营为主体，建立一支新型国防常备军的方案，比起曾氏兄弟功成身退、尽撤湘军以轻疑谤的做法，无疑要高出一筹。因此，平吴以后的裁湘留淮，既是李鸿章凭着对时代潮流的领略和顺应，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同；也是他迎合恩师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曾氏的主动支持下，争取到的一个较圆满的结局。这对淮军日后的发展并充当国防军，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2）曾国藩督师无功，曾李瓜代导致湘消淮长趋势进一步加重

曾国藩北上剿捻，统带部队除少数湘勇亲兵外，几乎全为淮军精锐。然而，从1865年6月到1866年12月，历时一年半，终告无功而返，最后只好由李鸿章接替他担任钦差大臣。对此，不少论者认为，曾氏在剿捻期间根本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是导致其下台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一、前线淮军诸将并不听从曾氏的调度，而是纷纷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鸿章请示，甚至连刘铭传请假这样的事也是如此；二、李鸿章对前线淮军事事干预，如对奉调襄办军务，想另攀高枝的刘秉璋处处掣肘，使其无法协调淮军各部，又屡次奉陈剿捻方略，干扰曾氏已在执行中的一些方案。从而引起曾氏的极度不满，并于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向李鸿章发出了那道著名的《通牒信》：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敞处统辖，则阁下当一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对于这封信，有论者认为“大遭李鸿章之忌”，但李鸿章“绝不会因此信而有所收敛，以削弱他对淮军的直接掌握。”事实证明“不是‘师门威信足相依恃，’而是除了李鸿章之外，任何人都调度淮军不灵。”

实际的情形与上述说法有着很大的距离。

首先，关于李鸿章干扰曾国藩战略部署一说，不能成立。裁湘留淮，本是曾李二人的共同决策。曾国藩自接受北上督师之命起，凡有重大举措，必先与李鸿章往复函商，再定议上奏。查阅这一时期两人的咨函奏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能够互相阐发并保持一致的。李对曾的某些方案，比如四镇设防等，虽有不同意见，但也不存在干扰问题。相反，倒是他的一些建议，如将“坚壁清野“之法从皖北扩大到直、东、豫各省，以及针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多练马队等，给了曾氏很大的启发与帮助。李鸿章接任剿捻主帅后，他所制定的“扼地兜剿”和“倒守运河”等战略，都是在曾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

其次，关于曾国藩督师无功的症结和教训，要而言之：一是在战略上器局不开，懦缓持重；二是遭到从中央（清廷）到地方（邻省疆吏）的多方掣肘；三是在用人选将以及战术运作等操作层面上多有失误。至于说他是否因为调度指挥淮军不灵而被迫下台，则要从实际情形深入具体分析。

应该说，曾国藩率师北上之初，对淮军能否听命不是没有顾虑，他曾向李鸿章试探：“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孚否？”并且奏调李鹤章、李昭庆兄弟一同前往帮办军务，用他对李鸿章的说法，就是“捻军非淮勇不能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李鹤章称病未到，他便希望寄托在李昭庆身上，要他组建并统率武毅军，作为主力游击之师；并对其殷殷教诲，希望他能象曾国荃一样，代替乃兄在前线督战。当时，李鸿章恐幼弟不堪前敌追逐之重任，致信曾氏欲将潘鼎新一军改为游击之师，而以李昭庆留驻济宁。曾氏当即回信表示：目前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且“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但他很快就发现李昭庆少不更事。难耐艰苦，而又“视事太易”，“骄矜轻敌之心蕴之甚坚。”统率游击之师千里追逐劳而无功，曾氏只好下令其留守驻济宁兼护运防，自己前往周口行营，并在行前一再叮嘱他，如要请假，应“备公牍前来，候批再去。”但李昭庆却不顾留守重任（当时淮军其他六军均在沙、贾河防前线），以回省探母为由，“一面发信，一面竟扬帆东去，”气得曾国藩连连责问：“胡竟迫不及待，岂忘临别之言耶？”这真是孺子不可教了。

接着，曾国藩又看上了有进士头衔的刘秉璋，调其来营襄办营务，并在奏折中比之为咸丰十年六月调左宗棠至营中襄办军务。但正象李昭庆不是曾国荃，刘秉璋也不是左宗棠。他到前线后，不仅不能“联络诸将”，连“独当一面”都很困难，曾氏要求他与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合为一支济南之师，或将张树珊部也并归调遣，但他都以缺乏骑兵和须自添兵勇万人相推托，以至曾氏用“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的话相激劝。然而刘秉璋并非是一个善于驰驱前敌的统帅之才，“淮军二海（周盛波字海舲、张树珊字海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状况，也使他望而却步。曾国藩依恃他帮办军务，自然难有作为。

那么，对于有着淮军第一名将之称的刘铭传，情况又是如何呢？铭军先是于同治四年五月为廷旨催迫，不待曾氏檄令便径自拔队北上济宁（后为李鸿章劝阻未能渡黄河），随后又在长沟与陈国瑞发生械斗，接着更在徐州以曾国藩名义矫诏调托伦布马队归已指挥。这样接二连三出岔子，使曾氏十分不满，拟下批札予以惩处。李鸿章得知后，连连写信为刘求情。经过李的劝解，曾氏收回了处分决定，只是将刘召至临淮当面训诫一顿了事。然而刘铭传为人的确自命不凡又“太不羁”他在提出河防两策后，见曾国藩迟疑不能定计，便想撂挑子告假回籍，因怕曾氏不批准，故又请李鸿章出面央恳，从而引发出曾氏前述那封感概万端的“通牒信”。

发生这样一些淮军将令不听命令的情况，恐怕不仅曾国藩，连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的。这需要从湘淮两军业已形成的军系特征上找原因。曾国藩治军，“专主忧勤之说”，时人谓其“治军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他自己在日记中也反复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交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可见，他是本着哀兵必胜的原则驾驭部下，时时注意勤教严绳。所以，当李鸿章不断写信要求他“用将之格少宽”时，他正色回答说：

“用将之格少宽，尚非鄙人所难，但恐情意少隔，赏罚不当，亦无以惬诸将之心而作其器。尊处如有所闻，望时时密以告我。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似淮军诸将亦渐识我性情，乐我教诲。”

所谓“成人美名”，就是在功名利禄之外，多给将领灌输“忠义血性”的卫道说教。这一套对于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等高级将领还可以发生一些影响，但对广大的淮军中下级将士则没有多少作用。

而李鸿章则不同，时人评论“淮军既富且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公（曾国藩）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多。”这是说李鸿章平时一贯“宽待部将、骄纵士兵”（左宗棠语）的作风，养成了淮军诸将桀傲不驯，而又各不相下的军系特征。在曾国藩，一是他在督师之初对这种军系特征不甚了解；二是对淮军诸将的才能品性也不太熟悉（如他初期所看中的李昭庆、刘秉璋均非上将之选），而是需要一个调整适合的过程。而不能简单的归之于“调度不灵”。正因此，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曾李函札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两人讨论淮军诸将才能品性的文字。即如在前述那封《通牒信》里，曾氏也是与李鸿章详细讨论潘、刘诸将的优缺点，“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

再从曾国藩本人的一贯言行来看，他对受其指挥的淮军并无芥蒂之见，曾经多次对李瀚章、李鸿章兄弟说：“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能制此贼。”又说：“观仲良、琴轩、幼泉之志气，刘、周、王、杨之谋勇，似捻众终当平于淮勇之手。”在家书里，他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如他在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的致儿信中说：“淮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省三、琴轩均属有志之士，未可厚非。”十一月十二日夜，他已交卸了钦差大臣关防后，在给已就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信内仍特意说明：“淮军入鄂，请弟殷勤接待，视如一家眷属。盖年余以来，诸军虽未立大功，而其听我之话，与听少荃之话实无以异，弟若隔膜视之，则将领或疑我平日不诚。”两个月后，他致曾国荃函又称：“少荃宫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相助，……弟于渠兄弟处，务须推诚相待，同心协力，以求有济。……大约湘淮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

写后一封信时，他仍然意兴阑珊地逗留在徐州。有论者认为，曾李此次权力交接，尤其是李鸿章不顾常规礼仪到曾国藩处强行索取钦差大臣关防，是湘淮两军军系摩擦愈演愈烈的象征。本人则认为，曾国藩在免去钦差大臣一职后，对于是否回任金陵，确实犹豫踌躇了一段时间；与李鸿章交接过程中也有过龃龉，但绝非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为权力象征的钦差大臣关防，也是曾国藩派人主动送去的。因此，徐州交篆，充其量也只是说明曾李两人在权力交接中一幕不愉快的插曲。有的记载说曾氏曾经发出：“撤湘军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深痛忏悔；又有笔记说他回任以后，“绝口不提剿捻军事”显然都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

从现已出版和整理好的曾、李文稿来看，他们二人在整个剿捻期间，都是紧密联系、声气相通的。用曾自己对李的话说：“来示谓中外以鄙人为砥柱，仆则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危、阁下危，仆则累卵也。”所以他回到金陵以后，在江督的位置上，始终为前线淮军尽心尽责地筹饷转运，同时也积极为李鸿章出谋划策。针对当时言路弹劾、河防（倒守运河）难办的局面，他对李鸿章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衍，必不使[李鸿章]独当其咎。”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有胸襟的封建政治家，他在思考军国大计和个人进退时，首在因时乘势，次在因地制宜，三在因人定计。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当时的军事政治格局中，淮军无疑已经是一支最强的、暂时也无可替代的武装力量，李鸿章无疑也是能够接替他的最合适的统帅人选。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正像“平吴”后期李鸿章对湘军的协饷和金陵“让功”一样，这一次，曾国藩也是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曾李交替、湘消淮长的过程。

而李鸿章适时接统前敌指挥权，不仅从军事体制和战略指挥的角度上讲利大于弊；而且为淮系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更加蓬勃的生机。

三 形成成熟阶段（1867年1月—1870年9月）

从李鸿章督师剿捻到接任直隶总督，是淮系集团走向成熟的阶段。

概括地说，一个政治集团的成熟，大致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其领袖人物在政治经验上不断成熟，二、群体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到足以维系本集团的固结；三、集团成员在思想上具有较为明显的认同感、在行动上能保持步调一致。从淮系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一是李鸿章本人在这一阶段经受了包括济宁危机和清廷抑制内外两方面的考验；二是随着李鸿章个人权力地位的升腾，影响所及，淮系的骨干成员纷纷出膺要职，从而形成一股能够影响朝政的力量。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从济宁危机看淮系群体的凝聚力

李鸿章督率淮军消灭东捻军后，1868年1月下旬在济宁集结度岁（时值阴历岁末新春）。由于连年征战，将士疲惫已极，为此李鸿章上奏清廷准许部将休息。但由于西捻军调回师东援，此时已渡过黄河进入直隶，京师戒严。清廷复于1868年1月23日诏命李鸿章进军直隶堵剿，而淮军各部将领竟无一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清廷自同治七年正月初一至十二日（1868年1月25日至2月5日）连下八道上谕，严旨催行，而李鸿章面对诸将的吵闹，竟一筹莫展，无法向朝廷复命，以至正月十二日最后一道上谕以“应援不力”，将李鸿章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这时的李鸿章，可以说是面临淮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来自本军系内部的严重危机，亦即一般淮军史著作中所称的“济宁危机”。他的烦闷与不安在1月28日（正月初四日）《上曾相》函中表露无遗：

“省三、子美、琴轩，请求三月假；仲良、幼弟请卸勇；皆来济宁，聚讼不休。论军情必须稍为息养，论大局则又义无可辞。……往替师门剿办东捻，谓事竣当可告饶；变故环生，竟无止境，终必溃败决裂而后已。奈何奈何！”

当时，李鸿章最担心的是淮军内部的“溃败决裂”，这将导致他在平吴、剿捻战争中苦心经营得来的功名事业毁于一旦。而淮军将领的不合作，表面的理由是苦战已久，疲惫至极；潜在原因却是在剿灭东捻军后，嫌朝廷功大赏轻；并且不甘心久在李氏脚下盘旋，都想自立门户，觊觎疆吏之位。因此大有排李而去之势。要解析这一问题，必须回溯到淮军的军系特征和骨干将领的出身进退上来认识。

清代官场重文轻武，一个武职正二品的总兵官，甚至不敢和文职正四品的兵备道分庭抗礼。与湘军“选士人领山农”、以儒将治军的情况不同，淮军将领的总体文化层次不高，因而从武途出任封疆者屈指可数。即使这有限几员，在剿捻战役结束以前，李鸿章力尚不能及的时候，对他们的提携也是充满坎坷。

先看刘秉璋。他是李鸿章亲传弟子，又是淮军将领中除李之外唯一的进士。李鸿章在同治元年即将他奉调至营襄办军务，对他寄予厚望，但刘秉璋战功不显，又以文员领军，与淮军诸将“气味不投”，在军中落落寡合、难以出头。1865年4月，曾国藩在裁湘留淮之后，曾函商李鸿章，打算将刘秉璋所部亲庆军调防到金陵驻扎，并以老湘军也拨归他调遣，说这是“借其心精力果，以药湘军之暮气，而鄙人亦常以老生腐谈与仲良相切磨，储为封疆砥柱之材。”

李鸿章虽然老大不愿意，但私下却对刘秉璋说：“往矣，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于1866年2月末，正式调刘秉璋至军襄办军务，兼为游击之师，授江苏按察使，翌年升山西布政使，皆因在军未履任。

次看张树声。他出身廪生，是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最早联络人，早在安庆建军之初，曾国藩就称赞他“独立江北，真祖生也。”1866年9月曾国藩督师至徐州，检阅树军操练阵法，称赞其“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甚。”对张树声更加器重，保以按察使衔借补徐海道，并委办徐州营务处。1866年初进而实授直隶按察使，成为淮军中第一个离开军队，实任地方官员的统将。

这两人的荐举都是依赖曾国藩的提携之力，但李鸿章的奢望则远不止此。在曾氏督师北上不久，他就上奏指陈，捻军活动区域内各省督抚“于军事实甚隔膜”；并说“若图速灭此捻，疆吏必须知兵。”当曾国藩在河南遇到豫抚吴昌寿的掣肘，命幕僚写信向他询问刘铭传可否“出任豫事”，李最初的回答是：“铭军尚单，省三气力尚举不起。”一个多月后，当他了解到济南方面“师无统辖，均不得力，而贼势日张，吴公乃徒报胜仗”的实际情况后，便立即向曾氏建议：“吾师果欲图豫事，必先撤去延陵（影指吴昌寿），另换知兵或带勇得力者，可备先驱之助。鄙意如潘鼎新、刘仲良皆可造就。”他所以提出把刘秉璋、潘鼎新作为豫抚人选，而非刘铭传，也是考虑到这两人出身为进士、举人，而后者仅为一介武夫，不大容易为朝廷通得过的缘故。

不仅为此，在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他更是直不讳地说：“从前剿平东南贼匪，专恃楚军，湘中将才亦辈出，如塔、罗、江、李、胡、彭诸公，均涤相所赏拔，近则稍陵替矣。志得气盈而不免于竭。捻逆情形、中原地势又一变，楚师已成强弩之末，涤相出征，皆借用敞部淮勇，而湘将亦无从之者。……欲灭此捻，须合东、豫、苏、皖四省之财力人力以经营之，以一帅倡率，以各疆吏分任，同心协力，方可有济。无如各当事都不知兵，且相视隔膜，涤相亦不免徘徊顾虑。”既然各省当事都不知兵，理应由淮军将领取而代之，分任四省巡抚。这在李鸿章帮助潘鼎新谋求山东巡抚一职中，表现得尤为露骨。

潘鼎新先于1865年6月奉命率鼎军十一营由海道入卫天津，后又南下进入山东，10月间授为山东按察使，李鸿章对潘说：“专圻开府，此其先导。”1867年3月潘又进为山东布政使，李更为兴奋，又对潘说：“现既晋一阶，……断不常为十二营统领。”“吾弟既食东饷，焉知不为东抚。”他并且计划将山东的防军全归潘鼎新接统，至少要将马队三千归潘调遣，由潘负责防剿，而由现任东抚丁宝桢专任筹饷。这些活动，引起同样曾经以按察使身份带勇一千进入山东、并坐升巡抚的丁宝桢的疑忌与不满。当时丁宝桢已有战勇三十一营，自然不愿让淮军归并。他向李鸿章反建议，要把鼎军留归山东指挥，并以拖延给淮军的协饷相要挟，李鸿章则上奏参催。正在二人闹得很不愉快之际，1867年8月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李鸿章参折内归罪东军守将王心安，意在去丁。他对潘说：“丁中亟交部严加议处，恐弟不免巨任（即接任东抚）。”但丁也反参，将失事责任归罪潘鼎新，认为是鼎军骑兵巡防接应不力造成的。双方“腾章相诋”，清廷则于此事各打五十大板，将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并将李、潘一同交部议处；而潘鼎新的东抚前程也就此成为泡影。

面对这样的结果，尽管李鸿章满腹委屈和怨恨，多次指责东军“疲弱涣散”，丁宝桢于军事“实为外行”，甚至埋怨曾国藩不该听信毛寄云的话推荐丁氏升任东抚。但是痛定思痛之后，同时也在曾国藩等人的劝解下，李鸿章很快认识到：大敌当前，将帅不和，“恐非国家福。”于是他一方面致信潘鼎新劝慰：“事已至此，徒失和气”无益，另一方面主动修书与丁宝桢讲和，“彼此释然，迄于成功，无间言。”同时还向朝廷上奏表明：“臣与丁宝桢本无嫌怨”，在下一步的防剿中，“断不因丁宝桢妄生訾议，致涉迁延。”这样一场前敌高层领导内部的尖锐矛盾，终于以李鸿章本人的“高姿态”而得到缓和，这也是他政治手段成熟的一个表现。

再回过头来看刘秉璋，他在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督师后，即向李提出要借银扩军，李认为刘非“转战奔驰”之才予以拒绝。而在当时，以一个方面军的统领出任疆吏，已是惯例。刘秉璋因此与李鸿章“意见殊不能相惬”，屡屡以求退兵柄相牴牾。一如李鸿章在致潘鼎新信中所说：“仲良近甚枒杈（庐州土语：横生枝节、闹意见），因借银不遂而起衅，不知器局如是偏激。古人学与年进，乃年增而学养大减，左右四顾，不觉灰心。前有书谓楚北归后，必求释兵归农。兄谓要学曾候，亦须待至老翁之岁月资望也。尊意乃欲强作苏藩，恐署抚亦不屑耳。”这里面道出了刘秉璋与李鸿章闹意见的原因，以及他口口声声要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实质，是意在获得督抚实缺。而另一位公认是“平捻战功第一”的刘铭传，更以“有功不赏，有过先罚，为酒后牢骚之谈”，其“志气颓极”，终于浩然归里。

过去有些论者，经常引用曾国藩致李鸿章的一段话：“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来论证李鸿章驾驭有方，把淮军控制成为一支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军。实际的情况则远要复杂得多。诚如王尔敏在《淮军志》里所说：“淮军将领皆系依附鸿章而起，但亦不甘永在其脚下盘旋。特别是在羽翼渐丰之时，既有功高赏薄之怨，复有鸟尽弓藏之忧。故其渴望自立，与湘系将领亦无若何差异，不惟文途出身之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诸人之冀望位致方面大吏，即武途出身如刘铭传、吴长庆，也是极希望为地方之长，以展其才，此本人之常情。”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李鸿章尚无推荐部下出任方面重任的能力，而他对诸将却许下不少有关前程的空头诺言；当这些诺言不能实现时，诸将对他的不满和疑忌便随之而生。

济宁危机的解决颇有戏剧性，《异辞录》的作者对此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张总愚（宗禹）突犯畿辅，诏征各省援兵，淮军诸将，悉辞不往。文忠以是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诏至，天方黎明，文忠读而复卧，置之枕侧。晨起，闻诸将咸集，切切私议。出视，郭松林曰：‘会兵北上，先取京都耳。’言泄于外，朝廷益疑军中有异志。殷谱经（殷兆镛）侍郎，以条陈苏省漕粮之事，大受文忠复奏之揶揄，与之有隙，至是倡言：李氏兄弟大购田地，毗近者悉为所有，几于强取，宜令皖抚抄其赀产。文忠知之，尤为骇悚。时先文庄（即刘秉璋---引者）已解兵权未去，密告文忠曰：‘诸将谋去公，显而易见。惟琴轩究竟读书人，可激以义。’又谓潘中丞曰：‘吾辈道义之交，缓急顾不可恃耶！’翌日，文忠召中丞至，谓之曰：‘见诏书耶’？曰：‘然’。文忠曰：‘不为我惧乎？’曰：‘何惧之有，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也，喜则予，怒则夺，抑奚以异。’时赵子方（即赵继元，鸿章内兄-----引者）观察在隔室，文忠大笑曰：‘子方，如琴轩言，直风流罪过耳。琴轩，其速勤王。’中丞乃率军行。他日，文忠曰：‘吾见插羽驿递于道，急呼问其人将往何所，曰致李宫保，吾心惴惴，以为缇骑至。拆视，读寄谕，潘军已过河，去京不远，私心乃安。’”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上亦记述，李鸿章“夜以单骑冒雨至（潘）营咨所以入卫，公（潘鼎新）又毅然请行。”由于潘鼎新的带头，淮军各军随后也均络绎北上，解了京畿之危。

由此可见，尽管淮军诸将为各自的功名前途争权位、闹意气，但真正到了关系本集团第一号首脑人物命运的严峻时刻，则均能做到以大局为重，自觉聚集在李鸿章周围，以集团利益为最高利益；其中又以文化程度较高的刘秉璋和潘鼎新为最自觉（尽管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和宦途进退，此时正与李鸿章相当不洽）。正如李鸿章在风波平息后向曾国藩通报的：“琴轩、子美、少铭、海舲，退志已坚，忽皆投袂而起。诸将虽野，尚知尊亲。”经过这样一场考验，淮系群体的凝聚力显然得到了锻炼和加强。

（二）从督鄂援黔援陕到接任直督，看李鸿章在政治上的成熟。

剿捻军务结束后，清廷一度又采取“扬曾抑李”的策略搞权力平衡。督师无功的曾国藩入督直隶，并在朝觐班次上列为汉臣之首；李鸿章虽以“平捻”首功获得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封赏，但这仅是虚衔，清廷在命他回湖广总督本任的同时，又命进入近畿的淮军南撤，而淮军饷源所恃的两江地区，此时已换了并非湘淮集团的马新贻担任总督。这说明，随着淮军、淮系势力的不断膨胀，清廷对李鸿章的疑忌也在日益加深。早在“平吴”功成后的1865年7月，就有江苏籍京官殷兆镛和王宪成等人，上疏弹劾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脧民”，“岁入厘捐达四千万两，罪不容诛。”而清廷将该折钞寄李鸿章，已含有警诫之意，只是考虑到要继续借用淮军平捻，才使他得以度过此次危机。因此，在剿捻结束后的李鸿章，实际面临的是与“平吴”后期的曾国藩差不多的处境。

正是觉察到了清廷的猜忌和自己的处境险恶，李鸿章极力做出要效法曾国藩的样子，他在致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信中说：“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讟。今幸勾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涤相亦请留二万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否？”但是以李鸿章勇于进取的个性，又决非甘于恬退之人。他不光是向马新贻试探“请留二万人”，在不久以后入京朝觐时，也屡为当轴陈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致函丁宝桢（两人这时早已和好）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为争取他向淮军继续协饷预留地步。他还争取到曾国藩暂不赴任，待他请觐南归后共商淮军裁留大计。

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在江苏巡抚位置上的，是与李鸿章“一鼻孔出气”的淮系亲信丁日昌，丁以下的司道大员，也大多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班底；马新贻虽非湘淮一系，但他毕竟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且长期在安徽为官，与李的私交也很不错，在淮军实力正处于鼎盛阶段的状况下，自然不会对保留一定数量的淮军持异议。因此，嘴上说着“撤军归农是吾素志”的李鸿章，并没有象曾国藩那样尽撤湘军，而是仍然保留一支拥有75营约五万人的强大淮军。尤其使他意想不到的一项好处是，由于接任湖广总督，他在率淮军主力二十营入鄂的同时，利用朝廷命令他“援黔”、“援陕”的机会，在湖北就地筹饷，并争取到将当地盐、漕税银的相当一部分（各年起伏不定）以及江汉关四成税银每月约二至三万两作为淮军的协饷，并相沿成为定制。淮军分扎地区也由“平吴”时期的江苏一省，扩大到苏、鄂、直、鲁四省，从而为淮系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奠定了实力基础。

然而，清廷并没有立即调派淮军西进镇压回民起义。1870年2月，李鸿章奉旨办理川黔教案和吴棠参劾回到武昌不久，清廷即谕令他督办贵州军务，而由其兄瀚章接任署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他“南征无足轻重之地”，十分反感，便上奏以饷项、地势军情、采办转运三项困难，陈明不能贸然前往，并请清廷“勿责时效”，实际是借故拖延不就。

不久，因湘军宿将刘松山在金积堡阵亡，清廷又于3月中旬改令李鸿章率军援陕。左、李嫌隙已久，李鸿章节实在不愿与这位冤家对头打交道，对援陕之命，觉得味如嚼蜡。他致函英翰：“鄙意左公主持陇事，未便俎越。”又对曾国藩说：“中原久定，散骑归农，非数月不能成军，即凑齐亦不可遽战。”因此，他仍然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愿前往，并振振有词地对袁保恒说：“涤相尝哂鄙人调度喜用验着，至西北则不敢不图稳慎矣。”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则是：“愿借防秦养拙，作壁上观耳。”一直拖到7月25日，淮军大队才行抵西安近郊。

机遇对李鸿章似乎十分垂青，李鸿章到西安仅仅七天，就接到“酌带各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的密谕。原因即由于天津教案发生，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以武力相要挟，曾国藩因不谙外交，办理无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弄得焦头烂额。恰在此时，又发生马新贻遇刺身亡的突发事件。清廷最高当局再三权衡，无论就洋务经验还是备战军力，当时都非李鸿章莫属，于是匆忙之间又演出一幕“换马”活剧，以曾国藩回任两江，而以李鸿章接任直督。这对李鸿章来讲，真可谓天遂人意。他在接到驰赴畿疆的诏命后，在致丁日昌函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赘疣，藉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从7月30日接奉移军密谕，到8月30日任命李鸿章接任直督诏旨发下时，他已率亲军八营行至井陉，很快又于9月7日行抵保定。

然而，随后他却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首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堵陕西土匪回窜，淮军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其次，从当时的外交形势来看，如果将军队部署的离天津越近，容易引发战争的概率也越大。这点，李鸿章在给大哥瀚章的家书里写的很明白：“两奉密谕，沿江沿海防备，炸空苗（炸苗系合肥土语，意即为瞎咋呼）而无实际。”所以他尽管也做好了“弟赴援与军存亡，料虎将人人皆肯拼命”的战备动员，但他内心深知，清廷最高当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决裂开战的。再次，从其个人的原因，表面上是连日冒暑远行，须“调养肝疾”，实际是不愿陷入津案处理的烂泥潭中去。因为早在曾国藩接手天津教案、向他质询办法时，他就说过：“此案‘彼直我诎’，将来议结不外拏犯、赔银两层”，并劝告恩师：“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但曾氏一来缺乏外交的实际历练，二来对近代外交所必须遵循的实力、均势、机变和相互制约等基本原则并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而只是幻想用所谓“忠、信、笃、敬”和中国传统的以诚待人的交友之道用于处理近代国家间的交涉，其碰壁是不可免的。正象李鸿章所婉转批评的“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耳。”曾氏自己也承认采用痞子手段与洋人打交道，“自揣非所能为。”所以，尽管此案已临近终局，但面对天津绅民“人心汹汹”，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的场面，李鸿章自然不愿去这趁这趟浑水了。

9月9日，他在致曾藩函中宣称：“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限期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有论者根据这封信，认为此时的李鸿章已深谙为官之道。因为9月18日是法方催逼的最后议结期限，而他又熟悉曾氏遇事多虑的心理。故他一面坦言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一面又实实在在的“作壁上观”放言高论，而听任恩师在火上烤。在曾国藩，本可藉交卸直督而脱身，但一是谕旨中有务将“首要各犯尽数拘获”并且“务得实供”的严命，使他欲罢不能；二是他对李鸿章所放出来的“痞子腔”，早已没有剿捻无功时“自请留营效力”的“挺劲”，而无可奈何地说：“目下中外责望全归鄙人，台从虽限前抵津，尚不致稍损令望；至到津会同拿犯，则不免与仆分谤矣。”就这样一直捱到9月20日，李鸿章才行抵天津。在此前二日，曾国藩与帮办教案的丁日昌已将第一批要惩办的凶犯名单上奏清廷，李鸿章所允诺一力担承的“未了各事”，只不过是坐享垂成罢了。这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韬略养晦”，李鸿章在政治手腕上已历炼得相当圆熟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在这一段时间的发表的议论，如：“外国审办命盗重案，必以证据口供当堂质对，反复研究乃能定谳，与中国明慎用刑之意略同。”“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理后，若再以无礼相干，只有一拼而已。”“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以及“此案敷衍过去，果为自强之策，大沽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径，轮船为纬，……但保津畿与长江，自固根本，彼必不也轻视，动辄强压。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这又说明，此时的李鸿章，无论外交还是国防上的识见，都已远远高出曾国藩了。

正是由于李鸿章在政治上的成熟，因此，李在接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又兼领北洋大臣，并居此要职达二十多年，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巨。”甚至有学者称呼李鸿章的衙门“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朝廷的主脑人物”。由此可见，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集团——淮系集团，也正是由于李鸿章个人地位的升腾，对其部下将帅僚属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时候，才得以宣告形成。而这些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背后，又隐含着诸如权位、功名、物质利益等各种实际的利害关系。由此，可导入我们在下一部分的讨论。

第二节 集团阵容的基本概貌与主要特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国内洋务活动的蓬勃开展，淮系集团的发展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经中法战争而至甲午战争；期间该集团的各种有关活动，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论述。而在本节里，则力图以较简练的篇幅，从横的方面揭示淮系集团的基本阵容及主要特征，从而认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集团。

一 集团阵容的基本概貌

（一）李氏亲属中出任疆吏枢臣者（5人）：

（1）李鸿章：淮系首领，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1862年初创立淮军，入沪；1862年4月署理江苏巡抚，年底实授。1865年署理两江总督；1867年授湖广总督、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1870年9月起直至1895年马关议和，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并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马关议和后，奉旨入阁办事；1896年被派为特使出使俄、德、荷、比、法、英、美等国；回京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8年9月开缺。1899年调署两广总督，次年5月实授；1900年至1901年，因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发生，复起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11月7日卒于任。

（2）李瀚章：李鸿章长兄，拔贡。办理湘军粮台，1860年援江西吉南赣宁道；1862年10月赴广东为湘淮军抽办厘捐；1863年授广东按察使，次年升布政使；1865年任湖南巡抚；1867年调江苏巡抚并署理湖广总督，后实任；随又先后担任四川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等，1895年因病开缺，1899年卒。

（3）李经方：李鸿章长子（同李昭庆过嗣），举人。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英国，任参赞；1890年任出使日本大臣；1894年马关谈判中为全权谈判大臣；1907年任使英钦差大臣；1911年底调邮传部左侍郎。

（4）李经羲：李鹤章三子，优贡生。1887年选四川永宁道；历任湖南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福建、云南布政使，都察院右都副御史；1901年任广西巡抚调云南巡抚；1909年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复任财政部长、国务总理）

（5）张佩纶：李鸿章女婿，进士。其父张印塘与李鸿章为生死至交。1879—1881年丁母忧期间入李鸿章幕府；1882年署左副都御史；1884年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署理福建船政大臣，因马江战败遭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归后重入李鸿章幕并入赘。甲午战争期间以“干预公事”被驱逐回籍，后定居金陵，郁郁而终。

（二） 淮军将领中出任方面大员者（4人）：

（1）张树声：廪生，树军统领。1866年授直隶按察使；1869年署直隶布政使；1870年授山西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1871年授漕运总督；之后历任署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贵州巡抚，广西巡抚，两广总督；1882至1883年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2）刘秉璋：进士，亲庆军（一名良军）统领。1865年授江苏按察使；1866年升山西布政使（未任）；1868年丁父忧；1872年授江西布政使；1875年升江西巡抚；1881年调补浙江巡抚；1886年升四川总督；1894年因四川教案去职。

（3）潘鼎新：举人，鼎军统领。1865年授山东按察使；1867年升山东布政使；1870年丁母忧；1874年复授云南布政使；1876年升云南巡抚。后调京简用，请假回籍；1883年署理湖南巡抚；1884年任广西巡抚，次年革职。

（4）刘铭传：盐枭，铭军统领。在平吴、剿捻战役，因功授直隶提督，封一等男爵；1869年春卸任回籍；1870年津案发生，奉诏起复，帮办直军务，后又督办陕西军务，次年去职回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再度奉诏起复，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战后，清政府于1885年10月在台湾设立行省，授其为首任台湾巡抚；1891年辞职。

（三） 文职僚属中担任疆吏枢臣者（34人）

文职僚属成员包括李鸿章淮军（早期）直隶督署和北洋（后期）幕府人员，以及他在江苏、两江、湖广、直隶任职期间的属吏、与其关系密切受其保举推荐的人员。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2 文职僚属中出任疆吏枢臣人员表

（四）淮系军工、洋务企业中的管理人员：

     冯焌光、韩殿甲、刘佐禹、郭道直、王德均、高梯、沈保靖、李金镛、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郑观应、徐寿、徐建寅、刘含芳、叶廷眷、杜文澜、马建忠、严信厚、李善兰、华蘅芳，龚照玙、袁大化、郑藻如、李兴锐、孙传樾。

（五）淮系成员中的驻外使节：

郭嵩焘、许钤身、刘瑞芬、薛福成、马建忠、龚照瑗、罗丰禄、李经方、何如璋、李凤苞、邵友濂、伍廷芳、徐承祖、汪凤藻、李经迈、崔国因、容闳、杨儒、洪钧、郑藻如、曾广铨、李国杰。

（六）出身淮系幕府，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深具影响者：

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吴汝纶、俞樾、容闳、严复、张謇。

（七）淮军充当国防军后，同光年间提、镇以上重要将领：

吴长庆、周盛传、周盛波、张树屏、董凤高、张绍棠、刘盛藻、丁寿昌、唐定奎、潘鼎立、李长乐、曹德庆、黄桂兰、王孝祺、王永胜、陈振邦、黄中元、吴宏洛、章高元、罗荣光、杨岐珍、陈凤楼、吴秉权、吴育仁、徐邦道、唐仁廉、刘士奇、贾起胜、钱玉兴、卫汝贵、刘盛休、宋庆、马玉崑、聂士成、马金叙、吕本元、姜桂题、梅东益、叶志超、卫汝成、张光前、黄仕林、赵怀业以及黄翼升（长江水师提督）、丁汝昌（北洋水师提督）刘步蟾、林泰增（北洋水师左右翼总兵）等。

（八）淮系集团中的洋顾问、洋教练、洋技师：

毕乃尔（Penell）、马格里（Macartney）、德璀琳（Detring）、瑞乃尔（Schnell）、宓吉（Michie）、汉纳根（Hannacken）、毕德格（Pethick）、琅威理（William.Lang）、丁家立（Tenney）、科士达（Foster）、马格禄（Mclure）、金达（Kinder）、葛雷森（Glayson）、胡佛（Hoover）、罗尔斯（Rolls）、马士（Morse）等

    大凡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在看了上述名单之后，一定会对淮系集团的实力以及它在近代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所能发挥的能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评判。需要说明的是：

    一、第（三）项表2中所列，文职位至疆吏（总督、巡抚）、枢臣（尚书、侍郎）者，不包括早期依附于淮系、后来成为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巨头如周学熙（周馥四子，后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杨士骧（署直隶总督）、杨士琦（农工商部侍郎，杨氏兄弟二人为安徽泗县人，先后入李鸿章、袁世凯幕）、龚心湛（龚照瑗侄，民初任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出自孙宝锜门下）等人。黎元洪虽为淮军将领子弟，又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参加过甲午海战，但他在清末主要的活动是在湖北编练新军，与淮系关系不大，故未列入。还有一位较重要的人物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从1876年起历任山东登莱青道、盐运使，安徽徽池宁太广道、按察使，光绪初年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时，曾投帖拜入李鸿章门下，为李器重并推荐为出使美、西、秘三国大臣，四年后回国，历任大理寺卿、太仆寺卿、在总理衙门行走、左副都御史、户部侍郎等职，但他于甲午至戊戌期间，在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翻云播雨，与李鸿章大相牴牾，故亦不能算做淮系中人。

    至于表中所列34人，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郭嵩焘，他实际上是个亦淮亦湘的人物，但从他的一生主要业绩、思想倾向和仕途升沉来看，和淮系的关系更为密切，故在此列入并在后文详述。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疆臣，如先后出任两江总督的李宗羲、何璟、沈葆桢，出任广西巡抚的李秉衡等，他们都受过李鸿章的专折密保，但严格来说，他们都是非淮非湘的人物，所以在表中未能列入；但他们与淮系集团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后文讲到集团政治的运作时，也会有较详细地论述。

二、从（1）—（3）项的疆臣履历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是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通过李的荐拔得以授职的。美籍学者刘广京曾经评述说：“1870年掀开了自强运动历史新的一页。李鸿章调到如此接近北京的地方，事实上成为一名全国性的官员。他在外交和军事计划领域履行了许多中央政府的职责，他不仅负责直隶一省，同时担任协调帝国之下其他若干省自强的努力。”英国学者福尔索姆（Kenneth E.Folsom）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李鸿章意识到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对中国、而不只是对直隶或安徽，他不逃避全国性责任，而是伸展权力，果断地肩负国家事务。”由此可见，李鸿章就任直督后，在淮系势力网的集结中，确实产生了质的飞跃，从一个单纯军事集团开始形成为更加全面和系统、在晚清政局中更有发言力量的政治集团。

三、从（4）（5）（6）三项名单，可以看出，淮系集团的成员中，已经尽可能地网罗和包容了当时社会上洋务、实业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思想言论，又对淮系集团在近代政治舞台的运作，产生积极的助动；而从其中第（5）项中，更可以明了淮系成员在近代外交中的地位。因此，在时人的议论中，说当时外国人的眼中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也决非空穴来风。

综上所述，应该说，与同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派别相比较，淮系集团无论从规模、影响、实力地位和成员的涵盖面，以及面对近代世界的开放度，都是首屈一指的。下面，我们可以从对淮系集团主要特征的分析中进一步明晰。

二 淮系集团的主要特征

（一）超越地域、幅射全国的政治集团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不容置疑地确认，淮系集团是在淮军军系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和湘军“功成军散”的情况不同，淮军在完成对内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任务后，仍然保留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近代化水准的部队，继续充当着抵御外侮的国防军主力。这样一种所谓“湘消淮长”的态势，一方面与曾李两位统帅的不同心态——李进曾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外患日亟而传统的经制军又无法适应近代国防战略需要的客观形势有关。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一是湘淮勇营制度，原为清代兵制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淮军充当国防军后，勇营在内战中创设的“兵归将有”，“以将立军”的原则，随着后勤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分防职责的明确，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其将领任命和部队调遣，相当接近于国家常规军。二是随着淮军分防区域的扩展和向南北洋海疆延伸，淮系的政治势力网（官员荐举和任职）和经济关系网（洋务企业的兴办）亦逐步分布在北起奉（天）直（隶）、中经（山）东（江）苏，南至浙、闽、台直到两广的沿海各省，加上内地的晋、豫两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皖、鄂两省（前者为淮系本籍，后者为淮系长期把持的饷源重地）。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光绪年间的淮系集团，已是一个拥有十几个省的地方行政人事权，并以相当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后盾的全国性政治集团。值得注意的，正是由于淮军军系在整个淮系集团发展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在集团的各项运作中，又显示出相当厚重的军事色彩。

把淮系集团看作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集团，还可以从其官僚系统骨干要员的背景分析来证明。与湘军将领多有科名出身、裁军后不少人纷纷转入文途、出领疆圻的情况相比，淮军将领的总体文化素质大为逊色，出任疆吏者仅有4人，其中刘铭传还属破格擢拔。为了适应该集团在近代政坛实力不断膨胀、在洋务——近代化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不断增加的需要，李鸿章便将注意力更多地投注于在幕僚、师友和属吏（同僚）中荐拔。这样，势必要打破淮系官员必须以皖籍为主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相比湘系要员的构成均为湘籍，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与此相应，由于李鸿章在这样一种选拔过程中，更加注意吸纳声气相投、志同道合者，因而淮系官员无论就时局的见解，还是对本人在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承担的职责，都具有对本集团较强列的认同感和自律意识，这也是淮系集团在超越地域的限制后，所显现出的一个优势。

（二）众星拱月的群体结构

淮系集团的系统结构如下图：

淮系集团首领

李鸿章

将领官僚                      幕僚

   北洋海军       淮军        中枢           地方       汉员         洋员

（丁汝昌）                                    （各省督抚）

  左翼     右翼                                                  顾问 教练 技师

（林泰增） （刘步蟾）    总理衙门 军机处 六部          府    内战时期   直督时期

                                                       州                      

                                                       县   前敌  后勤 内政 外交 实业

   树军    铭军      鼎军    庆军     亲军     开字营    盛军     松军    勋军……

（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李鹤章）（程学启）（周盛传）（郭松林）（杨鼎勋）……

上图大致描绘出了淮系集团内部三个子系统的结构轮廓，属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一种较为典型的构成，呈金字塔型。塔尖的顶端是集团的总首领李鸿章，以下分为将领、官僚和幕僚三个子系统。先来看这三个子系统的基本概况：

军队，是淮系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支柱，将领则是军队的灵魂与核心。淮系集团的将领系统，主要包括在淮军和北洋水师两大武装之中。这两支武装，分别代表着当时国内各种武装力量中最先进的海陆军水平，它们的兴衰存亡，也和整个集团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各军的统将无疑都是集团中举足轻重核心人物。当然，由于各部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他们各自对时代潮流认识的差异，以及与李鸿章关系的亲疏，其在集团内部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尽相同。

官员，是整个集团在其势力范围内执行各项施政举措的基干队伍，其中那些出任封疆大吏和中枢要职的高官，更能和李鸿章呼应默契，形成一股能够左右朝局的政治力量。因此，官僚子系统的健全发达与否，对于整个集团的运转，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的数量和职位，直接影响到集团整体实力的强弱。淮系官员的来源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在将领中擢拔；二是在幕僚和属吏中保荐；三是在声气相投的同僚和师友中访求。

幕僚，是淮系集团中极为活跃、最具生气而成份又最为复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官僚政治中，幕僚——官僚的入幕之宾，只是各级官僚的私人助手，幕府制度本身也仅是官僚制度的一种补充。而近代幕僚，即是各级官吏的预备队，又是社会变革时期各个新领域、新部门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库。这是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强烈震荡，传统的官吏任免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地方督抚施政的需要，扩充和强化幕府的作用，也已成为地方大员推行各项“新政”的时尚；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化进程而产生的社会分工多样化，又使得近代幕僚的角色和职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使他们从传统策士和参谋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广泛地活动于一切能够发挥其能量的领域和部门，或办实业、或办教育、或从事近代外交……，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或隐或显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活力，与它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出色幕僚是成正比的。

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按照系统的多样性原则和系统结构内部的层次性原理，这三个子系统，每一个还可以再细分为若干分系统或分层结构。如将领可分为海陆军两个方面，官僚可分为中枢和地方，幕僚可分为汉员和洋员；其下还可以再分……。根据系统差异性的原则，各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以下的各分层结构的发展又是不均衡的，比如北洋海军按建制只有左右两翼，而淮军在长期的内战和充当国防军的过程中则形成十余支大小不等的部队，各支部队的实力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强弱不等。至于幕僚子系统就更为复杂，由于集团领袖李鸿章权势地位和趋新务实精神，加之他十分注重幕府人才的干练与能力，因此从幕僚的成分来看，文人墨客、绅商买办、一直到来自海外的洋教练、洋顾问、洋技师，只要有一技之长，李鸿章一概予以囊括，虽然不免会造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这又恰好是系统开放性的表现。

同时，该系统在构成过程中，凭藉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各项作用力，其本身又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即如系统内部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横向交叉的流动：将领可以出任方面大员而成为官员，幕僚也可以经过幕主举荐而成为官僚，官僚、幕僚又可以出而举办各种洋务实业。这种系统内部的调整磨合，既反映了系统边际效应的模糊性，也反映出该系统以功利和趋新作为集团凝聚力的作用，使得集团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中，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系统的凝聚力和离心力又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功利的目标超过了一定的“度”，在进入各子系统的核心分子中，钻营取巧唯利是图者（如袁世凯辈）日益增多，那么，系统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大乃至崩溃，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淮系集团系统结构的典型性还在于，与湘系集团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璋）等多位巨头相继迭现的状况不同，淮系集团的骨干成员，无论功名地位还是出身资历，都没有能与李鸿章分庭抗礼者；相反，几乎所有淮系要员，无论将帅还是僚属，都在不同程度上要依仗李氏的提携。因此，在整个群体的组织结构上，呈现出一种众星拱月的格局。这既十分典型地说明，李鸿章自始至终是淮系集团的唯一领袖，又很形象地刻划画出李鸿章将淮军将领各不相下的军系特征引入整个集团，是藉以实现其便于操纵驾驭、增强对集团的控制力的意图。

在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前提下，淮系骨干成员中，依据不同时期，分别有不同的成员进入集团决策的核心圈。概括地说，在中法战争以前，主要有丁日昌、郭嵩焘、郭柏荫、张树声、潘鼎新、刘郇膏、钱鼎铭、王凯泰、涂宗瀛、吴赞诚等人，中法战争以后，则主要有周馥、袁世凯、盛宣怀、刘铭传、李经方、于式枚等人。而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作为二弟有力臂助和奥援的长兄李瀚章，也是整个集团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之一。李鸿章依赖与这些方面大员在重大国策上的相互呼应援引，逐渐形成为一股能影响和左右朝局的政治力量。

    （三）封建色彩浓郁、近代特点突出的关系网络。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之初，就以亲族、乡邻、师生、同年、部属、世谊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来纽结成员，而后在抚苏、督鄂一直到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过程中，由于地方施政和洋务外交的实际需要，他又不拘一格，采取各种方式来吸纳人才。因此，在淮系集团成员的关系网络中，既呈现出浓郁的封建色彩，又展现出鲜明的近代特征。

先来看封建的一面：

（1）亲属关系。A、父子：李鸿章——李经方、李经迈，张遇春——张志邦，骆国忠——骆金荣，徐寿——徐建寅，张树声——张华奎；B、兄弟：李鸿章——李瀚章、李鹤章、李昭庆，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周盛波——周盛传，唐殿奎——唐定奎，郑国魁——郑国榜、郑国谟、郑国俊，郭松林——郭芳轸、郭文武，刘士奇——刘士珂，李正佩——李正銮、李正清，吴毓芬——吴毓兰，刘克仁——吴宏洛，骆国忠——骆国孝，卫汝贵——卫汝成，龚照瑗——龚照屿，董凤高——董明礼，孙昭左——孙昭右，潘鼎新——潘鼎立、潘鼎琛，刘东堂——刘盛瑞，薛福辰——薛福成，杨宗濂——杨宗瀚，郭道直——郭道清，黄桂兰——黄瑞兰，孙宝琦——孙宝瑄，马建忠----马建常；C叔侄：刘铭传——刘盛藻、刘盛休、刘盛科、刘盛瑞、刘东堂——刘朝带、刘朝干、刘朝祐、刘朝林（侄孙），张遇春----张志鳌，潘鼎新----潘永常、潘永胜；D姻亲：李瀚章——蒯德模、薛福辰、黄翼升（以上亲家）、孙传樾、孙宝瑄（女婿），李鸿章——张绍棠（妹婿）、赵继元（内兄）、张佩纶（女婿）、刘秉璋（亲家），李蕴章、李昭庆——吴赞诚；刘铭传——杨鼎勋、张树声、袁保龄；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张树声——叶志超。

（2）师生、同年关系。A，师生：李鸿章——刘秉璋、潘鼎新（受业弟子），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郭松林、杨鼎勋、杨宗濂、刘含芳（投帖门生），周馥、吴汝纶、刘瑞芬、张佩纶、薛福成、马建忠、盛宣怀（入幕师事）；B，同年：李鸿章----郭嵩焘、刘郇膏、吴赞诚、陈鼐、陈浚、俞樾、蒯德标、郭崑焘、凌焕。

（3）乡邻、世谊关系。以乡邻关系而言：淮军初创进庐州地区各营统领均可划入，而早期投身淮军幕府的王学懋、蒯德模、蒯德标亦是李鸿章的童年好友；以世谊关系看：李文安、李鸿章父子与张荫谷（张树声、张树珊之父），李文安与吴毓芬吴毓兰（团练旧部），李文安李鸿章父子与吴廷香吴长庆父子，李文安与袁甲三（子保龄、保庆均投身淮系），李鸿章与钱鼎铭（父辈李文安与钱宝琛为同年），李鸿章与潘曾玮（李为潘父世恩的小门生），李鸿章与杨宗濂、杨宗瀚（父杨延俊与李鸿章为同年），李鸿章与盛宣怀（父盛康为李鸿章故交），潘鼎新与刘秉璋（同学、两家同里世居），刘秉璋与吴长庆（同里世居），吴长庆与袁保庆（父辈吴廷香与袁甲三为故交）等等，不一而足。

以军功起家的湘淮集团，本身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象家族、姻亲、乡邻、世谊这样一些典型的封建人际关系，在集团成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以谦退自处著称的曾国藩，在处理湘淮两系的事务中，也毫无例列地打上了家族的印记，如他在剿捻期间不止一次对兄弟和子侄说，应该把督率湘淮军剿捻当作曾李两家的私事，又告诫李昭庆：“吾两家门弟太盛，人忌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所谓“门弟太盛”，也就是家族集团势力的扩展，可见他是把家族——集团——国家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于李鸿章，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指责他“滥用乡人”、“循私坏法”，王尔敏评价他“私其私亦重他人之私”，都说明这种封建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淮系势力的膨胀，成员间互相攀引、盘根错节、联络有亲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无疑会导致和加剧集团的腐败。

但在另一方面，淮系集团作为踵接湘系而继起的又一个大政治集团，在国内动乱已基本平息的情形势下，它所面对的，毕竟已是一个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中国；它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尽快地实现自强——近代化。因而在其成员的构成中，又必须要注入足以适应集团生存和发展的新鲜因素，这就需要打破封建人际关系的束缚。有不少研究者在比较了湘淮幕府的人员成分后得出。淮系幕府的成员，最突出的特色在具有专业特长和讲究办事效率上面；精于洋务的人士在幕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亦是倍获李鸿章青睐和荐拔的对象。李氏自己也时常把肄习西学、培养人才，提高到“自强之本”的高度来认识，并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多有抨击，加上他本人不责细行不重功名地域门户的作风，因此使得许多被科举制度摒弃于传统仕途之外的才智之士，都能汇集到他的帐下，尤其是在洋务军工民用企业和外交部门大展身手。（参见前述四、五、六各项）这样一种唯才是举的做法，无疑是淮系人际关系网络中独具近代特色的一面。

（四）趋新、务实的精神风气

从理论上讲，群体的精神风气与领袖的表率风范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天然联系。李鸿章天资聪颖，领悟力甚高；随着仕途腾达，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终其一生，对新思想新事物孜孜追求，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一大特征。他入都从曾国藩求学，很快即接受曾氏所提出的“经济”之学，率淮军入沪不久，即化装前往英国兵轮，“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倾慕不已，于是下决心学习。在他的影响下，淮军将领如程学启、郭松林等，从一开始“坚僻自是，不肯求教”，不到一年时间，便纷纷改用洋枪洋炮并进而改进营制，开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由此而一发不可收，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一直到处理近代重大对外交涉，愈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本国存在差距的认识愈深刻，其趋新和变革的意识也就愈强烈。正是认识到“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使他由衷地发出“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蔽者。”的呼吁，这样一种强烈的趋新意识，无疑也会影响到他周围一齐肩从事洋务事业的同僚和知交，从而形成群体的风气。

再者，尽管李鸿章自称“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但在从事洋务——近代化各项事业的实际过程中，他又是非常务实的。福尔索姆指出：“鉴于大多数官员逃避责任，李似乎是追求责任，他从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务，并总能指望他采取主动。”李鸿章自己也说：“鸿章自治分内之事，动多牵掣，日不遑给，曷敢驰鹜高远？中外切望过分，大概蹈空常谈，惟有量力踏实做去”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淮系官员在洋务----近代化潮流中，似乎均更执着于实事、实利、实功。这从晚清洋务企业中，淮系集团创办最多、成效也最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

然而，过分注重功利的趋功作用，又给整个淮系群体的精神风貌带来了不利的负面影响，李鸿章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对此，有学者评论说：“以利害动人心本是洋务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龂龂乎言利言害。显出来的又是一种短视和短气。”而当这些被利禄驱集来的人在李鸿章身边汇成一个影响近代历史的群体时，由于他们缺乏那种以道德立身的境界，所以看上去总使人感觉到面目不那么干净，从而品行和气节上给人留下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与非议。如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富怀等淮系洋务的要员，大概都属此类。李鸿章在私下里也感觉到“唐、徐、朱、盛，各有私意。”但他同时又认为“但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以至于连他的爱婿张佩纶也认为：“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起整个群体趋新务实的风气，应该说只占次要的地位。

（五）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势

与同时期的其它集团，派别相比，淮系集团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对外开放态势，这主要是由于该集团成员一般都具有较鲜明的“变局观”，且不少人在洋务、外交的实际工作中，首当其冲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因而“应变”与“开放”就成为该集团在近代化潮流中又一显著的特色。

先来看首脑人物李鸿章，早在率领淮军东下之初，他就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太平天国战事平定后，他又提出“千古变局”的命题，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所谓“千古变局”，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运用强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世界，“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推，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因而“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统治阶级绝不应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抱残守阙，不思振作；而是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要正视这一变局，就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与李鸿章相呼应，淮系诸要员也或先或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类似主张，如丁日昌指出：“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日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郭嵩焘也认为：“体察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而薛福成则更进一步对这一“变局”的形成作出具体分析：“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云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以淮系成员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政界领袖、终于最先清醒地认识到，从海上东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与中国历史上的周边夷狄之邦不同，而是代表着另一种高于或至少与中华文明不相上下的异质文明。在当时的情势下，“落后就要挨打”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面对这样一种“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的残酷竞争场面，该集团以至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有识之士都在苦苦亟思应变之法。如也是淮系早期智囊的冯桂芬较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李鸿章在实际操作中，则归纳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从而使整个淮系集团在近代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运作层面上，呈现出一种特别凸显的对外开放态势：

在军事上，淮军在国内最早引进洋枪洋炮，并聘雇洋教练采用西法操练；北洋海军建设起步虽晚，却后来居上，建成为当时亚洲一流的近代化舰队。在经济上，从开始兴办上海、苏州炸炮局、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入手，一直到举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唐胥铁路、上海机器织布总局，淮系官员们力图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科学技术全面移植进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机体，并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招商承办等各种经营管理方式上作了许多艰辛的探索和尝试。在人才和教育体制上，从1863年奏设广方言馆，到七十年代初派遣留美幼童、留欧船政学堂学生以及随之而来一系列对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的呼吁，并以创设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作为改革的先声。在走出国门办理对外交涉的过程中，淮系成员又是晚清驻外使节中比例最高的一个群体。参见下表：

表3 清季驻外使臣中的淮系成员

从派驻上述11国的使节人选（不包括葡萄牙、古巴和秘鲁）中，可以看出：一、说淮系成员占据了晚清外交的“半壁江山”，一点也不过分；二、淮系驻外使节活动最集中的时期，是从光绪元年到甲午战争，因而在近代外交史上，也可以把这一段称为“淮系外交时期”。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淮系集团应该说是最具有开放意识的一个集团。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是由于当时淮系要员绝大多数首当其冲，处于洋务外交的第一代，有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二是在首脑李鸿章的感召下，集团成员中聚集了当时社会上一流的洋务、外交人才，他们思想境蜀和趋新意识又促使淮系集团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开放度。

第三章 集团政治的运作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清帝国内政不修、武备废驰、积贫积弱、弊病丛生的状况，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强劲挑战，如何肆应并作出调整，是摆在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代形形色色的政治运作，无不是围绕自强与求富这样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而发生、而开展的。同时，由于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造成的社会动乱已暂告平息，中外相安、满汉合作，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联合控制局势的格局已告形成，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内部积聚力量，回应西方的挑战并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提出供了客观可行的历史机遇；而各种派别集团的纲领和主张，则从主观上的为中国近代化道路，提出了种种抉择。淮系集团作为中国近代化初始阶段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这样的环境和前提下，开始它自己的政治运作的。

第一节  集团意识与凝聚力

一  集团意识的由来

淮系首脑人物李鸿章无疑是最具有集团意识的一位，早在剿捻初期、淮军奉命北调，他就告诫部将潘鼎新说：“湘中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以稍张门户。”显现出很强的畛域之见。后来，当他接替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正值铭军尹隆河大败，他在基本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仍然不顾与鲍超的多年情谊，上折为刘铭传开脱，此举导致了霆军的最终瓦解。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一意迥护，显然也是出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考虑。到了70年代初，由于权力地位的提升，责任愈巨，视野愈阔，他的集团意识也就愈发强烈。如他在1872年10月12日致丁日昌函中说：“吾党如补帆（王凯泰）、调甫（钱鼎铭）、振轩（张树声）、仲良（刘秉璋）联翩而起，不可谓非才，仅比于乡党自好之流，孰是忧国如家、视远若近者？其余更不可知。”可见他迫切期望本集团中已登上疆吏位置的成员，能象他本人和丁日昌一样，对时代变局和洋务——近代化运动作出步调一致的体认和举措。而当1880年，刘铭传因伊犁交涉奉诏赴京，向清廷递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时，李鸿章大喜过望，在致张佩纶的信中说：省三此举“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再往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清廷掣肘和其他集团的不合作，他自认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当日军进围旅顺口，李鸿章在下令淮军诸将死的《手谕》中又一再谆谆告诫：“古云：同舟遇风，胡越一心。况皆我淮部子弟，亲若同胞耶？……若任其失陷，只有蹈海而死，何不拼命持久，为淮人振起声名。”而当旅顺失守后，他在总结战场失利的原因时，又曾痛心疾首地说：“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可见，无论是在淮系兴旺鼎盛的七、八十年代，还是已趋向腐朽衰败的九十年代，李鸿章始终是把本集团的荣辱得失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他致朋僚的函札中，“吾党”、“淮部”等字样比比皆是，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集团意识。

李氏集团意识的萌生，主要有几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一是李本人具有浓郁的宗族地域观念；二是他在湘军幕府时身受湘系门户观念深固的影响；三是清未官场党援汲引风气盛行。

先看第一方面，李鸿章自咸丰初年回乡办练，就是依靠宗族子弟和乡邻地域的力量，同治初年组建淮军，主要依靠的亦是两淮团练的基础。本人在八十年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时，曾在合肥地区作过乡土调查，并且将乡土资料中两淮地区团练头目与李氏的渊源关系作过研究，在与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有渊源的二百多名团练头目中，日后成为淮系骨干大支统将并受到李鸿章直接提携至提督总兵的大约有40—50人，均是从百战烽火中历练而出。正如李鸿章自己在《安徽义阡享堂记》中所述：“粤捻之兴，扰乱遍南北，治之者曰楚军、曰淮军、皆用乡人以治四方之事，……而淮军之力为多，淮军将士捐躯命而膏原野者亦较众。”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朽，淮军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步步壮大，并由军系发展成政治集团的。因此李鸿章在内战获胜后，在家乡和淮军转战之地大建昭忠祠，大修《昭忠录》，并且在他的声望和权位如日中天之际，分别于1870年8月和1889年8月两次带头捐资修建京师安徽会馆（第一次修建后于1889年6月遭火焚），使之成为皖籍京官和进京报考的安徽士子落脚聚会之处，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会馆之设于京师，以为宦游讌聚栖止之地，所以联络乡谊也。而皖省则肇于同治十年，盖吾皖控江淮之友，极人文之美，际运序之昌，为宏大之举，乘时蹈会以成兹馆，非偶然也。”此类以乡谊联络宦游，并进而发展为有利集团政治经济活动的“宏大之举”，都说明了李鸿章时刻不忘以乡邻地域观念，作为联系淮系本集团成员的一个重要纽带。

再看第二方面，李鸿章在湘军幕府的磨练，加深了他对建立一个抱成团的强大关系网络的实际体认。从湘系集团的总体结构看，其成员地域门户观念深固，非湘籍的战将如多隆阿、鲍超在湘军中均深遭排抑。李鸿章以异籍寄身湘军幕府，自然也免不了要受闲气，《异辞录》记载说：“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玉麟）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讥，刚直遂用老拳，二公互殴，相扭扑地。……文忠与文襄（左宗棠）、刚直，始终不协。”再如《苌楚斋随笔》所记，李鸿章初入曾幕，因自招马队不成，被曾国藩派往曾国荃军营参赞军务，李为表示尊重，请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题词，谁知曾国荃却大言不惭地手书对联：“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李见后，“大为不怿”“两人意见不甚融洽，”仅仅共事两个月就回到曾国藩大营。同样，尽管李本人志大才高，但他却因曾营迟迟得不到重用而心中充满落寞惆怅之情，这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正因此，他后来在淮军势力大盛，自己奉命接替曾国藩督师剿捻的时候（1867年正月），才会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潘鼎新说：“人第见兄（同治）元年入苏后事，而未见（咸丰）十一年以前，宛转随人盖九年矣。”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更强化了他在自立门户后建立起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网的信念；在对淮军将领的操纵和控制手段上，连曾国藩也自愧不如，认为“淮军如刘（铭传）、潘（鼎新）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岂阁下善于驾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最后来看第三方面，晚清官场，派系林立，党援成风。从科举来讲，有老师和门生之礼，同年袍泽之情；从幕府而言，有幕主和幕宾之谊；再从宦途来看，又有主官与属吏、恩主与荐士之私。以李鸿章的出身经历，在这几方面的历练都很充分，他少年高第，24岁就考中进士，会试主考官是大学士潘世恩，因其房师孙锵鸣的关系，他又成为另一位大学士翁心存的小门生。翁、潘等苏籍权贵，在国势颓危的形势下，注重实学，“尤以援引人才为急务”，道咸之际，在湘淮系崛起之前，其门第之盛堪称汉族大员之冠。一些史著笔记所称道的，李鸿章中进士的丁未科“榜运”特佳，涌现出一大批经世治国的“中兴名臣”，就是一例。李鸿章侧身其间，这张由师生同年关系构织而成的关系肉，对他日后在苏南崛起并在朝中结成强有力的奥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

除此以外，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的阅历，亦使他得益匪浅。尽管湘军系统本身地域门户观念深固，但由于曾氏个人的因素，湘军幕府之盛为当时所仅见。曾氏所以要广为延揽人才，用意是“共扶元气回阳九，各放光明照大干”；希望籍此给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事实也是这样，当这些三教九流的才智之士进入湘军幕府后，确实给这个清末最早兴起的军政集团带来一股清新之气。然而由于湘人过分重视地域，又使不少非湘籍人士深感不能尽其所能、施展所长。李鸿章在组建淮军幕府时，则十分注意汲取了这一教训，努力摒弃地域之见，在他的幕僚成员中，可以说是地域成分最为混杂的，这就为整个集团的包容性和开放度，奠定了基础。

在李鸿章的表率和感召下，淮系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较浓厚的集团意识，如建德寒士周馥，他是在最失意的情况下于1861年冬投奔到李鸿章门下的。当时李氏自己还是幕僚身分，但他从曾国藩处得知周馥文字出众时，立即“招致为已佐，分薪水以资给之。”周氏深感李氏的知遇之恩，曾作诗自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从淮军初创到李鸿章谢世，他一直忠忠耿耿追随其左右。

又如安庆请兵的钱鼎铭，因其父钱宝琛是曾国藩、李文安同年。淮军东下之初，李鸿章即将其调至军营差委，从“平吴”到“剿捻”，从部曹到巡抚，无论随军攻剿、筹备军需，还是赈灾济民、兴修河工，他始终尽心尽力，“缓急可恃”。成为李鸿章在军需后勤和地方政务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再如淮军大将中最为狂傲不羁的刘铭传，他虽然数度因朝廷功大赏轻、重文轻武而“浩然归里”，但每当边疆危机，将才难求之时，他总是能响应清廷并主要是老上司李鸿章的召唤，投袂而起，勇赴国难。1870年天津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他力疾就道，星夜驰赴前敌；1880年，伊犁交涉，西陲危急，他又挺身而出，赴京请训；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他再次复出，抗法保台，建设台湾，留下名垂青史的赫赫战功和辉煌业绩，同时也为淮氏集团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甲午战争时期如果不是因为重病缠身并随即逝世，他一定会响应李鸿章的电召再度奔赴前线。）他在台湾所从事的各项近代化建设，使之成为淮系集团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同类建设速度最快、成效最大的一个省区。刘铭传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为，一方面和他的性格能力以及台湾孤悬海外、较少受封建传统势力掣肘的客观情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能积极主动地争取本集团的支持有关。当他在台湾坚持抗法战争的期间，给他军需物资接济最多的是李鸿章及其麾下的淮系官员，在他首任台湾巡抚并大刀阔斧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时，在人、财、物各方面源源不断地予以支持的，仍主要是淮系的力量。除李鸿章外，盛宣怀、龚照瑗、徐润、薛福成、马建忠等人，都先后为刘铭传振兴台湾的事业出过力，献过计。

二 凝聚力内涵的提升转化

如果说，在淮系成员集团意识形成的初期，还是以乡邻、地域、师生、世谊、部属等较传统的封建关系，以及李鸿章个人的领袖魅力——如他讲究忠信义气、不忘故交，又能以“利禄驱众”（梁启超语）、给追随者带来功名权位的实际利益等等——来进行凝聚；那么，随着李鸿章个人地位的升迁和思想境界的变化，随着整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局势下承担的职责（包括内政、外交、经济、国防）日益繁重，这种集团意识也就愈来愈提升和转化为更具有时代使命感和近代化气息。这从集团的两个重要成员郭嵩焘和丁日昌身上能较鲜明地体现出来。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丁日昌是广东丰顺人，按照籍贯，他们都不是皖籍。怎么会被李鸿章收入淮系帐下，成为十分重要的角色呢？

先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他是李鸿章丁未进士同年，曾经被曾国藩将他们两人和帅远燡、陈鼐并称为“丁未四君子”。但他并不是曾国藩的门人，而是一种义结金兰、半师半友的关系，后来还进一步结为儿女亲家。郭的出道也很早，咸丰八年七月即入值南书房，但这主要是得力于大学士翁心存的保举。所以，郭嵩焘尽管与曾、胡、左等湘系将帅关系密切，在湘系集团崛起之初也曾出过大力，如他在咸丰初年曾经力劝左宗棠、曾国藩出山，在湘军编练之初曾积极建议实行“厘捐”、组建水师；在南书房当值时，又设法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但是，在湘军艰难崎岖的苦战与发展奋斗过程中，他并没有介入多少实质性的工作，从1860年8月离任回家乡居，到1862年8月再度出山，整整两年，期间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宜等湘系大员都曾多次邀请他前往相助，均被他婉言谢绝。所以曾国藩才会说他只是一个“著述之才”，而不是一个可以担当重任的“繁剧之才”。因而他在湘系集团的角色，始终是个若即若离的“游离分子”。

李鸿章就不同了，他在率淮军入沪临行前，就和曾国藩相商：“上海洋商萃集，江苏司道必须通达外情、明知政事者方克胜任。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尤为冲要。”建议请出郭嵩焘担任。到上海不久，他又致信曾国藩说：“鸿章在此独立无助，……当时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识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更请吾师手函敦促筠公，速来救我。”足见期盼之切。随即又专片密保郭嵩焘堪任江苏司道实缺，清廷遂于5月下旬旨授他任苏松粮道。7月12日，郭嵩焘在家里接到李鸿章的亲笔劝驾信，两周后，郭氏回信谦辞，列举了四条理由，主要是担心自己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但李鸿章一再殷殷相召，并且说通了曾国藩帮着做工作。终于使郭氏欣然就道。

到上海后，他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信任，很快发挥出精通洋务兼擅筹饷的特长。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欣喜地汇报：“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于是，在命他以苏松太道襄办淮军军务的同时，又派他兼管厘金总局。在抽厘筹饷的过程中，他深受当地名绅、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的影响，十分注重凋敝民生的复苏，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与冯桂芬一起筹议和主持了苏松太地区的首次“减赋”改革；他还参与了由冯桂芬倡议、李鸿章奏设的上海广方言馆的创建活动，为该馆拟了“章程十四条”。

由于工作出色，连起初不相信郭氏能担当繁剧事务工作的曾国藩也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在1863年5月又有提拔他担任两淮盐运使的诏命，在任虽不满两个月，但他大刀阔斧，有效地制止了私盐流行，为湘淮军又开辟了一块丰厚的饷源。李鸿章由衷地称赞说：“淮盐经筠仙整饬，月销引数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在当时，不光是李鸿章，淮系的其他要人如冯桂芬、丁日昌、刘郇膏、潘曾玮、钱鼎铭等，都与郭嵩焘结成志趣相投的好友，冯桂芬还为他作伐，娶了钱鼎铭的妹子为续弦夫人（尽管钱氏进门后夫妻关系极度不好，但在郭的初衷应该说是爱屋及乌吧）。然而，他随后在广东巡抚任上时，却因与前后两任总督毛鸿宾和瑞麟产生很大摩擦，紧接着又因为在镇压进入广东的太平军余部时，被他曾经有过救命之恩的左宗棠狠狠参了一本，导致了两人的“交恶”，并最终造成郭嵩焘的去职。

督抚同城不和，本是清代官场体制的通病，但郭嵩焘与毛鸿宾（曾国藩进士同年）不和的情形被曾国藩得知后，曾却对郭不表同情，而且还埋怨郭到任后“彼此争权，迨后至于切齿”；并认为他是受了王闿运等一般文人的挑唆，自坏名望，甚至说出“郭负毛而毛无负郭”这样的话。使得郭嵩焘对这位湘系大老、多年老友兼亲家很是失望。至于另一位湘系大老左宗棠的作为，更是令他伤透了心。因当时左宗棠率军从闽南追剿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余部，粤东北震动。郭嵩焘接到急报，立即知会两广总督瑞麟，要求速调广东副将郑绍雄一军，前往粤北南雄防守，竟遭拒绝。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想请随左宗棠南下追击的淮军松、勋两军就近入境相助。他一面知会左宗棠，一面直接给郭松林、杨鼎勋两位将领直接写信。但这样一来，正好触犯了左氏的大忌，因为他在此以前已经向朝廷报告，进入福建的太平军已经基本消灭，要求将淮军调回北方，骨子里是怕淮军争功争地盘。但郭嵩焘在给郭松林和杨鼎勋的信里，却有“且姑置左公之议”的话，而且他还给丁日昌也写了信，请他代向李鸿章说明调留松、勋两军的理由。这一切都引起了左宗棠的极大不快，当即凭藉节制三省军务的实权地位，向朝廷上奏，企图以部将蒋益澧取代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双方终于反目成仇。一般史著大都认为这是左宗棠以怨报德，但仔细推敲，郭嵩焘此时的派系立场，已经分明是左湘而右淮了。

郭嵩焘第二次辞职回乡，在1866年夏天，到1875年春再度应诏赴京，一呆又是八年多。他这次得以出山的背景是1874年日军借口琉球船民遇难事件侵犯台湾，清廷急需启用一些懂洋务的人才与将才，所以有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八日的谕旨，命他与杨岳斌、曾国荃、丁日昌、鲍超、蒋益澧等一起来京陛见。郭被派往福建任按察使，但是不到两个月又被紧急召回北京，原因是云南发生马嘉理事件，从而引起中英交涉与《烟台条约》的签订。由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百般要挟，甚至以下旗开战相威胁。在天津、烟台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和在云南负责调查案件的李瀚章兄弟弄得焦头烂额。当时威妥玛开出的六项要求里，有遣使赴英通好谢罪一条。于是李鸿章又向朝廷推荐，简派郭嵩焘出使英国。8月29日总理衙门恭亲王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这一决定；李鸿章也于8月31日受命函告郭嵩焘，要他“早日命驾北来，务乞于奉旨后迅速交卸，附轮舶至津，面商一切。”当时，新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已经看好郭氏，准备让他接替自己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但郭嵩焘奉诏即行，充分体现出以大局为重的襟怀。

回京后，郭嵩焘先以兵部侍郎身份在总理衙门任职，他对李鸿章与威妥玛之间的谈判僵局，主动施以援手，通过英国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约见威妥玛，终于使僵局有了转机。威妥玛对郭嵩焘的外交识见也很表佩服，于是又向本国外交部报告，积极促成郭嵩焘出使英国。从而使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但是，他的这项任命，遭到了保守派官僚和顽固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首先发难的是与他有前怨的正黄旗贵族景廉，“景总宪廉劾筠公，以出使必至辱国，请收回成命，密封留中未发。”当时一些与他交往较密的文士都为他“惋惜”，如李慈铭就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王闿运一面祝贺他“万里宣行，专行己志，未始非近局一大转关也”；另一方面又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同时，他还抄录了民间一副嘲弄郭嵩焘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更有甚者，当时在长沙应乡试的一批湖南士子，聚会在玉泉山，不仅要烧毁郭嵩焘修复的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并开除他的湘籍。连老朋友刘坤一也责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丛谤交集之下，尤其是在风气蔽锢的湖南，已几无郭嵩焘的容身之地。他显然已被湘系集团排抑在外。

李鸿章却认为：“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实有见地。”正当郭嵩焘因出使任命饱受湘人非议之时，惟有李鸿章在给丁日昌信里充满同情地说：“筠仙被其乡人于闱后噪扰，几有覆巢之祸。湘士自命攘夷，少见多怪！”并由衷地称赞他“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还在派遣留学生带同出洋等问题上给予具体支持。郭嵩焘使英期间，与李鸿章书信往返不断，两人讨论的问题，已经从洋务西学的器物层面，逐步涉及到西方政体的制度层面。后来，当郭氏又因《使西纪程》毁版，被编修何金寿劾为“大清无此臣子”，遭到保守派蜂起围攻时，仍是李鸿章对其深表同情，盛赞该书中“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并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大发感慨，认为郭氏“如此品学识议，不容于今之世，人才国运真无可挽救矣。”为了保护郭嵩焘，他还委婉地劝郭“以后少发新论为妥。”正因为如此，郭嵩焘晚年在《自叙》里才会说：“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无能报之。”湘淮两系，本来就有着水源木本、枝叶连理的关系，从郭嵩焘1862和1875年两度出山均由李鸿章推荐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他是亦湘亦淮，由湘入淮，最终成为与李鸿章心意相同、见解一致的淮系骨干，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同样，另一位淮系干将丁日昌，早年也曾经在湘军幕府作过事。他虽然以精通洋务著称，但曾国藩对其人品物望却时有訾议。因此，当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清廷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曾氏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上奏以丁氏“资望太浅，物望未孚”，而表示不同意。此后，在与幕僚赵烈文等的谈话中，他又多次把丁视为“宵小”，“市侩”。并说：“丁日昌在下游，官场无不愤怨，恐亦做不下去。”他本人只是为了照顾李鸿章的面子，同时也看到：“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办事确实干练才加以容忍的。可见，丁氏在当时，也是为湘系集团排抑在外的。

丁日昌所以在官场上大受攻讦，并且被一班守旧官僚呼为“丁鬼奴”，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旗帜鲜明地积极投身于洋务活动；二是他在苏抚任内大张旗鼓地肃清吏治，兴利除弊，触动了一些地方权贵的利益，于是遭到以王家璧为代表的江苏籍守旧官僚连续三次弹劾，分别发生在1870年11月8日、1871年1月12日、1875年4月3日。前两次系连续上奏指陈马新贻被刺是丁日昌父子主使，第三次则是因丁日昌呈上《海防条陈》而横加谩骂，说他是“矫饰倾险，心术不正”的“丁鬼奴”。对于这些攻击，吕实强和江村先生都有过详晰的剖辩。丁日昌自己在受到第三次弹劾后，曾在给沈葆桢的信里谈到个中原因：“琅琊（即王家璧），弟并未见面，从前朱修伯（学勤）曾说及，弟在上海道任内，曾撤伊弟差使，故结怨至此。”从表面上看，是私人恩怨；实际上，在王家璧的背后是整个反对改革的守旧权贵势力。

而李鸿章则对丁日昌也从才、资、德等方面全面肯定，早在同治二年奏调折中，就称赞他“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当曾国藩对丁日昌署理苏抚迁升太骤表示不满时，李鸿章特意去信解释：“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的确，自从到上海上任，无论是机器军火工业的讲求，海关陋规的革除，常胜军遣散的果断，还是轮船航运的倡导，丁日昌都表现了出色的才能。深得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所以，当他首次遭到王家璧的弹劾时，李鸿章连连致信劝慰：“琅琊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慝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又说：“执事去官之后，中外议论渐平。其知者尚推鄙人荐贤为不谬，……王孝凤现已进京，凭空谋孽，皆知其妄，不待申理者。”当丁氏因《海防条陈》再遭王家璧等人围攻弹劾时，又是李鸿章挺身而出，为其辩解：“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洋务吏治精能罕匹，既是李鸿章对丁日昌的定评，也反映了在风气未开、人才缺乏的情况下，李鸿章对丁日昌寄予厚望。

因此，当丁日昌1871年丁母忧去职，并因病因劾而志气颓唐，一度寄情古文，不想再出山时，仍是李鸿章去函谆谆劝诫：“一志作古文，不复预人世间事，非不可以成一大家，藏之名山，传之无穷。然仆尝论，自汉至今，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文学而已，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终于使得丁日昌打消顾虑，扶病重起，不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而且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再联系到李鸿章在刘铭传剿捻结束归隐山林时，也劝他“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世界终赖扶持。”以及他对刘秉璋不喜谈洋务的尖锐批评（后文详述）。可以认为，淮系集团集团意识的一个重要凝聚点，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转化为对洋务——近代化潮流的共识之上了。

淮系集团成员既然把洋务事业作为本集团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弥漫朝野上下的因循守旧氛围下，共同的压力和共同的识见，必然会使得这些在近代化途程中斫榛伏莽的开道者惺惺相惜。如1863年10月，刚到上海的丁日昌与郭嵩焘相遇，丁即把他所译的枪炮图说送呈给郭，郭阅后，“服膺无已”，后来在光绪四年的日记里仍称赞说：“丁禹生译刻前门枪炮口令、阵法、有图有说，上海机器局译刻克鹿卜后膛枪法，天津机器局译刻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合肥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在当时的“同志诸君”中，他认为：“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而他本人则“既精且大”。当然，这只是指集团中封疆大吏而言。事实上，李鸿章既然已经喊出：“当今喜谈洋务乃圣之时”。那么，因时乘会，必然会有一大批有志于洋务的才智之士，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淮系的大纛下。

 再从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集团首脑人物的人格影响看，也是如此。曾、李二人虽然都有知人善任和大度容人的长处，但李比曾更少传统思想和地域观念的束缚，况且曾氏在近代化开展的初始阶段既已辞世。因此，如果说湘系集团的产生是在道咸之交，一群湘籍官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动乱的时代环境下，自发地聚集在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领袖人物周围，实行自救的官僚政治集团；那么，淮系集团的崛起，则标志着由于时代课题的不同，凡是有志于在中国的洋务——近代化事业中一展身手各个地区、各种身份的人士，开始较自觉地聚集在这股潮流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周围。集团意识和凝聚力也由此形成。

第二节 势力网的进一步扩张

任何一股社会潮流的萌发，都是少数人在前面引领，多数人在后面推波助澜。作为在早期近代化潮流中讲求实事、实利、实功的淮系集团，其成员对近代化的认识也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在淮系集团的集团意识中，除了把自强——求富作为本集团行动的最高纲领外，在集团的基本层面上，大多数成员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仍成为本集团凝聚力的另一个聚合点。李鸿章本人即是如此，追求权力、拼命做官，构成他人格整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此也毫不讳言：“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即指权位——引者），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的确，在当时重出身、讲名位的传统积习下，要办大事业，除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之外别无他途。同样，晚清官场派系林立，政坛风波险恶，要在充满荆棘和暗礁的仕途中站稳脚跟并施展抱负，不建立一个实力雄厚的势力网也是不行的。事实上，李鸿章从就任苏抚步入政坛的最初时期起，就已经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出任直隶总督后，这种努力愈加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19世纪70年代起，淮系势力网的扩张，大致遵循以下三方面来展开：一是淮军充当国防军以后，分防区域的拓展；二是淮系要员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在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时，成为权力分割中的重要角色；三是在近代化事业各个领域和部门中捷足先登。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 从淮军布防看势力网的扩张

前面说过，淮军在镇压捻军起义后，经过较大规模的裁撤，仍保留了75营大约3.75万人的精锐主力。其中：铭军马步28营，凤军马步4营，庆军马步11营，勋军5营及开花炮队1营，武毅军步队5营，鼎军7营，盛军步队9营、马队3营、炮队2营，共75营。当时，因剿捻军务结束，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根据英翰、毛昶熙和左宗棠的建议，以淮军镇守近畿，于是诏命铭军20余营驻扎山东张秋，由直隶协饷，主要负责直隶防务。又因潘鼎新回任山东布政使，留鼎军7营分驻山东境内。江苏则以凤军4营、庆军11营驻扎徐州，刘玉龙开花炮队驻守南京下关，以段喆所统勋军5营沿江布防。李鸿章自己则回任湖广总督，带回武毅军5营、盛军马步炮14营进驻鄂境，淮军从“平吴”时期江苏一省防地，扩展为分防直、鲁、苏、鄂四省的局面。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淮军的分防区域又有了新的变化。他是在率军援陕（参与镇压回民起义）途中，接到驻防近畿命令并接任直隶总督的。处理完天津教案后，屯聚直隶周围的淮军已达81营有余，面对外患日亟的局面，清政府不敢将其遽撤，要李鸿章通筹安置。于是，直隶方面，李鸿章留下所带亲军8营和盛军23营，加上丁寿昌所募的2营3哨，作为近畿防军；另有铭军马步28营，武毅军步队10营以及徐邦道马队2营，共40营，交由刘铭传统带继续援陕；留守江苏者，凤军改为徐州防兵，庆军先后移马驻扬州、江浦、江阴等地，剩余武毅军步队5营、马队2营，由郭松林带赴湖北提督任所。实际归李瀚章调遣。在此前后，1870年因张树声调补山西按察使，经与晋抚李宗羲协商，由其弟张树屏另募步队6营并开花炮队1哨，号为树军新军。而原驻山东的鼎军7营，则因潘鼎新与东抚丁宝桢的矛盾，在他自请开缺回籍后不久，即导致1869年7月该军在韩庄闹饷哗变后遭到全撤的命运。这一时期淮军的分驻区域，为直、苏、鄂、晋、陕五省，而以直、苏、鄂为淮系势力十分稳固的省份。

但陕西已是湘系左宗棠集团的势力范围，刘铭传因与左氏积不相能，督军不久即称病回籍，于是援陕淮军只好分批东撤。1871年首批16营撤回江苏暂扎徐州（由唐定奎统带，又称铭武军）；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应钦差办理台湾事务大臣沈葆桢请求，李鸿章即派唐定奎率其中13营驻防台湾。事态平息后，于次年回驻江苏，扬州、江阴一带，成为江防军主力。其余铭军亦陆续东撤，先后分马山东济宁、张秋和江苏徐州等地；而由树军旧将吴宏洛所统的武毅右军步队5营，则调扎吴淞口，重隶当时的江苏巡抚张树声麾下。

光绪元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以后，诏命李鸿章与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本就是一个强力的“海防论”者，沈葆桢又以南洋海防经费尽让北洋，优先发展北洋海军，这就使李鸿章获得更大的权势。与之相适应，淮军着重海防的布防态势也已基本确定。当时李鸿章直接控制的淮军81营，分防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另有武毅军7营驻湖北，树军6营驻山西。但他既然要尽全力发展北洋水师，对淮军的发展就不能不有所限制，因此在伊犁交涉、朝鲜危机发生前，其部队总数反由94营减少至79营。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边疆危机加剧，朝鲜、越南局势相继紧张，淮军布防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880年，原驻江苏和庆军10营由吴长庆统带6营移防山东登州（余四营由曹德庆接统留驻江防），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发生，该部庆军又从登州开赴朝鲜，驻扎镇抚，直至1885年始撤回辽东（因旅顺建军港需驻兵）；1883年，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将吴宏洛部5营调驻广东，并添募1营，同时调防的还有杨安典开花炮队1营，蔡金章步队4营；刘秉璋出任浙江巡抚，命钱玉兴新募4营驻宁波，杨岐珍新募6营驻镇海；潘鼎新出任广西巡抚，命潘鼎立所募鼎军5营，驻防广西；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先后调防台湾的有铭军刘朝祜4营、聂士成2营，章高元武毅军2营，还有从广东调防的吴宏洛5营；1885年台湾建省后刘又首任巡抚，继续加强防务。这样，在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兵力和防区都达到鼎盛时期，总计驻防兵力达132营；其防区北起辽东、直隶、以山东、江苏、浙江、台湾，延及两广，在内地则有山西和湖北，共十个省区，加上淮军本籍所在地安徽，其势力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可以想见。

不仅如此，随着李鸿章的权势不断升腾，他还收容网罗了其他几支军队，使之成为淮系的偏师、或者说是可借用的旁支力量。一是直隶练军，起源于1863年新任总理衙门大臣薛焕的奏请，由当时的直隶总督刘长佑负责编练，1868年曾国藩接任后继续负责，并改拟了《直隶练军章程》，到了李鸿章接任，已是坐享垂成，他利用清廷业已批准的直隶练军饷银（每月定额约十万两），迅速将《章程》规定的选练六军改练成步队14营、马队11营零1小队；此外又将直隶原有的一部分勇营、包括丁寿昌因天津教案在直隶招募的乐字营，也一并归入练军编为部队5营、马队1营以及另外马步5小队。其统领和营官，绝大部分出身于淮军（也有少数湘军），其中著名者有聂士成、吕本元、杨玉书、吴殿元、董履高、何乘鳌、韩照琦、郑国俊、卞长胜等。到中法战争以后，加强海防，在直隶地区已是淮、练合一，统一在李鸿章的麾下了。

二是宋庆的毅军，原由河南供饷，属于豫军系统的两大主力，在教练作战中发展起来，战斗力很强，号称马步21营，共约七千余人，曾配合左宗棠西征。到1875年河南巡抚钱鼎铭奏调回驻潼关，裁剩为步队8营、马队1营。1880年伊犁事件发生，清廷调毅军驻往营口屏蔽北洋，李鸿章乘机奏请为每营加饷银500两和运费200两；第二年又因河南饷绌，奏准由户部从边防经费中月拨一万两；1882年又调宋庆亲率步队六营驻防旅顺口新建的北洋海军基地，正式归入北洋建制。这期间，为了让这支“百战精锐”免遭裁汰的命运，李鸿章一面“龂龂与部中争执”；一面又极力说服旧日僚属、河南巡抚倪文蔚，说毅军将士多数为安徽颍、亳一带人，不忍见其流离失所，“若即遣回，适为该处灾区添出乱党。”其中，著名的将领有马玉昆、姜桂题等。

三是嵩武军的一部，嵩武军是与毅军齐名的豫军另一大主力，曾随左宗棠远征新疆，1884年因中法战争由喀什噶尔调赴京畿。其统领张曜与李鸿章私交甚好，1886年张曜出任山东巡抚，嵩武军11营随驻山东，其中孙金彪4营驻防烟台。1891年张曜病逝，遗折请孙金彪接统嵩武全军，并归李鸿章节制，但是嵩武军诸将各不相下，互相攻讦。李鸿章见不好驾驭，于是只接受了孙金彪的4营。

四是吴大澂的绥巩军，吴大澂虽是清流健将，但与李鸿章却颇有渊源。他1864年中举后，从1865年起即在苏州紫阳书院师从著名学者俞樾，学习古文和考据，直到1868年考中进士。而俞樾则是李鸿章的知交好友、举人同年，紫阳书院山长一席也是李鸿章聘请俞樾担任的。加上吴大澂与张佩纶关系密切，所以在李鸿章的未刊奏折里，大约从光绪初年起，李鸿章就不断的保举吴大澂。绥巩军是吴氏赴吉林担任边务、垦务督办时，选募淮军将士和吉林旗丁编组的洋枪队勇营。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李鸿章致吴大澂手札》44件，半数以上为光绪六年至八年亦即吴赴吉时期所写，其中详细讨论了有关勘界和勇营编练事宜，说明他对这支军队的重视。1883年9月，清廷谕令吴大澂率该军马步7营调往北洋，随后又经吴大澂奏准扩充至马步炮队13营，驻防直隶南部乐亭、昌黎一带。1884年5月吴大澂被任命为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后，这支部队便进一步纳入了北洋防务的统一部署。1886年12月，吴大澂被授任广东巡抚，行前奏明将绥巩军划归李鸿章接管，正式“归并北洋”。于是，绥巩军便被派往威海，负责建筑炮台并长期守御。该军著名统领有戴宗骞和刘超佩，都是淮系旧将，而由吴大澂在组军之初就奏调去的。

中法战争后至甲午战前，由于潘鼎新革职、刘秉璋调任和张树声病故，淮军在南方广西、浙江的军队陆续裁撤，在广东也仅存六营，惟在台湾保存了一支相当强劲的主力，这显然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锐意经营有关。由此可见，尽管淮军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具备国防军的职能，但在实际的布防过程中，仍要受到地方人事和饷源等因素的极大制约。从总体上看上也是如此，天津教案后至甲午战争前，淮军势力较为稳定的区域，主要是直隶、湖广和两江（中法战争后加上台湾），这是因为直隶总督一直由李鸿章本人担任，湖广总督则长期由其长兄李瀚章和淮系要员郭柏荫、涂宗瀛担任，两江情况复杂一些，但也是淮系集团势所必争、长期影响和把持的要区（后文详述），这样一种状况的发生，势必要加剧剌激淮系成员攫取地方实权的欲望，并促使成员之间在人事关系上进一步相互纽结和提携。

二 对地方权力的分割攫取

晚清督抚权力的膨胀，自太平天国失败后愈演愈烈，主要表征有三：一是手握重兵；二是专擅地方财政；三是把持辖境人事。由此而造成所谓“外重内轻”。薛福成在《叙疆臣建树之基》一文中也指出：“督抚建树之基，在得一行省为之用，而其绩效成就之大小，尤视所凭之地以为准焉。”因此，无论湘系、淮系，还是稍后而起的清流集团，凡是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集团，无不以谋取地方实缺作为扩大本集团势力范围的重要途径，就淮系而言，它对地方行政权力的攫取和分割，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随着淮军充当国防军主力，为了保持防区稳定和筹饷的需要，以李鸿章为首的集团核心，运用种种努力来影响和干预淮军驻防区域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二，七十年代中期“海防大筹议”后，淮系倾全力经营东南沿海，在这些省区官员的人事安排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安插亲信。

先看第一个层面。中法战争前，淮军三大防区中，直隶、湖广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对稳定，因而淮系对两江人事的影响的控制，就特别显具典型意义。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江督为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尤其是江苏省的苏、松、常、镇、太地区，“其赋额之重为天下之最。”从事实上看，两江也是湘、淮军用武力打下来的最可依恃的饷源重地，尤其对淮军来说，安徽是其桑梓故土，江苏是其崛起壮大的发迹之地，从“平吴”、“剿捻”，到淮军改进装备，兴办近代军工企业，无一不是靠江苏省丰厚饷源的支持。因此，两江督抚的席位为淮系势所必争。

但淮系要长期把持两江，尽管有着深厚的基础，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一是两江既为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两江总督在地位的重要性上仅次于直督总督，因此势必引起清廷的特别关注和各派势力的垂涎；二是由于清朝特定的官吏加避制度，淮系集团中皖籍重要将领和苏籍重要僚属无法出任江督；三是该地区本为湘淮两系共同创立把持之局面，因而在实际权利分割中，自不能不顾及湘系的利益。这从同治光绪（甲午战前）年间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任职情况就可以看出：

表4 两江总督任职表（1862——1894）

表5 江苏巡抚任职表（1862——1894）

在两江总督的职位上，淮系和湘系可以说是平分天下，而在江苏巡抚的职位上，则是李鸿章利用各种关系和影响，努力保持淮系的控制地位，在中法战争前尤其如此。

1870年，因马新贻遇刺身亡，清廷调曾国藩第三次就任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李虽权势日增，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两江的注重。曾国藩回到江宁不久，因江苏巡抚丁日昌母丧开缺，廷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调补，李鸿章立即致信给曾氏：“雨生、小轩[吴长庆，时为淮扬驻军统领]接丁内艰，可谓极厄之会，幸吾师功德在民，威望慑众，从容擘画，自就范围。雨生之事，早在意中，失此右臂，诚为寡助。青翁素喜更张，才力精神，似多不及，若得敏斋为方伯，究稍维持百一。”张之万虽为李氏同年状元，但他究竟不是淮系中人，而且行事“素喜更张”，因此李氏提出以多年追随的亲信应宝时出任布政使，可确保淮军筹饷无虞。但清廷以奉天府尹恩锡调署江苏布政使，使李深感不便，幸而张之万很快调任，清廷即以李鸿章另外一位进士同年、湖广旧僚属何璟调补江苏巡抚；不久，曾国藩于1872年病故，又以何璟迁署两江总督，把张树声由漕运总督调授江苏巡抚。这一格局，，李鸿章认为是“与湘、淮将气谊相投，缓急可恃。”但因何璟资望尚浅，李又多方打探曾国荃、彭玉麟等湘系大员的态度，以寻求支持。几个月后，何璟又以丁忧去官，张树声接署江督。张是皖籍，按例只能暂摄督篆，于是清廷又调前山西巡抚李宗羲补授，他也是李鸿章的进士同年，两江时期的旧僚属，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经专折保举，自然与淮系一鼻孔出气。于是李宗羲和张树声一督一抚，实际成为淮军后路的镇守者。而淮军分防南北洋的格局，亦大致在此时确立。

然而这一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1874年10月，张树声因丁母忧去职，次年初李宗羲也以病免，清廷又命湘系大员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以安徽巡抚吴元炳调补江苏巡抚。这两人与李鸿章的关系较疏，而海防筹议，又正当关键时刻，于是李鸿章复又施展合纵连横的手段，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沈葆桢虽不属于淮系，但他和李鸿章是道光丁未科的同房进士（同出孙锵鸣门下），且同在曾国藩幕府里共过事，又同时受曾氏推荐出任方面，比起其他同年，关系更进一层。他又与湘系中曾、左两大集团均有较深的渊源，容易为湘系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次海防大筹议中，观点与李鸿章十分接近；并且在应对日本侵台事件时，与李鸿章互相支持。因此，早在1873年春，李鸿章就函告沈葆桢“日盼我公兼圻东南。”1874年第一次海防议起，李鸿章在年底利用进京为同治帝吊丧之机，积极为两江总督的人事安排进行活动。他向当时主政的军机大臣文祥力荐沈葆桢，认为：“左相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幼丹于船务颇知梗概，……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也。”在清政府决定任命沈葆桢三个月前，他就向沈预通声气：“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在正式任命下达后，为怕沈葆桢辞谢，他又于光绪元年四月十九日和七月十五日先后两次致函劝驾。

正因为湘系也十分注重两江，所以对李鸿章这一系列活动的用意，左宗棠曾经一言中的地指出：这是“欲笼沿海之饷养[淮军]洋枪队耳，朝廷以江督授刘[坤一]，颇非其心所乐，恐利权不属，不能长养此不战之兵。”果然，沈就任江督不久，李鸿章就希望他在筹办海防和保证驻防淮军的饷需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而沈葆桢一方面是出于对东南沿海防务的关注，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同年好友的举荐之情，不但同意将原应分解南北洋的海防专款（每年400万两）全数拨归北洋，而且实际保证了淮军江苏防军的定额饷需不致匮乏。

两江以外，凡是有淮军驻防的其他地区，情况亦大同小异。如山西，1870年树字新军六营募成后，张树声、李宗羲不久接连调迁，继任晋抚相续为何璟（1870—1871年）、鲍源深（1871—1876年）、曾国荃（1876—1880年）。鲍源深是安徽和州人，与何璟一样，亦是李鸿章丁未同年，情谊笃厚。何、鲍两任，对这支树字新军都备加关照。曾国荃抚晋后，曾经另募湘勇10营，一度将树军裁至1200人，但也一直维持到1891年张树屏去世后，才最终全数遣散。由此也可以看出集团政治的运作，对于防区兵力消长的影响。再如湖广总督一职，仅李瀚章一人即连任12年（从1870年至1882年丁母忧去职），期间他虽然数度遭人弹劾，但一直安如磐石。这与李鸿章的影响和操纵也是分不开的。

再来看第二个层面。除根据军力布防安插督抚人选外，随着李鸿章权势扩张，在淮军驻防未及的地区，不少淮系大员也纷纷由于李鸿章的荐任出任方面。1870年，王凯泰由广东布政使升任福建巡抚，开了淮系向南洋渗透的先声。1871年，钱鼎铭由直隶布政使升任河南巡抚，这时，李鸿章甫任直督不久，处置政务感到“如失左右手”，但考虑到豫省与晋省一样，同为直隶腹地，唇齿相依，无论从防务和河工来看，其地位都十分重要，于是毅然割爱。钱鼎铭卒后（死于1875年6月），在光绪所间继任河南巡抚的淮系大员有涂宗瀛（1878——1882）、倪文蔚（1887——1890），成为淮系势力扩张的一个重要省区。

至于福建，本是湘系左宗棠（原任闽浙总督）集团的势力范围，1870年8月，王凯泰抚闽，为淮系势力楔入了一根楔子。此后，随着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展开、以及新疆危机的发生，左宗棠倾力关注西北，为淮系进一步在闽扩张提供了机遇。王凯泰于1875年病故，清廷立即根据沈葆桢与李鸿章的推荐，起用丁日昌接任。丁日昌是淮系的中坚份子，也是李鸿章至为信任之人。前面说过，他于1870年底因丁母忧开去江苏巡抚一缺，去职前后，曾遭王家璧为首的苏籍保守派官僚连续弹劾，一度意志消沉，不愿出山参与政事。为此，李鸿章曾多次致信规劝。1875年9—10月间，因得知王凯泰“病棘”，李鸿章乘为同治帝出殡扈卫之便，向两宫太后陈言洋务与自强之道，夸赞丁日昌的政绩与能力，为其“徐筹位置”，并要他应沈葆桢之荐，克期赴闽接办船政大臣一职，“从容研画，以待后命”。不数月，王凯泰病逝，清廷即以丁日昌补授闽抚，李怕丁再坚辞，乃再次致函恳切开导：“阁下拜受新命，虽所处境地极难，万无可辞之理，……然则衮衮诸公，其不明阁下心迹者多矣。窃谓人生不过百年，早迟皆有一死，公岂畏死哉。闽抚固不必辞，即专令巡台船政，即再调滇陇，亦不必辞，使天下人人皆知非规避取巧，使朝廷时时信其无尚免危难，以公之才望，何可不成，何人不得耶？”在李鸿章的热情鼓励下，丁日昌果然力任其难，在福建巡抚任上做出了突出的政绩，尤其是他在1877年奉命巡视台湾后，在奏折中对台湾的防务以及修铁路、开矿山、铺设电报等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系统的筹划，为清政府加强东南海防和淮系日后经营台湾，作了呕心沥血的探索和论证。

嗣后，张树声于1880年出任两广总督，刘秉璋于1883年授为浙江巡抚，潘鼎新于1884年调任广西巡抚，刘铭传于1884年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次年首任台湾巡抚，与之相适应的遇是淮军的防区与军力进一步扩张（如前所述）。可见，到中法战争时期，东南沿海省份的督抚，已均为淮系要员所占，其集团势力已遍及大半个中国。

三 在近代化事业的新领域、新部门占据要津。

淮系集团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因此，在它所从事的近代化事业的各个新领域和新部门，无不有其得力干吏捷足先登，占据要津。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 海 关  

海关在清朝初年就已设置，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和中国农士原科产品的大量输出，列强将“洋人帮办税务”写进不平等条约，促使海关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的耻辱象征；但另一方面，海关又是交通中外、便于洋务派官员与列强打交道的重要渠道；同时，从列强口中分得关税残羹，又成为这些官员一部分重要的财政来源，得以支撑某些新兴的洋务事业。李鸿章在同治元年初到上海，就制订出“关厘分途”的政策，利用江海关关税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包括购置西洋军火和军工设备），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一直把控制海关道台人选，作为一项重要的事务。1870年前上海关道先后四任：黄芳（1862）、丁日昌（1863）、应宝时（1863——1869）、杜文澜（1869）均是李氏嫡系亲信；1870年后，李鸿章虽然调任直督，但他仍对上海关道人事有很大的发言权。至甲午战前，先后任职的有涂宗瀛（1869——1871）、沈秉成（1871——1875），冯焌光（1875——1877）、刘瑞芬（1877——1878）、褚兰生（1878署）、刘瑞芬（1878——1882）、邵友濂（1882——1886）、汤寿铭（1886）、龚照瑗（1886——1890）、聂缉槼（1890——1894）、黄祖络（1894），除聂、黄二人与淮系关系不深外（聂缉椝是曾国藩女婿，与李有私交，系由曾国荃举荐，而为李同意），其余诸人均为淮系幕僚或属吏，而尤以涂、冯、刘、龚四人最为得力。

李鸿章调任直督后，清政府根据他的建议又新设了天津海关道一职，“专管洋务及新钞两关税务”，作为北洋大臣的在通商交涉事务上的佐理，“凡交涉之务，则责成关道而总其大纲，以咨决于总署。”由于在设立之初，吏部章程即奏定，这一职位如出缺，应由直隶总督在直省现任道员、候补道员、现任知府中拣员请补，如直省内无合适人选，亦可举荐其他人选。于是，除了首任署理津海关道陈钦系根据曾国藩的保荐和总理衙门的意见安排以外，从1870年到期1894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津海关道的人选一直由李精心挑选的淮系亲信分子担任，情况如下表：

表6 1870——1895年历任天津海关道情况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多年追随李鸿章的亲信，绝大部分是由李鸿章从外地主要是上海直接调入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评论的：“李鸿章在举荐中，强调这一职位不寻常的条件和发现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员如何困难，他并不贬低被派到本省等待空缺的较传统的官员，但宣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洋务经验，因此不能选择他们。”从而将这一职位的人事安排紧紧控制在本集团的掌握之中，并因此而控制了北方这个主要的口岸的关税和商业收入。

（二）近代军工企业  

近代四大军工企业，一般的说法是李鸿章参与主办了两个：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接管了一个：天津机器局，而另一个福州船政局则是左宗棠与沈葆桢联合举办的。实际的情况则还要复杂和微妙一些。下面分别简述：

（1）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的创设，是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曾国藩于1863年秋拨款六万八千两白银委托容闳赴美购买的机器制造设备；二、李鸿章约于同时饬派丁日昌在上海购买的美商旗记铁厂；三、原上海炸弹三局中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局。它的发轫，固然是由于同治三年八月丁日昌上李鸿章的密禀，以及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转呈这一密禀后得到的明确支持答复。而它的创设宗旨，则早在1863年春李鸿章致恭亲王那封著名的信里就已经提出：“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矣。”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会同曾国藩联衔奏上《置办外国机器铁厂折》，可以视为该局正式开办。嗣后由于军务繁忙，曾、李二人交替往前线督军，因而江南制造总局的迁厂建设诸般事宜也有两人轮流督办。因此，该局实际上是由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创。反映在人事的安排上也是如此（参见下页表7）。

总办之上还有督办，即历任南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故在此表中从略。这是一个典型官办机构，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有官职和品级。从表上看，淮系成员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但是总办里的聂缉椝、会办和襄办中的陈兰彬、李兴锐、蔡汇沧、黄恩诏、刘麒祥、唐寿嵩、提调中的程锡书、张鼐等人，均是湘系。由于李鸿章本人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以后，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北方。美国学者康念德（T.L.Kennedy）据此认为：“1880年以后，江南制造局的许多（但是并非全部）的活动，完全离开了离开了李鸿章的控制。”原因就在于湘系官僚的管理，越来越受到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和贪污中饱的侵蚀。他还举出先后担任总办和会办的聂缉椝和刘麒祥为例，前者是曾国藩的女婿，后者是湘系大员刘蓉之子、同时也是李鸿章的姻亲。并且在制造局里还建有曾国藩的祠堂，四时香火不断，每逢曾氏忌日，总办都要率领各级下属举行纪念仪式。管理官员中贪污丑闻不断，李鸿章部分是出于为尊者讳，投鼠忌器；但主要是制造局本身的生产管理体制，与近代化洋务事业的发展严重脱节，到中法战争期间，根本无法提供前线所必需的基本军火保障，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因此，清政府在设立海军衙门后，1887年5月21日由慈禧的名义发下懿旨：“嗣后各

表7 江南制造总局历任总办会（襄）办表（1865—1894）

该省于海防应需购买器械、拨用经费等项，均著先期咨报海军衙门，斟酌妥善，再行办理。”这实际是根据李鸿章与奕譞商量好的意见发下的。李鸿章既已受命会办海军衙门，南北洋海防经费也统一在他的掌握之中，于是便利用他一直担任的江南制造局督办的身份，再次取得对江南制造局经费开支的监督权，同时对局中军火生产也予以指令性计划安排，从而使得甲午战争前十年间，该局生产的军火枪械，源源不断地运往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防区。

不言而喻，江南制造总局作为近代第一个官办的军事工业机构，确实存在着浓郁的封建官场习气。不仅是湘系官僚，即使是作为创办者和最高管理者之一的李鸿章，在他身上也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也同样在这个机构里极力安插私人，丝毫不比湘系逊色，如上表中历任总办除聂缉椝外，几乎全为淮系僚属和他的私人亲信。又如他在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与曾国藩信函讨论新任制造局总办人选时，评价冯焌光说：“冯生言过其实，行不逮言，又内怀疑忌，难惬众望。惟机器洋学似已入门，他人空谈尚所未及，求随时策励提携之。”明知冯焌光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仍求老师提携，原因即冯是他的投帖门生。另一方面，作为近代化起步的尝试，李鸿章也十分注意从这里培养和选拔技术型的官僚干部，并把他们不断的调往直隶和其他地区，如沈保靖、郑藻如、徐建寅、王得均等人。像当年发现和擢拔丁日昌一样，一些与他原来渊源不深的人，如郑藻如，即不是淮系幕府成员，又非皖籍，但李鸿章通过沈保靖的推荐，得知其人的确“才长心细”，随即将他调来天津。后来，又通过郑藻如，结识了杰出的洋务思想家和实干家郑观应，并将其重用。这也可以说是人才启用的链接效应。

正是因为看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之前，就已经于1863年3月11日奏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形式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所以一开始又称上海同文馆，到1867年始改称“上海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县城的旧学宫后、敬业书院西侧。第一任学监即为冯桂芬，他曾以《采西学议》而名动公卿，这时又为学馆拟定《试办章程十二条》，对教学制度和学习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当时学馆的中堂上，悬有李鸿章与冯桂芬亲笔书写的楹联，李联是：“声教遍东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秋，四方专对裕通才。”冯联是：“九丘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形象地体现出了创办者的宗旨。

广方言馆开办六年后，1869年，由当时的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准南洋大臣马新贻，将学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理由是制造局本身在前一年夏季设立了翻译馆。这是由近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寿向当时的制造局会办沈保靖、冯焌光提议并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后设立的。广方言馆事同一律，所以归并。归并后的学馆新址设在制造局高昌庙新址的西北隅，1869年底竣工，共有楼房、平房8栋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制造局总办此时又兼任广方言馆总办，总办冯焌光、郑藻如于是重新拟定了《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对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化。他们还根据李鸿章的授意，希望通过曾国藩禀请朝廷，对于广方言馆的优秀学生，能够赏予举人头衔，允许他们“一体会试”，这实际上也是李鸿章“士终身悬为富贵功名之鹄”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终因曾国藩过于拘谨而未能实行。

广方言馆先后开办长达42年，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较为专业化的外交洋务人才。如从1868年起，该馆先后五次共选送28名学生赴京师同文馆深造，大都成绩优异，其中有8人先后担任出使大臣和驻外公使，即：汪凤藻、杨兆鋆、刘式训、陆徵祥、吴宗濂、刘镜人、唐在复、戴陈霖。另外还培养出了从事西学翻译和教育的大量人才，杰出的有：汪凤藻（后任南洋公学校长）、席淦（知名数学家）、经亨咸（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吴匡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绍甲（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郭世绾（北京大学教授）、钟天纬（上海三等公学创始人、近代小学教学法改良家），以及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黄敬尧、吴宗濂、周传经等人。

至于翻译馆，也是在晚清社会中由官方出面，创办最早、历时最久、译书最多的一个机构。据熊月之介绍，当时在馆内从事翻译工作的，除了主持其事的徐寿及徐建寅父子，先后还有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中国学者，以及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等西方学者。译书的程序是：（1）由傅兰雅等人从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订购西文书籍；（2）由西方学者将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再由中国学者逐句笔录；（3）由精通古文的中国学者将笔录好的全篇修改润色，使之符合中文文法；（4）校印出版。译书馆创设之初，傅兰雅等曾提出，是否先从翻译《大英百科全书》入手，可以对西方科学和语汇的概念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清政府地方大员决定先从洋务活动迫切需要的学科与门类开始，也就是急用先译。于是就有了上述这样一套程序。

有急用先译，就有急用先学，为了解决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前所未有的译

名对照和规范问题，翻译馆先后编译出版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为后来学习和介绍西学的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后学者如梁启超，对这些对照表称道备至，认为它们将“西字、译音二者并列，最便查验，所定名目，亦切当简易。后有续译者，可踵而行之。”至于译作的文字润色，毋庸讳言，由于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技专家如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是放弃举业而专攻经世格致之学亦即近代自然科学的学者，古文造诣在当时相对略显薄弱。曾国藩和李鸿章为此也想了一些弥补的办法。著名的桐城名士、文献校雠学家萧穆（敬孚或敬甫），就是在翻译馆设立之初，被曾、李二人推荐到馆里从事文字润色工作的。

据冒广生（字鹤亭）回忆，萧穆在同乡好友吴汝纶1865年考中进士后，曾陪同他一起去谒见曾国藩，“湘乡询吴先生乡、会试座师、房师，知吴先生会试出周（畇叔、冒广生外祖父）房，曰：‘吾门生也……然则汝小门生也。’吴先生遂拜揖，称小门生。湘乡又曰：‘小门生尊而不亲，不如门生。’吴先生遂再拜，称湘乡曰‘老师’，自称曰：‘门生’矣。既而问萧来意，萧以谋食对。湘乡即就客座书一字使谒合肥。书曰：‘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岂可使读书种子而无噉饭之地耶？’合肥得书，聘为上海制造局编纂。”金天翮《皖志列传稿》萧穆传也记载：“同治初年，金陵克复。曾国藩督两江，注意文事，延揽学人。穆以县诸生上书幕府，时上海方创立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欧美天算舆地声光化电诸书，用文笔雅驯者讨论修饰，穆首予焉。”再据吴孟复先生考订：除了年限记载有误（萧穆正式进入翻译馆应在1872年），上述的其余记载大致是准确的。萧穆只身居沪三十余年，“居广方言馆，同馆中习西学者朝夕相见，未尝款洽，人也诮其腐拘。”也许正是这种字斟句酌的“腐拘”，使得当时西学译书既文笔雅驯又不失本意。

根据翻译馆译员陈洙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从1871年到1909年，共有译书160种，几乎涉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成为当时西学传播的一个中心，它的影响绝不亚于江南制造总局本身。这大半应归功于淮系成员的努力。

（2）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的前身是上海炸弹三局之一的马格里（Macarteney,Halliday）、刘佐禹松江炮局；同治二年十月，淮军攻下苏州，该局即随迁至苏州，成为苏州炸炮局，雇用外国工匠四、五人，中国工匠五六十人，生产已初具规模。1865年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又下令将此局从苏州迁往金陵，便成为金陵机器局。可以说它此前一直是跟随淮军的军事行动而迁移的。

由于这是近代第一个聘雇洋人参与管理的军工企业，而主持该局的马格里又因苏州杀降事件在李鸿章和戈登（Gordon）调停劝解的功劳，与李鸿章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深得李鸿章的信任。金陵机器局迁厂之初，有传记作者评述：“这时马格里对李鸿章的影响，已达到极点了。对于一切重要的事务，他们都密切联系着。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找马格里作顾问。”李鸿章曾经因马格里办厂有功，专门奏请赏给他三品顶戴。马格里因此更加志得意骄，先和首任中国籍总办刘佐禹龃龉，逼迫李鸿章将其撤职；又和继任总办段起（字小湖）不和，行事擅权专断，对洋技师多方优待，对中国工匠则极尽克扣责罚之能事。他本是侵华英军99联队的军医，后来加入常胜军，对军火生产完全是外行。1873年，已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专门派他去欧洲为机器局添购设备，他一方面吹嘘自己所办的是一个真正的兵工厂，一方面又拿清政府的钱任意挥霍。

这样一个外行管理的弊病很快就显示出来了，1875年1月5日，由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尊68磅的大炮，拖运到天津大沽口安放，在试放时爆炸，当场炸死7名中国炮弁。事故发生后，李鸿章立即将马格里招到天津质问，马氏仍然强词夺理。经过调查取证，证实爆炸的原因确实是质量不良引起的，当年7月，李鸿章果断地将马格里撤职。但是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光绪年间，接任机器局管理委员的先后有孙传樾、龚照瑗、郭道直等人，均是淮系的亲信要员。另外，李鸿章本人虽然远在北洋，但金陵机器局作为淮军随营兵工厂的性质，由于体制的原因一直未有改变。于是，我们在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未刊奏稿里，可以看到光绪年间基本保存完好、一年一度的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会衔上奏的《金陵机器局制造经费报销折》，最后一件延至光绪十九年。这说明，李鸿章一直把它视作自己的囊中物而加以遥控。

（3）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虽是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创办，但李鸿章一开始就参与其事。该局创办的起因是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曹州剿捻阵亡，京师震动。清廷接连下旨命李鸿章速派洋枪队航海入津护卫，同时又指名要调丁日昌赴京制造火器。但为李鸿章婉拒。接着廷旨改命李派员赴津开局制造炸弹，到当年冬天，崇厚本人也商请李鸿章帮助购备机器运往天津，实际的怂恿者则为江苏巡抚丁日昌，这就是天津机器局的由来。

1870年天津教案后，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正言顺地接办了天津机器局，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将崇厚聘请的不太听话的洋监督密妥士（Meadows）撤下，换上由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调来的亲信沈保靖。从此以后，随着津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一直把这个眼皮底下、也是北方最大的军工企业的人事管理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4）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和李鸿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1872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福州“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于是引发了一场有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李鸿章在这场争论中，以一篇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对接替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表示了坚定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沪、闽两局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李鸿章与沈葆桢私谊深笃、政见一致。所以，尽管当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重臣都不同程度地对沈葆桢表示了支持，而李鸿章的议论，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自立耶？”又认为沪、闽两局的开办，“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所以决不应裁撤。

在两年后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中，沈、李二人，再度表示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因此，当1875年7月15日，沈葆桢接到谕旨调任两江总督，他首先考虑的继任船政大臣人选有两人：郭嵩焘与丁日昌，均是出自李鸿章的建议。并且他们在海防筹议中也都发表了出色的见解。但郭嵩焘因顾忌到与该局创办人左宗棠的芥蒂而不愿就任；于是沈葆桢便全力推荐丁忧限满的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丁的继任者在中法战争前，有吴赞诚、吴仲翔、黎兆棠、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除张梦元外，其余均为淮系中人物。由此可见，淮系的势力此时也逐步渗入到福州船政局。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船政学堂学生派遣出国，及其归国后留为北洋所用。

派遣船政学堂学生赴欧洲留学，是沈葆桢在1873年12月7日正式向清廷上奏提出的。李鸿章首先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想法“洵属探本之论”。总理衙门表示同意，并令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于是李鸿章得以介入此事。沈离任后，继任的丁日昌、吴赞诚都很支持，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更是热心，在致丁、吴两人的信里反复商讨。丁的任期也不长（1875.12.11.——1876.4.1）,所以，实际的操作者主要是吴赞诚。吴赞诚字春帆，安徽庐江人，他和李鸿章有着乡邻、亲家和同年的多重关系。吴赞诚长子吴学廉娶李鸿章六弟李昭庆长女（即李经方之姐），李鸿章四弟李蕴章娶吴赞诚长女为媳，所以是双重姻亲；他和李瀚章同年拔贡，和李鸿章同年中举、同年中进士，所以又是双重同年。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督，即将他调至天津机器局，后密片保举，升补为天津道，又荐升顺天府尹。这么一个人物，既深得李鸿章信任，在筹划留学生经费、船只、管带等事务方面当然不遗余力。到了1880年，他本人又被李鸿章再度召到天津，督办天津水师学堂。

1876年，马嘉理案件结束后，李鸿章令由丁日昌荐举的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一起来津，拟定留洋章程：“学生数以30名为度，肄业年限以三年为度，责以成效，严定赏罚，出洋经费分年汇解，约共需银20万两。”吴赞诚也参与了章程的商订。从1877年到1897年，船政学堂先后派出了四批留学生，他们是洋务运动时期官费留学生的主体，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和科技人才。尤其是前三届的优秀毕业生，学成回国后，大部分都分配到北洋海军系统各部门，在近代海防和其他各项科技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许多著作中均有记叙，此处不再敷述。

（三）近代民用工业

淮系集团创办的民用工业如下表：

表8 淮系创办民用企业表（1872——1894年）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或批准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及淮系要员创办企业的重点，已经从军事工业逐步转向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企业了。早在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设时，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即已提到购置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并且预见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其中已经隐含有发展民用机器工业的想法。到他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同时经过一段兴办军事工业的实践，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富”才是“强”的基础，中国所以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他在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致丁宝桢的信里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形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为了不受其弊，也为了速见成效，李鸿章决心在轮船、开矿、铁路、电信、纺织等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逐渐仿行”，于是就有了上述一系列民用企业的出现。它们的经营管理方式是“官督商办”（在下文剖析轮船招商局时有较详的论述），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所以李鸿章仍然得以把他的亲信要员安插到总办、会办的各个管理岗位，一如上表所列。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的铁路议

一、铁路议的缘起

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修建铁路的中国人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中曾经建言，给能造火车者以专利，并在全国“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格于时局，未能实行。在他之前一年，还有一名外国人，即驻印度英军退伍大尉斯普莱（Richard Sprye），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建议修筑一条从下缅甸通过中国西南边陲重镇思茅进入华中的铁路，以应付“将来的竞争”，并且自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争取舆论。但英国政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方列强正式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修筑铁路的要求是在1863年底，由英、法、美三国驻沪总领事通过江海关道，向李鸿章建议承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李鸿章在同治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致总理衙门的信里回顾说：“苏城初复时，该领事等请由沪开铁路至苏，当经剀切禁阻。……查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可知，直到1865年，李鸿章和各省督抚的认识是一致的，对铁路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就在这一年，总税务司赫德写了《局外旁观论》，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写了一篇《新议略论》，都有修筑铁道的建议。李鸿章向来以趋新自诩，读到这些，自然会有所触动。1867年，清政府在派遣蒲安臣代表团出使前，考虑到西方各国公使经常向总理衙门提出修铁路问题，于是总理衙门又以信函的形式向各督抚征求意见，得到的反馈仍然是众口一词，碍难实行。李鸿章此时已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的态度是：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坚持不允；但又指出：“铁路工本，动费千数百万，即各国商众集赀，亦非咄嗟能办。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这大约是受到丁日昌的影响，因他这一时期正忙于剿捻军务，在与丁的通信中，多次谈到运兵运饷的困难。而丁日昌草拟的《三洋水师章程》中，也隐含有发展近代国防，水陆交通须放在第一位，必须“权自我操”的思想。

到1872年10月，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信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的观点，他指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当时“闻此言者，鲜不咋舌。”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所附条陈中乘机向朝廷提出，如果内地修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里，不致误事。但奏折递上后，也是洋务重臣的文祥竟然“目笑存之”，次年春，李鸿章又趁进京参加同治皇帝葬礼之际，向恭亲王力陈铁路的利益，并请先试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奕訢则以“无人敢主持”为由拒绝；李又请他能否“乘间为两宫言之”，奕訢仍复以“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婉拒。于是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其实，“绝口不谈”只是李鸿章在信里向郭嵩焘讲的气话。1877年3月，郭嵩焘抵达英国甫及三月，就接连给李鸿章写了四封信通报在英国的观感，在第四封信里，他写道：“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李鸿章的回信就是说明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连文祥、奕訢这样较开明的中枢权臣都感到无能为力。

李鸿章的修铁路计划受阻，而英国商人却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路，19世纪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即以修马路为名，瞒着中国地方当局修建吴淞铁路。1876年7月，上海至江湾段建成通车，因发生轧死中国人事故，被迫停驶。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当即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 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买回，也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鸿章却与沈葆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正是感到在内地修铁路阻力太大，李鸿章也将眼光转向台湾，并寄希望于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1877年，丁日昌通过对台湾的考察，上奏清廷，主张在台修建铁路。这是与李鸿章充分商量过的，李鸿章在读过奏折草稿后，随即提出意见，认为“各省煤铁矿渐兴，内地轮路亦须筹办，独惜大疏后段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未免瞻顾太多，转予廷僚以口实。兄曾发狂论以‘朝开铁路，夕死可矣！’仅见台湾线路之成，尤非志愿之所及。”可见他的期望和抱负很大。丁的奏折递上后，李又很快去信表示支持，鼓励他“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当时台湾士绅林维源、林维让兄弟捐银50万两作为筑路经费，清廷却将这笔巨款给用于赈灾，釜底抽薪；李鸿章又出面向英商丽如洋行借款，又因利息过高也未借成。加上丁日昌本人病重离台，所以台湾铁路此时并未能修成。

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总办唐廷枢禀请李鸿章从唐山修筑一条至胥各庄的轻便铁路，用来运煤。李鸿章专折具奏，获清廷批准。唐胥铁路顺利动工，修路工人都用矿区四周地区的农民，并聘雇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督修。这一情况使李鸿章深受鼓舞，认为修建一条横贯南北的大铁路时机已到。于是就有刘铭传的上奏，从而引发一场铁路问题的大论战。

二、铁路争议的经过及影响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局势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政府在派曾纪泽谈判的同时，也开始做战争准备。9月26日（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上奏称：“查刘铭传将略最优，……昨复钦奉谕旨，饬催来京，臣又备文加函敦劝矣。该提督勋望智略，实不在鲍超之下，昔年督办陕西，并未遇贼，竟遭谗毁，素性耿直，不受羁勒，未免抑郁以去，此次如投袂赴阙，惟祈温谕慰勉，假以事权，其才可当一面。”清廷接受李鸿章的推荐，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作为追随多年的老部下，李鸿章对刘铭传一直十分器重。早在同治八年刘铭传在剿捻军务结束后，因嫌朝廷“功大赏轻”而乞病归乡，与李长乐等在家乡吃喝嫖赌、放荡不羁。李鸿章得知后，立即去信规劝：“……久无嗣音，未知踪迹近在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欲张乐，酣戏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醇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但他也知道，刘铭传出身卑微，没有功名，必须遇非常事件有非常表现，才能破格擢拔，由武入文，得授封疆。所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此次的伊犁交涉，他都设法推荐刘铭传应诏赴京，也是为这位爱将创造机会。

上面这封信对刘铭传一生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整个70年代，他在养疴田园的同时，读了不少西学书籍，同时也接触了不少具有社会改良意识的人士，并且曾经雄辩地提出：“非罢科举、火部案、辟西校、拔真才，不出十年，中国将不可问。”思想见解上的认同、放言无忌的个性、以及赋闲的勋臣旧将的地位，使李鸿章觉得，刘铭传是能够提出自己“绝口不谈”的话题的合适人选。11月22日刘铭传乘轮船由海路抵津，谒见李鸿章，并在天津盘桓六日，28日方起程赴京。这六天当中，除了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李氏幕僚们的帮助下，起草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根据目前的有关资料，参与草拟工作的，有李鸿章的机要幕僚吴汝纶，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吴、范本是好友，范入李家，即是由吴推荐，两人共同切磋，自不在话下。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是张佩纶，由于其父原安徽按察使张印塘在咸丰初年与李鸿章一同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互相激励劳苦。”是共过患难的战友。所以张佩纶在1879—1881年丁母忧期间也在李鸿章幕府帮忙办事，他也对于奏稿的修订提供了意见，并且由于他的关系，另一位清流健将陈宝琛也得以参与对奏稿的起草修订工作。所以在陈宝琛的《陈文忠公奏议》家刻本里，保存了刘铭传所上的这篇奏折。

正像王家璧所指陈的，李鸿章对这一切，事先都知情。他在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给张佩纶的信里说：“省三回津，日趣复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与吾党发其端。”这是明确地把这项奏议放入集团的利益目标加以考虑。半个多月后，他在十二月初五日致张佩纶的另一封信里又和盘托出真情：“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遽发，此执事所略知矣。省三入山后，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大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乃天语亦相咨询，倘不乘斯时旉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所以也可以说，这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是刘铭传打算再度出山时，献给李鸿章乃至清廷最高当局的一份见面礼。李鸿章趁时复奏，不愿负国负友负平生，也表明他和刘铭传之间有着某种约定。

刘铭传的奏折是十一月初二日（12月3日）正式递上的，在折中，他具体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指出北邻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十年，祸将不测”；东邻日本，“恃有铁路，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面临俄、日两国强劲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急起直追，修造铁路，有了铁路，便于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亦有利于漕务、商务、赈务、矿务和旅行，是一项“裕国便民”之举。他还在折中建议修造南北铁路各两条：南面两路，一由清江至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直达北京（亦即后来津浦、卢汉铁路的雏形）；北面两路，由北京东通奉天，西通甘肃。鉴于铁路修筑工需浩繁，他又建议可以先借洋债。

此折一上，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字子腾）抢先上折反对，指出修建铁路有“三弊”：一、清江浦乃水陆通衢，一旦筑路，商贾辐凑，洋人觊觎，难免不生事端；二、清江浦至京，一千数百里，田、庐、墓、桥之拆移，难免不会滋生扰民之事；三、修路虚糜帑项，赔累无穷。清廷接到这个意见，立即将其与刘铭传原折一并发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讨论。要他们“悉心妥议具奏”

李鸿章于十二月初一日（12月31日）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对刘铭传奏折中的论点进一步详加论述，主要胪列了修铁路的诸种好处：便于运兵御侮、保卫京师，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遇有水旱灾害可以及时赈济等；他还建议中国应成立铁路公司，由刘铭传担任督办。针对张家骧提出的“三弊”，他还特意附上了《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逐一予以驳斥。认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并指出：“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经费的筹集，“若洋债未能多借，商股未能骤集，则虽欲举办，一时亦乏其力。”在给张佩纶的信里，他也坦露心曲：“子腾所驳三大弊，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可见他对因顽固派的反对而“阻于廷议”是有心理准备的。

果然，李鸿章的奏折一上，立刻又引起一片新的反对声。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纷纷上奏指斥。刘锡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修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力者九、有害者九”，认为如果铁路修通，中国险要尽失，外敌即可长驱直入；洋人亦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采购大量外国器材，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高昂，运费加入货价内，会造成货价猛涨；丝茶为中国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价格就会下降；加上当前国库不裕，民力贫弱，修铁路实无此巨额财力。刘锡鸿曾经出使英德等国，号称通晓洋情，尽管其言论强词夺理，有些地方甚至荒唐可笑（如说修路会触怒山川之神，易发生洪涝灾害），但颇能混淆一些人的视听。尤其是筑路经费问题，正好触及李鸿章的短处。至于其他人,如周德润叫嚷在中国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璧攻击李鸿章“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刘坤一的奏折于次年正月初八日递上，他一方面认为：“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转输两端，可期神速，实为智愚所共晓。”赞成先修筑清江浦至北京一路；另一方面又担心铁路建成后，会使脚夫失业，税利减少。所以建议总理衙门“参酌异同，权衡轻重”。态度暧昧，模棱两可，实际上把球又踢给了朝廷。当时刘铭传还是赋闲之身，一见事不可为，便仍请赏假养病，打道回府。李鸿章孤立无援，在这场论战中败北的命运便是注定的了。1881年2月14日上谕发布：“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李鸿章当时在写给王闿运的信里愤愤不平地说：“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即反映了他这种四顾茫然的心情。

 然而历史毕竟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李鸿章一看铁路修筑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便转向兴办阻力较小、投资规模不大的电报事业。这也是他在1867年首次上奏清廷正式提出的，当时未被采纳。1880年当年，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次年又在天津与上海间设立了7处分局。随后又不断扩展，建成浙、闽、粤陆路电报干线。与此同时，唐胥铁路工程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1881年末建成，全长约10公里，1882年，英国工程师金达用矿上的废锅炉改制成一台蒸汽机车，用以运煤，又遭顽固派弹劾，说什么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机车停驶。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等力谋挽救，几经周折才得以重新运行。这件事，增强了李鸿章等人兴修铁路的信心。

 经过中法战争，清廷最高统治当局终于逐渐认识到建设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李鸿章为会办。清流人士、兵部侍郎黄体芳曾经上奏要求清廷免去李鸿章的会办职务，被廷旨斥责为“迹近乱政”，将他“交部议处”。这也说明清廷在这一问题上对李鸿章开始信任。李鸿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奕譞支持，于1886年组成开平铁路公司，出资收购唐胥铁路，并扩修至芦台，名唐芦铁路，1888年又延长至天津，称津沽铁路，全程约130公里。随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也在台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招商引资，兴修台北到基隆、新竹的铁路。淮系官员的这些作为，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1887年3月，奕譞奏上《请准建津沽铁路折》时，同样也有一批顽固派人士跳出来反对，如大学士恩承和吏部尚书徐桐联名致函奕譞，极尽危言耸听，但奕譞不为所动，因为他此时对铁路的认识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李鸿章则据理力驳，对两人谬论一一澄清。

到了1888年末，又有更多的顽固派反对修路的弹章蜂拥而来，甚至有20多人联名的。著名者有国子监祭酒盛昱、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等，叫嚣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并说太和门失火是“天象示儆”，围攻李鸿章“误国家”。要求罢建津通铁路。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写了《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信件，逐一批驳反击。奕譞见事情棘手，只好奏明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明降懿旨，命有关的13位督抚将军对双方意见各抒己见。除了一人未见复奏、两人不作表态外，其余十人的复奏，均经慈禧详加披阅，认为唯有两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黄彭年的奏折“各有见地”。这三人都是主张兴修铁路的，后两人又是淮系成员，尤其是刘铭传，不但上奏支持，而且还向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明利害关系：“津通铁路此次如办不成，以后绝难再举，不独贻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体。”李鸿章给刘铭传的电文则说他读了刘的奏折后“痛快得未曾有”。这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孤军奋战了。而且，尽管日后在修路问题上又有津通和卢汉之争，但修建铁路这件事本身，在近代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李鸿章、丁日昌、刘铭传等淮系官员在铁路筹议中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第四节 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实践及其弊端

一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初衷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此处仅就其人事管理制度上看淮系的控制和运作。

轮船招商之议，早在太平天国平定后的同治六七年间即已开始，当时在淮系班底工作的道员许道身、同知容宏率先提出《华商置造洋船章法》，即输入西方航运方式，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的方案，但结果是“因循日久，未有成局。”面对“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的严峻形势，李鸿章对鼓励华商发展本国轮船航运之事，一直颇为关注。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糜费太重”为由，奏请停止造船，由此引发洋务派和守旧派关于造船工业兴废的一场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李鸿章坚定地站在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一边，指出：“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针对如何解决造船养船耗费巨款的问题，他又提出“配运漕粮，商人租贷”的变通办法，并主张“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致为洋商排挤。”这就开了筹建轮船招商局之端绪。

与此相应的步骤，是李鸿章在1872年初即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搭雇洋船者”拟议轮船章程九条，并函告两江总督曾国藩，而曾氏同时也命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筹议轮船招商局租赁事宜。吴氏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在分呈南北洋大臣的禀文中，提出办理此事有“五难”——即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准其兼运漕粮，二是廉收租价，三是准其转运煤铁，并附以各项优惠条件，庶能做到官商两便。但此禀递上时，曾国藩已经作古，继任者何璟对此兴趣不大，批令其再与江海关道沈秉成及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妥筹。而李鸿章则对这一禀文十分关注，详细披阅。鉴于“五难”中“招商最难”的实际情形，他在批示中表示：应物色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即可达到“官为之倡”，“而勿绳以官法”的目的。这年五月，他还面谕盛宣怀另行草拟一章程，对轮船招商局事宜做进一步推敲。

在这次筹议过程中，李鸿章深深感觉到“徒议章程而不即试行，仍属无济于事。”并且“若不及此时试行，恐以后更无试行之时。”于是1872年7月间，他即乘在天津验收海运漕粮之际，商令上海沙船界头面人物，经办江浙海运多年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及其弟朱其诏等，议妥轮船招商章程二十条，并拨借北洋练饷二十万，于10月间派他们在上海设局招商。此时，何璟、沈秉成等人仍在游移，经李鸿章“详晰告知，均各释然。”不久，何璟因丁忧去职，由江苏巡抚张树声署理两江总督。张一上来不太了解情况，有些犹疑。为加速促成此事，李鸿章又特意致函张：“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又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千数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张树声本为淮系大将，自当欣然附和。这样经过一番筹备，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1月14日由李鸿章正式奏准设立，由朱其昂为总办，承运江浙漕粮，并兼揽客货。在此之前，李氏函达总理衙门的咨文中，对招商局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仍应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二 官督商办体制的确立及弊端

试办半年以后，李鸿章发现朱其昂虽然熟悉官方漕运业务，但对揽载客货和船务经营等近代化经营则不甚谙熟，加上用人縻滥，商股不足，很快即陷入困境。李鸿章本想延揽经营丝茶和军需生意的富商胡光墉（雪岩）入局，但胡氏本系左宗棠集团的中坚，加以“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这种情况下，在总理衙门任事的淮系幕僚孙士达（竹堂），即以“闽粤人财力雄厚”为由，建议李鸿章招罗粤商入局办事。1873年夏天，经盛宣怀、陈钦和林士志介绍，曾任英商怡洋行买办的唐廷枢（景星）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延请入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为会办，朱其昂和具有引荐之力的李鸿章亲信盛宣怀也担任会办，从而形成唐、徐、朱、盛四架马车为代表的“官督商办”管理体制。从招商局内部的分工看，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商人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业务，而盛宣怀则既过问漕运、也过问揽载，实际上是以李鸿章的代言人的身份联系协调官商两端。由于唐廷枢和徐润在局内既是资本（商股）的所有者，又是资本的经营者，凭藉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声望，在经过一番调整改进后，无论是招商集股还是轮船业务，均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

然而随着招商局的进一步发展，官督与商办在体制内的矛盾日益显得不可调和，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也是弊端丛生。首先，从招商局内部的经营人选来讲，唐、徐等人似乎预见到“官权过重”（即政府干预太多），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因而在创办之初的局章中即明确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尽量精选，不得人浮地事，并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亦本着商务由商自任，盈亏与官无涉的原则，对企业用人不做过多干预。如1874年9月，宋晋向他推荐金安清（眉生、器之）入局任事，即被其断然拒绝：“招商局本无委员，亦无薪水，器之似难位置。”但从实际的情况看：“招商局因官有漕粮相助，凡官荐之人，势不能却。”李鸿章很快也发现，“至漕务各员荐人，该局不敢坚拒，自有苦衷”。另一方面，因唐、徐等人包揽局务，招商局总、分局二十余处，所有经理办事人员，非其亲戚即粤籍同乡，仍是沿袭封建传统任人唯亲之习俗，而同为会办的盛宣怀曾托朱其诏安插亲戚于局中任事，朱则复函说：“商局用人景翁（唐廷枢）早有定夺，……无从报命。”这样一来，势必导致下属机构风纪弛懈，同时也激化了官商矛盾。

其次，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层面上看，正像李鸿章对大哥李瀚章说的私房话：“唐、徐、朱、盛各有私意”；盛宣怀于1874年一度到湖北活动长江中游各省绅商购船，“欲与商局外另树一帜。”李鸿章也得知盛与唐“不甚相洽”，但他认为，“海洋生意唐较盛、朱尤熟练”，针对朱其昂所提议的（浙）江、广（东）漕运归盛、朱包办一事，李鸿章认为是盛宣怀“做事欠老成”，以后唐、徐难免会有意见，应该统归于招商局名下，不过由盛、朱经手，庶可做到“融洽分明”。由此可见，他实行的是“兼而用之”和稀泥策略，但这并不能掩盖以唐、徐为一方，盛、朱为另一方的商与官之间的矛盾。盛宣怀先是分心于湖北武穴、广济煤矿的事务，随后又因王先谦参劾其购买美商旗昌公司船产时有侵渔行为，而于1880年起“不预局务”。唐延枢则因1877年开平矿务局的开办而占去大量精力，留下来主持局务的徐润，则乘机挪用商局款项投机房地产经营，后来在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又称“倒帐风潮）中宣告破产，并因亏欠招商局公款16.2万两，被李鸿章革职。

三 国有化危机和抗拒湘系染指

1878年7月，因朱其昂病故，李鸿章札委广东籍江苏候补道叶廷眷接任会办，叶在淮军入沪之初曾任南汇、上海知县，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李鸿章此举，意在利用叶的同乡关系招徕粤商继续投资。但叶氏到任后，经过详细核帐，发现了招商局由于“明亏暗耗”，用款繁多，加上收购旗昌后洋商仍一意倾轧，“以致日行支绌”的重重危机，向李鸿章报告说：“……招徕新股，亦必听人情愿，不能使之强来。”既然商股严重不足，借用官款做本又因“利息厚重”而造成巨额亏耗，于是他提出仿照福州船政局成案，将招商局改归国营。具体做法就是将官方借款改为官股，并增拨公款二百数十万两，将亏欠之款先行还清，官股不再计息，商股亦可停利拨本，所有船栈码头，一切悉属官局。但当时，一方面李鸿章为了海防需要，亟须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同光年间的洋务新政，对清政府而言始终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招商承办，本为广开利源，如反以官款垫亏，岂不是大违创办初衷；同时，改“招商承包”为官办，也是从经济改革道路上的倒退。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这一国有化方案都不能为李鸿章接受。商局里的唐廷枢、徐润等人也加以抵制。叶廷眷见李鸿章迟迟“未从其请”，一年后便籍口母丧离任，而李鸿章接着便以叶氏曾经保荐其族亲叶显照办理天津机器局、亏挪公款为由，将其撤任。

叶廷眷的方案虽被李鸿章所否决，但却为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再次建议筹设官股提供了张本。1880年11月26日，刘坤一首先策动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湘系成员王先谦，就李鸿章奏请酌提招商局拨还官款一百万订造北洋铁甲舰一事，上奏弹劾唐廷枢、盛宣怀等“营私肥囊”，建议清廷饬下南洋大臣查办此事。与此同时，刘还将王氏奏折密抄给彭玉麟等湘系大员，为设置官股方案布置声援。12月17日，军机处就王先谦所奏征求各有关督抚意见，刘坤一便在《覆陈海防事宜折》中，极力反对再购铁甲舰，并提出招商局官本还清后，所缓还之息亦应存作官股，以便日后国家可进一步分享招商局利润，甚至还提出政府“宜得一大力者主持，唐廷枢、徐润与之左右。”这显然与李鸿章一贯主张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重商政策大相径庭。除了刘坤一本人受传统重本抑末思想浸蚀较深之外，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一是他坚决反对因北洋舰队的强力扩张而造成对湘系不力的地位；二是对招商局拨还官本（公款）时南北洋比重不均、重北轻南表示不满；三是急欲利用招商局内部因叶廷眷撤任而激化的官商矛盾乘虚而入，以湘系取代淮系对局务的控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盛宣怀因王先谦的参劾而去职。此外，湘系中人还想拉拢叶廷眷复出倒戈，但刘坤一以叶“现在丁艰，又不得于北洋[指李鸿章]，未便强之入局，留为后图”而婉拒，实际上也是怕和李鸿章搞得太僵。

富于权力斗争经验的李鸿章，此时自然不甘坐视。立即以强硬的姿态抗疏陈言，折中说：“臣于招商局向不敢置身事外，然王先谦既谓上海及滨江码头多系南洋所辖地面，应请就近派员办理，臣何敢蹈越俎之嫌，贻人口实。且局务虽有起色，究竟用人立法是否合宜，臣亦未敢自信，才力实愧竭蹶。可否请旨饬下南洋大臣刘坤一，询其立法用人与保利权而息浮言之道。如已确有把握，请即责成刘坤一一手经理。臣即勿庸过问，以一事权。”这种绵里藏针、以退为进的策略，似得自曾国藩的真传。刘坤一对究竟能否治理好轮船招商局，并没有确实把握，当时他在朝中无论地位还是权势，也无法与李鸿章抗衡。最后，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认为：“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并且提出：“李鸿章倡设此局，洞悉情形，唐廷枢等均系李鸿章派委之员，该大臣责无旁贷，凡有利弊之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仍咨会南洋大臣，以收通力合作之助。”表示了对李鸿章的坚定支持。

为了查明招商局管理人员有无营私害公侵渔中饱行为，李鸿章遵旨派出江海关道刘瑞芬、津海关道郑藻如，会同南洋大臣所派之江南制造局道员李兴锐一同前往查办。刘、郑均为李氏亲信，李兴锐虽然是湖南人，但他早年与李鸿章一起是曾国藩的门生兼幕僚，1875年由李鸿章札调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又于1889年被李鸿章奏留直隶，委办北洋海防支应局），也算是个亦湘亦淮的人物，凭着他与李鸿章的交情，自然与刘、郑等一齐为唐、盛等开脱。

面对湘系集团谋设官股、觊觎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挑战，局内一度因官商矛盾而离心离德的淮系众骨干也摒弃前嫌，联合对外。如唐廷枢即主动为受诽谤最重的盛宣怀辩白说，收购旗昌一事，盛只参与动议，而从未经手银钱，“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遭受不白之冤。”同时，唐、徐、盛等人还积极串联，谋求对策。如唐、徐致盛宣怀的信中称：“或恐都中人言藉以有关公款为责，此亦易办，只须弟等变卖船只码头，归还公款有余，散此公司，另图活计，纵有亏折，与公家无涉。可不须查办。”招商局官商一致的强烈反应，也影响到李鸿章，使他坚持执定既有的“招商承办”方针。

四 郑观应的整顿：积重难返

1881年，唐廷枢因开平煤矿公务羁留天津，徐润又适逢丁艰回籍，唐、徐二人会衔禀请李鸿章札委张鸿禄（字叔和）帮办局务，不久，李鸿章又札委郑观应到局帮办。于是，1882—1884年的局务主要由唐、徐、张、郑会商办理，而其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则是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

郑观应原为太古洋行买办，是郑藻如的近亲。由于这层关系，李鸿章于1878年札委他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于1880年担任该局总办；旋又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他正式脱离太古，全身心地投入轮船招商局事务。他上任不久，即拟出“救弊大纲”十六条禀呈李鸿章，在内部则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盈扭亏等各方面力加整顿；对外则与怡和、太古等洋行签订了“齐价合同”，以避免与洋商削价竞争，从而使业务蒸蒸日上。1884年初，李鸿章下札，升任他为招商局总办，但郑氏极力辞却。

郑氏力辞，直接的原因是1884年他本人因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巨大亏空而破产，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本人此时对“官督商办”的体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诚如他在给唐廷枢的密函里所写的：“查招商局乃官督商办，各总、会、帮办俱由北洋大臣札委，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我辈只知办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钻营，安有奥援为之助力？而股东辈亦无可如何。”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郑观应所料，1884年初盛宣怀重回招商局实行整顿，次年被李鸿章任命为“督办”而取代唐廷枢总办一职。根据他提出的“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原则，政府“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由于他长期在外任职（先后任登莱青道和津海关道），便将局务委托由其保荐的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三员会办分任，盛宣怀则用“互相勾稽”亦即互相监视的办法来控制，以达到综合平衡各会办的权力。但这种做法使得招商局的官气愈来愈重。1891年马建忠愤而离职后，李鸿章于次年再度札委郑观应帮办局务，重新提出改革整顿的方案。但已经积重难返了。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早期近代化企业的一个典型，也是李鸿章自诩的“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从对它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上的剖析，可以概见集团政治运作在经济领域中的诸般特点：一是从创办到衰落，淮系集团要员始终保持着对它的绝对控制，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二是当其面临外部势力（如湘系集团）争夺控制权的挑战时，其内部的离心力马上又能转化为向心力而一致对外；三是作为“官督商办”的经营样板，淮系集团中凡是有近代管理经验的菁英，如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郑观应、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等，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参与过招商局的管理，并由此引发，拓伸向近代化领域的其它部门，如煤铁、电信、纺织等，从而使淮系集团在近代化事业的开拓方面，相对其它集团来得更为宽广和深远。

第四节 海防大筹议：成功的集团运作

一 《筹议海防折》的产生

     在近代国防问题上，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强力的“海防论”者，这一方面与他担负的职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淮军充当国防军后的布防区域多在东南沿海、淮系官员出任封疆的势力范围也多在沿海省份的实际情形有关。加上李鸿章本人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唯武器论的观点，对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有着切身的体验。所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海上军事力量，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1874——1875年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使他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切近的一步。在他的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下，这次筹议成为集团运作影响朝廷决策的一次成功尝试。

1874年5月，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在清廷朝野引起极大震动。11月5日（九月二十七日），《中日台湾事件专条》在北京签字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讲求武备必求实际折》，回顾了从庚申（1860年）之变到此次侵台事件的创巨痛深，认为必须讲求武备、亟图振作，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具体意见。奏上当日，军机处即奉到谕旨，发下沿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讨论，限期一个月内答复。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并不在沿江沿海地区，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所以也咨请他参加讨论。

李鸿章接旨后，随即于11月11日（十月初三日）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信里写道：“廿七寄谕，饬议整备海防，注意在铁甲战船、水炮台等件，自是当务之亟。惟中国水师向未讲究，离道太远，无人无钱，一时殊难集事。今从发蒙起手，人才当于闽、粤求之。文相为倭事气愤不过，发此正论，但恐有唱无和，言易行难。限一月复奏，未便过迟。此间正拟构思，尚不知从何处说起。尊处虽据上游，遇此大议论不免随众涂抹。幕僚中有可商榷属稿者否？弟自凌筱南（凌焕）南旋后，洋务笺奏皆自起稿，苦涩殊甚，故常说白话，无泛论也。”这段信文透露了几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中枢当局如文祥、奕訢等人开始认真考虑装备铁甲战船、水炮台等近代海防的硬件了；二是因为怕有唱无和，希望大哥“随众涂抹”起而响应；三是因自己身边没有得力幕僚，洋务笺奏需要自己拟稿。这就澄清了一个事实，即他所上的《筹议海防折》基本是他自己起草的。而不是像有的学者如苑书义先生所提出，是由其幕僚薛福成代笔的。因薛福成本人迟到1875年秋，才应李鸿章之邀，北上保定加入李鸿章幕府，而且在他现存文集中，均没有找到代拟该折的记载。

就在李鸿章苦苦思虑、奏折将上未上之际，11月19日（十月十一日），清廷收到由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的、正在广东揭阳老家病休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递上的第一个条陈，即《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又可以称之为“前六条”。这是丁氏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的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六年以后，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于是发下去与总理衙门六条一并讨论。

主持中枢事务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不仅和奕訢一起起草了总理衙门六条，他本人还于12月6日（十月二十八日）单衔奏上《敬陈管见折》，极力强调购办铁甲船水炮台的重要性。上奏以后，他又专函催促李鸿章，希望李能够“畅所欲言”，李鸿章自己也感到：“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他“连日来百忙中采择各营局洞悉军情洋法者议论，又历年来所阅历蕴蓄，逐条解答，……推出许多新意。”他把拟好的奏折草稿，先秘密抄给大哥阅看，并且很自负地说：“将来王大臣会议，即不能尽行，存吾此言，以俟后世。不一一做到，洋务断不得振作，自强断无实际也。”同时又关照大哥：“兄未经办洋务，有许多话可说不到。”这就是《筹议海防折》上奏前的背景。

12月10日（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雄辩地提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要应付这样的变局和强敌，就必须认真整顿海防，而要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他还在所附的《议复条陈》里，结合丁日昌的六条，对总理衙门的六条给予逐条回答。

从奏折和条陈的内容分析，除去一些具体细节，就李鸿章的海防思想看，他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1874年初由傅兰雅和华蘅芳合译出版的普鲁士军官希里哈所著《防海新论》，该书介绍了两种海防战略，派本国兵船堵住敌国海口，或自守本国紧要口岸；李鸿章权衡之下，采纳了后者。二是薛福成《应诏陈言疏》里有关《海防密议十条》的内容。《应诏陈言疏》虽然是薛福成在1875年5月由山东巡抚丁宝桢代递清廷的，但是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一些小块文章则是他在曾国藩逝世后离开曾幕，于1872年至1875年在苏州书局供职期间写成的。事先已经李鸿章阅看过，并且因此而被李鸿章延聘入幕。所以，尽管薛氏本人并没有为李鸿章代笔，但将《海防密议十条》和《筹议海防折》两相比较，薛氏海防思想的一些精华内容为李氏吸收则是事实。

二 大筹议与大争论

因海防而涉及变法，李鸿章预感到自己的奏折一上，又将在朝廷内外引起一场大争论。于是又叮嘱他最为信任的同道丁日昌围绕总理衙门的原奏六条，再次“筹议切实办法”。丁日昌很快就遵嘱写成《海防条议》寄来，也是六条，又可以称“后六条”。这次由李鸿章直接转呈。1875年2月24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九日），李鸿章上《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特意说明：“臣因思前江苏巡抚臣丁日昌随办洋务有年，熟悉机宜，究心时事。曾密钞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函嘱该前抚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兹接据丁日昌上年十二月初三日自广东揭阳原籍来函，并寄呈逐条议复折稿，请据情代奏前来。”此前五天，他在收到折稿后给丁日昌的回信中高兴地说：“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又在给李瀚章的信里说：“雨生续函，有议复海防六条，乞为据情转奏，所议多中肯处。”对丁氏的见解和步调一致表示了高度赞赏。

果然，在各督抚将军的奏折陆续反馈上来后，有关海防问题的讨论立刻热烈起来。戚其章先生在近著《晚清海军兴衰史》中，分为海防论、江防论、陆防论、塞防论、海塞防并重而塞防为急论等五种。而海军司令部编著的《近代中国海军》则认为：在筹防问题上，除李宗羲、王文韶强调应以筹陆防、练陆兵为重，英翰、裕禄主张先筹江防外，其余督抚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对切筹海防的支持。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由于此次筹议的重点，归根结底是要不要组建以及如何组建近代海军问题，而李鸿章和丁日昌二人的主张又十分旗帜鲜明，因而他们就必须面对两方面的论敌。一方面是以左宗棠为代表海塞防并重论，其基本立论点是西征不能罢，同时反对划分三洋海军，认为海防一水可通，划分三洋可能会造成畛域之分，会造成不良后果；而李鸿章则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建议罢西征、撤西征之饷匀作海防之饷。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但仍属于政见之争的范畴。史学界大多数论著对此已有结论。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封建顽固官僚士大夫的反对。1875年2月22日（光绪元年一月十七日），总理衙门奏称，现在李鸿章等人复奏已齐，应即请饬廷臣会议。清廷遂与当日就发布上谕，将所有原奏、复奏一并下发，除总理衙门王大臣毋庸与议外，所有在京亲郡王应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也是限期一个月复奏。由于在京廷臣中大多数人都是恪守传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因而必然会对以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海防主张发动猛烈的抨击。如通政使于凌辰在复奏中攻击“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另一个顽固人物王家璧又趁机公报私仇，诬蔑丁日昌是“丁鬼奴”、“矫饰倾险，心术不正”。还有一个刘锡鸿也写信责问，认为御夷并不一定要“恃乎船械”。他们之所以要特别攻击丁日昌，因为在他的“后六条”里，已经涉及铁路电报、公司银行、用人理财、工商实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把国防军事——科技实业——经济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是一个全面社会改革方案的雏形。

在压力面前，李鸿章一面为丁日昌打气，三月十二日致丁函里说：“近闻于、王复议，痛诋鄙论，株及执事，语多诬蔑，其主谋附和者，非止一二人，盖恐悬两江以待之，遂以乱天下也。……仍望耐心守过一月，以全君臣礼意。”一面积极寻找同盟者和支持者，检阅这一时期的李氏函稿，他和王凯泰、丁宝桢、李宗羲、沈葆桢、刘秉璋、刘坤一等人的通信中，多方陈述自己的海防观点，以争取较多的支持。通过讨论，督抚们逐渐统一了认识，普遍认为铁甲舰是最新式的海防利器，建设外海水师也是势不可再缓的。至于是造船还是购船、以及如何建立新式海军，意见仍不尽相同。这时候，两位淮系要员出来说话了，王凯泰指出：闻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办新式海军应尽量避免此弊端。李瀚章认为：新式船械，为利用计，暂宜购自外洋；为经久计，必须制自中土。针对政杂言庞的局面，他又呼吁：“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维持，毋忘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终，艰苦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有操卷可卜者。”体现了对二弟坚定的支持。

在这场论争中受李鸿章保荐再度出山的郭嵩焘，此时也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向总理衙门递上条陈，阐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开出的方案有四条：一、急通官商之情；二、通筹公私之利；三、兼顾水陆之防；四、先明本末之序。实际上是想从提高综合国力入手，找出富国强兵之方。和李、丁的论述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非淮系的督抚大员如沈葆桢、刘坤一、杨昌浚等，也纷纷上奏支持兴办海防，其中尤以沈葆桢奏折，“条条实对，兵船一节，尤探讨入微，自道甘苦，”令李鸿章“钦伏莫名”。

1875年5月30日（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奕訢等上奏，给这场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折中提出，按照王大臣商议，拟简派分段督办海防事宜大臣两员，专理其事；并就现有财力，先在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并在附片中指明：“王家璧片内有任意诋毁在议大臣之处，殊非议事之体，应请一并毋庸置疑。”当天，清廷即明发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这就是所谓的“分洋分任”。至于海塞防之争的另一位主将左宗棠，清廷也已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海防与塞防，两手并重，双管齐下。这在当时，不失为集思广益之后的明智决策。

三 分洋分任与南款北让

第一次海防大筹议结束之时，也就是北洋海军开始筹建之始。既然是分洋分任，那么，在优先建设北洋海军的过程中，南洋大臣沈葆桢就是一个关键人物。一如前文所述，关于沈葆桢的任命，李鸿章着实出了不少力气。他在“倭事起时”，即“密举幼丹赴台”。并派出唐定奎部铭军十三营劲旅赴台驻防。1874年12月7日（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大哥的信里又透露：“统帅一节，内中注意鄙人，而以幼丹佐之。……弟处正折尚未起稿，顷又接廷寄，以文祥催办铁甲船、水炮台，饬与南洋筹办。”而这时，沈葆桢还在台湾，尚未赴任两江。丁日昌的“前六条”递上后，李鸿章对设立三洋水师的提法，基本赞同，并在《筹议海防折》所附的《议复条陈》里，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皆究心此事，熟悉洋情，似堪胜任。”而于凌辰、王家璧等人所以要痛诋丁日昌，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怕他就任两江总督。于是在上奏两天以后，李鸿章又致信文祥，详细讨论海防人选，认为：“左相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幼丹于船务颇知梗概，而于不顺手之际肝气偏急，或有议其不能和衷者，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也。”为了寻找船政大臣的接替者，李鸿章一度还属意福建巡抚王凯泰，并去函相商。1875年1月，因同治皇帝去世，李鸿章入京吊唁，被慈禧先后召见三次；他还和文祥、李鸿藻商谈，力荐沈葆桢出任江督。为此，他在2月11日致沈葆桢的特意说明：“推戴执事，出于至诚，非敢互相标榜也。”

李鸿章推戴沈葆桢，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从他给大哥的几封信里可以略见端倪。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信说：“海防折闻已会议，迄未见分晓，想皆由心思不佳也。”“心思不佳”的直接原因是同治帝病危，朝中无人能顾及此事。光绪元年正月初六日的信里说：“各省海防复疏，总署诸公面赞幼丹及鄙疏较精实。文博翁则以西域停兵为非计，是仍不能分饷筹海矣。今春再下廷臣集议，亦恐议不出道理来。”这是对来自左宗棠和廷臣两方面的反对，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到了五月十四日，清廷已经明发分洋分任的上谕后，他在信里仍然忧心忡忡，抱怨说：“前奉旨督办北洋海防，题目过大，交卷不起。谢折昨已抄咨，兹将复总署函钞呈。醇邸与总署复议，皆指雨生条陈，整顿各省厘税盐榷为办海防巨款，奚翅痴人说梦。特为提醒。恐总署又不肯自任筹饷，则鸿章不敢虚担此责成矣。”他所以要一再辞谢，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费无着落。

于是，就引出了“南款北让”之议。这是出自在五月初七日被廷旨派往天津帮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务的丁日昌的主意。从李鸿章在此前后接连给丁日昌的几封信也可以看出来。四月廿九日的信说：“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衰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初冀执事来助，鼓舞颓唐，乃特旨未由中出，尊体未能痊愈，辗转筹画，奚敢冒昧相溷？”鉴于无财无人的实际情形，他内心很希望丁日昌帮着出出主意。五月初九日夜的信里写道：“或谓海防一节，不可不具疏陈谢。兹拟就一稿，略布微忱，录呈犀鉴，明日专差赍上（已派帮办，故不复提）。事机重大，不敢作寻常套语。知我罪我，听之而已。前以无财无人，分次第专就北洋局面而言之，虽□孔复生，亦属无济。至东南各省，有人或自有才，然无如协拨太多，何也。”这时他已经看到东南有财，但是担心协拨过多有难处。接着，五月十二日的信，和盘托出了他的顾虑：“尊意以南洋之财办北洋之事，自是正论。然闻金陵筑炮台工费百数十万，现尚短缺一半无处自给（宁藩粮道另存百万，尚不肯动）。幼丹那知此等情形，到任后恐其自顾不暇，况日久必生形迹耶。总署奏牍、来函，均以筹饷自任，亦甚不悉外间情形。昨详复一函，以相诘难，钞呈电阅，彼见千万以外字样，便当吓倒（事理毫不明晰，只知算小钱），其实仍是收小办法。若来谕一气呵成，非有三千万南北均分，断办不出局势。东南各省，即处处得人，认真整顿收剐，出入或增一二百万，何济于事？”这是一方面埋怨总署的小家子气，一方面又担心南洋筹不出许多钱来。

 丁日昌建议“以南洋之财办北洋之事”，在当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总理衙门在充分听取了海塞防两派的意见以后，1875年7月12日（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由该衙门和户部联合奏准，从海关洋税和厘金项下拨解海防经费银400余万两，分交南北洋大臣兑收应用。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在履任之初，立即慷慨地表示，愿意将南洋名下每年200余万两白银的海防经费，在前三年悉数让给北洋，优先购买船械。这就是“南款北让”而沈葆桢所以能这么做，一方面与他本身怀有炽热的爱国情怀、能够顾全大局、加上在作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事件时的切身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淮系成员尤其是李鸿章和丁日昌的一再做工作、意气相投见解一致有关。

四 权自我操办海军

尽管有了南款北让，但是经费拮据的困境始终困扰和阻滞着近代海军建设的步伐。四百万拨款在定议之初，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里就指出，这是部中“动舞空文”。果然，李鸿章在最初四个月收到的只是预期应收款项的15%，而且日后长期徘徊在这样的低水平上。沈葆桢为此感到苦恼和愤恨，曾经想与李鸿章联衔上奏，要求户部下文抑制各省对海防专款的侵占，但李鸿章认为这样做是“徒烦笔墨”而作罢论。另一方面，南洋也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问题。1878年初，沈葆桢以“南洋税课日绌”为由，要求将海防专款仍按原议分解南北洋，也就是收回“南款”。对此，李鸿章没有异议，因为他业已接受丁日昌的建议，打算将这笔款项用于台湾的防务。但沈葆桢随即于1879年冬去世，从此，“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

然而，就在1879年，李鸿章和他的海军规划又受到了来自列强代表人物赫德的干扰。在第一次海防大筹议结束时，中国尚未有正式的驻外公使和驻外机构，而且懂得西洋船炮的人也不多。1874年，总理衙门曾委托赫德，通过他设立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s Duncan Campbell）代购了四艘舰艇：龙骧、虎威、策电、正霆。这是中国海军创建时最早的一批军舰。随后，他们又陆陆续续为中国购进了十余艘舰船。1879年，赫德以为时机已到，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一个试办海防的章程条例，建议继续添船购舰，成立南北两洋海军；同时自己也向李鸿章表示，必须由自己担任总海防司尚肯出力。 他在给金登干的信里甚至把自己的官衔和职权都想好了：“我的官衔简称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岸防务的总督。”意图篡夺中国海防大权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879年夏，总理衙门居然接受了赫德的意见，下文委派他为总海防司。由于赫德所拟章程，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均由总海防司决定，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严重地干预和侵害了南北洋大臣的权限，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时，正好薛福成丁母忧期满，被李鸿章召回北洋幕府，一见到这份委任令，立刻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不妥，于是连忙草拟了一道呈文：《上李傅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指出：“夫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利权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数皆入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划分界域，而赫德独综南北洋。……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也。”在他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分析下，李鸿章开始逐步打消怕影响与总理衙门及赫德关系的顾虑，于十天以后向总理衙门致函，将薛氏的重要意见写入其中，并且根据薛福成建议，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即由总理衙门出面要求赫德：在总税务司和总海防司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也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赫德贪恋总税务司的丰厚利益，果然不肯去海滨贫瘠之地当总海防司。一场危机就此消弭于无形。通过这件事，也使李鸿章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办海军，必须权自我操。（这在他以后在购买舰船和处理琅威理升旗事件等问题上都能看出来）

五 集思广益的《北洋海军章程》

1885年6月21日，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清廷即发布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战，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这是清政府鉴于海军发展步履蹒跚，直接影响到战局成败。于痛定思痛之后，掀起的第二次海防大筹议。

和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不同的是，此次各省督抚将军的复奏，几乎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建立一个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中枢机构。其中，李鸿章的《遵议海防善后事宜折》的意见，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在折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夫中国七省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非有四支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合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随又总结说：“今虽分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南北洋大臣亦无统筹划一之权，……或谓宜添海部，或谓宜设海防衙门，有专办此事之人，有行久之章程，有一定之调度，而散处之势可以联络。若专设有衙门，筹议有成规，应手有用款，则开办之后诸事可渐就绪，……然后水师可治。”

无独有偶，在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中与李鸿章观点对立的左宗棠，此时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其《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里，中肯地指出：“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持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制船、造炮之全权。”这离他临终只有一个多月了。

8月14日，清廷因李鸿章的奏陈言多扼要，谕令来京，9月26日李鸿章进京陛见。9月30日，军机大臣面奉慈禧太后懿旨，令李鸿章会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以及醇亲王奕譞，一并妥议海防善后事宜。诸臣集议后，以总理衙门名义上奏，一致认定：“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限于财力，宜先就北洋已有船只操练，逐步扩展；关于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问题，应拟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并在疆臣中简派一二人会同办理。10月12日，慈禧发布懿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由于先练北洋一军，因而李鸿章即是实际的主持人。有了中央的名义，加之醇亲王作为靠山，这是李鸿章在当时的体制下，能够得到一种理想的结果。

在加快购买舰船、筑造船坞炮台的同时，李鸿章和淮系的官员们还意识到，先进的设备必须和完善的章程制度、训练有素的官兵相配套，才能使北洋水师真正成为一支海上雄师。《北洋海军章程》的正式奏定施行，是在1888年成军之时，但它的筹划和拟议，应该说和淮系诸要员早期的探讨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是较早提出的一份蓝图，但在三洋分区设防的规划上，首先遭到左宗棠的反对，认为会造成畛域之分，调度呼应不灵。李鸿章虽然原则倾向丁日昌，但他认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天下财富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主张分最要、次要两区；王文韶则提出补充意见；“简任知兵重望之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驻节天津，以固根本。”并慎选提镇，分布沿海作为分统。实际是希望事权统一归于李鸿章。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事件以后，湘系官员、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先谦上奏条陈洋务，提出办理海防应以日本为假想敌，反对多数海防论者的“以守为战”说，主张“必能战而后能防”，采取攻势战略。对此，李鸿章并不同意，讽刺为“空谈无实”。与此相对应，他对内阁学士梅启照在稍后于1880年12月3日密陈的《筹议海防折》（又称《密陈海防十条》）表示赞赏，因其中有两条：一是强调铁甲船的作用，认为“火轮船水师之利器，而铁甲者又利器中之利器也。”二是提出将“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梅启照与李鸿章在江苏有过属吏关系。这两点正中李鸿章下怀。因而李鸿章于1881年1月10日专门奏上《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指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并认为梅氏“严防东洋”也是自己练水师的目标。

1881年夏间，李鸿章将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张佩纶邀至天津住了20余天，主要讨论海防问题。这时候在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的主要幕僚即是薛福成，两人商讨后，起草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十四条，主要内容有：北洋水师应拥有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大小战舰39艘；防区应包括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沿海，以津沽为大本营；添设外海水师提督，建阃津沽，受北洋大臣节制；设立水师学堂培养人才；从留学生和外海内江水师宿将选拔海军将才；购船与设立电报线等。薛福成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在他的《筹洋刍议》里，曾经把变法和海防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张佩纶也多次为创设外海水师而大声疾呼：“欲求治政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并且还认为，水师要政约有四端：审形势、练将才、治师船、致工用。这些思想内容融进这份章程中，对于七年以后的定本有着很强烈的参照作用。

到了1882年10月31日，另一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如璋亦向清廷提出《整顿水师事宜六条》，何如璋，字字峨，广东大浦人，同治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潜心研究洋务而得到李鸿章器重，光绪二年（1876）二月，举荐他任驻日本副使，次年升为正使，1881年底回国，这份条陈就是他有感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孜孜发展海军的现状而发。主要内容是：立营制、编舰队、办船等、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其中十分强调水师的分防与统一指挥，并主张扩大外海水师的防御范围。这时，马建忠已经从法国留学回国，接替薛福成在北洋幕府办理洋务。披阅何的奏章后，颇有感触，于是就在奏章上加以签注，并特别就水师领导、舰队制度、舰船品种和功用、以及分层次设防等问题加以说明。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由于其二哥早年为淮军办理粮台事务，所以他1870年也被引入李鸿章幕府，1876年福州船政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李鸿章推荐他作为随员随李凤苞前往，主攻国际法，兼任驻英法公使的翻译。这份《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可以说是他向李鸿章交上的一份答卷，也为不断发展的近代海军建设提供了又一份珍贵的蓝图。

1888年4月，醇亲王奕譞电示李鸿章，“将北洋定额兵制、驻扎会哨各章程拟底，寄京公酌会议。”李鸿章当时正在外巡查海防，回津后，立即“督饬文武将领悉心筹议。”参加起草工作的有周馥、丁汝昌、林泰增、刘步蟾、罗丰禄等人，期间，李鸿章虽然卧病经旬，但仍经常参加讨论；端午节康复以后，更是详加披阅、修订，历时近两个月方才脱稿。他一面向奕譞致函报告，一面派周馥携带《北洋海军章程》底稿赴京，请醇亲王最后改定。尽管他在报告里说：“所拟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通过上面的论述，应该说，这份《章程》是众多淮系集团成员集思广益的成果。而从两次海防大筹议，到海军衙门的成立和北洋海军的成军，也可以说是淮系集团在国防近代化机构、组织的设立方面，运作较为成功的一个的范例。

第四章 淮系集团的衰落

淮系集团的衰落，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光绪中期在内忧外患交逼的情势下，集团成员间或是由于名利权位，或是由于政见出入，离心倾向日渐增大；二是随着李鸿章个人权势的升腾，集团特征中封建落后的一面——任用私人、裙带关系也日益盛行，最终导致甲午年在强敌入侵面前不堪一击。

第一节壬午到甲申：离心力的加大

1875年1月9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清廷下旨，李鸿章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文祥为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为体仁阁大学士。雷禄庆《李鸿章年谱》认为：文华殿大学士据大学士之首，李鸿章以汉人而居首席阁揆，前所未有。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认为是文祥的谦让：“光绪年间，满洲文百川相国祥，当时应补授文华殿大学士一缺，自谓功业不如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愿以己缺让之，故文忠以汉人得授斯缺。”根据《清季职官年表》，在李鸿章之前，尚有几位汉人但任文华殿大学士，但在近代，李鸿章确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除了文祥谦让一说，英国学者福尔索姆（Kenneth E. Folsom）在《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一书里另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李鸿章和他的忠诚的安徽军队在北京积极参与了这次政变。事件的经过是：由于朝廷内部极端反对慈禧把自己的内侄立为皇帝的计划，她呼吁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和皇宫的合法保护人去北京，支持他的计划。慈禧提出的候选人与刚刚去世的同治皇帝为同辈，因此他的登基直接违反了满人的继承法，根据这项法律，新皇帝须是下一代人。据称李鸿章响应了慈禧的呼吁，调动他的军队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并在午夜抵达京城。他们马裹蹄、人衔枚，以免发出声响。他的部队包围了紫禁城。不可靠的满洲卫兵被捆绑上，丢进狱中，反对派首领被逮捕。到

凌晨，紫禁城已经掌握在李鸿章手中。这样，慈禧太后制服了反对派，宣布她的四岁侄儿为皇帝。李鸿章和他的军队在实现它们的目的后悄然返回天津。”

这仅是外人单方面的记载，如果坐实，那么，李鸿章得授文华殿大学士，就是一种不为人知的黑箱交易了。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就在李鸿章权位名望如日中天之际，他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1881年3月21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曾经与郭嵩焘大相龃龉、从驻英副使任上撤回国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上奏弹劾李鸿章不堪倚任，“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清廷认为他信口诬蔑，交吏部严议，最后以革职了事。李鸿章感谢朝廷保全，特意上了《沥陈感悚下忱折》。但这件事算是给李鸿章敲了一个警钟。接着，1884年5月4日（四月初十日），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上奏弹劾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认为李鸿章二十余年来筹饷用兵，应有成效，但仍一意退缩求和，骄横奸恣。这份奏折无论“用意立言都不免过于偏激”，但它在李鸿章签订《李福简约》前一周，清廷发生“甲申易枢”的宫廷大变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刻出笼，意义就不同寻常了。由其挑头，《李福简约》签订后，李鸿章不断收到各类弹章达数十份之多，外人在《字林西报》上报道，李鸿章的地位岌岌可危。并非空穴来风。而这，又涉及到从壬午到甲申，来自淮系内部的“窝里反”。

《异辞录》里，有一条《吴长庆独自立异》的记载，说吴长庆早期在苏南作战，深受刘秉璋倚重，在攻克嘉兴湖州二府的保案里，拟擢拔为副将，李鸿章哂曰：“君部下庸者，亦得戴红顶耶。”吴长庆遂“终身以为恨”。当时，“淮军将领无不倚文忠为重，惟武壮（即吴长庆）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援，罗致文人以通声气，然终不能至方面。”尽管他在集团中也是元老级的人物，但始终落落寡合。结交朝贵、罗致文人，就是表现出他也十分想像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那样出任方面。并且由此获得了“好士”的雅名。最典型的就是南通名士张謇被他礼聘入幕，参予机要。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临朝主政，另一派的首领统领机务大臣李最应（大院君胞兄）被杀死，闵妃在逃。日本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也潜逃回国，向本国政府报告朝鲜发生动乱情况。早就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内阁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机出兵朝鲜。这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经于6月初先期回到合肥原籍，而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8月1日，张树声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来电，得知朝鲜发生兵变及日本方面准备派兵船前往的动向，他迅即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先向总理衙门报告，建议由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舰只前往朝鲜查探；二、命津海关道会见朝鲜先期奉派来华的官员金允植、鱼允中（均为闵妃集团成员）了解情况；三、电饬欲赴合肥向李鸿章请示机宜、已经赶到上海的马建忠速到烟台与丁汝昌会合，准备前往朝鲜；四、派丁汝昌持他的亲笔信函到登州，约请率庆军六营驻防在那里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来天津商议。

8月9日，吴长庆赶到天津，同一天，马建忠与丁汝昌乘威远舰并率扬威、超勇两舰启航赴朝。吴长庆随身带同的，仅张謇一人，而张树声在与吴长庆会谈时，也仅有其机要幕僚何嗣焜在场。这四人经过两天的紧张磋商，到8月11日晚，张树声已经起草好了准备出兵的奏稿。8月12日，马建忠从朝鲜发回报告，建议迅速采取行动；同一天，已经重回北洋幕府执掌文案的薛福成，也上书张树声，提出为了防止日本吞并琉球的故事在朝鲜重演，应该在此“间不容发”之际，迅速出兵。并提出了许多因应的方略。促使了张树声最后下定决心，上奏发兵。由此可见，兵贵神速赴朝鲜，相机诱执大院君的计策，最早应该出自张謇与何嗣焜两位幕僚。因为吴长庆事先曾经许诺：“有建策速定朝鲜者，酬赏三千金。”第二年，他不顾张謇的一再推辞，“属苏松太道刘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张家。张、吴之所以未能让薛福成参与机要会议，以及将马建忠从赴皖途中招回，实在有着很复杂的背景，主要因为薛、马两位都是李鸿章十分贴心的人。

其实，就在黎庶昌报告壬午兵变的第二天，即8月2日，清廷便有旨通过安徽巡抚裕禄转送至李鸿章，催他立即回津；接着又于8月7日、12日连下两道上谕，命令他“金革无避”，迅速回任。于是他便在8月25日启程，过南京稍事逗留，与两江总督左宗棠商议备战布防事宜以后，9月5日抵达天津，7日接受署理北洋大臣篆务（因仍在守孝期间）。这时候，张树声与吴长庆已经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果断处理了壬午兵变，并且将大院君执来中国，囚拘在保定。

李鸿章看到这一切，心中颇不以为然。所以，尽管他表面上致函吴长庆，对他在朝鲜的“劳苦功多、应机神速”表示“佩慰”，但在随后处理朝鲜善后事宜的实际行动中，却是“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令吴长庆回天津待命。马建忠本是文士，而这种做法又大违淮军以将立军、以将领军的传统。风声传来，张謇等一干庆军高级幕僚愤愤不已，尤其张謇，更是“力劝公（即吴长庆——引者）引退，并请奏解本职住京。”这实际上就是要给李鸿章造成难堪。后来经过袁保龄、周馥等人从中斡旋，吴才没有告退。而李鸿章也认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复将赴朝庆军六营一分为二：命吴长庆率正营三营回驻奉天金州一带，而留下副营三营由吴兆有统带，继续驻防朝鲜；同时札令在平息此次事变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吴兆有才能平平，于是就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乘势而起创造了机会。而吴长庆则不到两年，就在金州防次郁郁而终，终其一生，也未能施展出任封疆的抱负。庆军这一支精锐主力，也因为遭到肢解而不复拥有以前较强的战斗力。

李鸿章此时对吴长庆一再抑制，问题就出在张树声身上。张树声作为淮系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李鸿章一直对他颇为信任，丁忧前，他在4月17日请假省母时，即曾密荐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并经4月18日旨准，将张树声由两广调署。但这只是暂局，因为在4月28日、5月8日李鸿章连上两道《恳请开缺终制折》以后，清廷的谕旨仍然叫他穿孝百日后回驻天津，署理通商大臣。至于直隶总督一职，当时跃跃欲试的还有王文韶。李鸿章临回乡前，在给张佩纶的信里说：“二张恐琅琊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意正同。”这里“琅琊”即隐指王文韶，他在李鸿章写此信的次日即奉旨前往天津慰勉李鸿章，请他勿要再固请终制。“二张”是指张树声张华奎父子。而李鸿章的“坚请婉谢”，则使张氏父子认为李鸿章真的打算回家守制了。于是加紧活动。而迅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未始不可以看作张吴联手，合谋取代李鸿章、并阻止他再次立即出山的一种努力。

当时在清廷中枢政坛上，以清流尤其是北清流的势头最盛，据刘成禺记：“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张树声之子，为牛毛上跳蚤（此亦樊山述越缦之批评）。”这即是指张华奎，还有的笔记把他说成“清流靴子”。张华奎字霭青，他奔走清流门下，根本的用意，是希望通过舆论导向的支持和同情，为其父政治权位的进一步升腾做疏通和打基础的工作。壬午兵变处理结束后，张华奎认为这是乃父联合吴长庆建立的一件不世奇功，于是把由张謇起草的《朝鲜善后六策》抄录后在京官中到处散发。但这实际上是张謇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上书。当时在京一些重要官员如翁同龢、潘祖荫、宝廷等都看到了，宝廷并“采以入告”，以至慈禧也向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垂询此事，弄得沸沸扬扬。李鸿章觉得这种越轨行动使自己很丢面子，于是把这份很好的建议书“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使得张謇对李鸿章大有看法，在吴长庆逝世后拒绝李鸿章的礼聘，并最终从淮系阵营倒戈而出。

张华奎做的另一件出格之事，就是以张树声的名义奏调清流健将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这是他看到张佩纶曾多次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也很想利用张佩纶的清望为其父助一臂之力，遂前往走访相请。孰料张树声的保荐奏折递上去以后，立即遭到另一位清流健将陈宝琛的参劾，理由是“疆臣不得奏调京僚”。而张佩纶则绝口不承认对张氏父子有过什么承诺。他在5月29日（四月十三日）即李鸿章回籍奔丧的前一日，给李写了一封亲笔信剖明心曲：“霭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欲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当朝命相属（时有舍侄在座，渠云其尊人亦不敢□，故答语亦恭），却亦难辞，但北人究非所宜等语。春正念及此举实可不必，周托寿丈（即徐树铭——引者）婉辞，并兼属霭青请缓，亦冀太夫人可臻康复。而我公忧之甚深，必不至草草从事，进退维谷也。嗣霭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覆绝，并累函拒之。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腐鼠之吓鵷雏，已属可鄙。不且厚诬佩纶乎！”并且附上他写给张华奎的指责（也可以说是绝交）信。

李鸿章是在回庐州的舟次上读到这封信的，他回信说：“振公荐贤之举，鄙意亦嫌太骤，固事之而不能免，几失乔梓之欢，然足见其求才若渴出于至诚矣。潜公（陈宝琛字伯潜——引者）微词戢争止沸，自可镇遏浮嚣。惟留侯（隐指张树声——引者）处处要好，未免意兴顿沮。鄙致尊处书则已向伊乔梓朗诵一过，不欲当面输心背面笑也。”尽管他作为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调解双方的高姿态，但其内心对于张氏父子的不满也表露无疑。再，以张佩纶和陈宝琛的私交而言，陈的那份奏折未尝不是两人事先通过气的。

这样一来，就把张华奎推到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结果是李鸿章重回直隶，而张树声回任两广。据说张树声在入京陛见时，曾经自我解嘲地对张佩纶说：“冒昧足以偾事，冒昧也足以济事也。”即是反映了他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然而张华奎并不服气，同时也担心张佩纶会挟嫌报复。于是又孜孜奔走于南清流的门路，通过王仁堪、王仁则兄弟找到国子监祭酒盛昱，请他出面参劾张佩纶。盛昱起初不肯，经不过张华奎等人软缠硬磨，便表示张佩纶的后台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参张不如参李，孰料慈禧正准备对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发难，盛昱的奏折一上，立即被她利用，于1884年4月8日明发上谕，罢免奕訢为首、包括李鸿藻、宝鋆等在内的全体军机大臣，这就是一般近代史著作通称的“甲申易枢”。实际是清廷的高层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而其始作俑者，竟然是张华奎这只小小的“清流靴子”。

这件事，对李鸿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说：“恭亲王之被退职，是鸿章的大打击。言和仍不免鸿章，鸿章是唯一勇于任事较有国际眼光而负责之政治家。鸿章治理直隶，很进步，勤苦国事公务，不能说不称职。恭亲王去后，鸿章的影响渐削。醇亲王奕譞是反对《李福简约》最力之人，责备鸿章洋务没有成绩。”李鸿章后来费了很大气力，包

括通过竭诚办理蚕池口教堂迁移案、同意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等，才逐步与醇亲王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友谊。但在当时，他的处境的确十分为难，以至于明明知道广西巡抚潘鼎新“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其失误完全是由于中枢决策的和战两歧造成的，却无力为这位遭到革职的爱将开脱辩护。

如果说，李鸿章与张树声的暗争是一种权力磨擦，那么，他和另一位淮系元老刘秉璋之间，就可以说是由思想分歧引起政见之争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里记道：“同光以来，有以办洋务名者，先文庄甚不谓然。虽与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数十年师生至契，每与论洋务，则意见相左。”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曾经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科目即不可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一格，以资造就。”在这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除了于凌辰、王家璧等顽固派以外，刘秉璋也是最激烈的一个。从1875年初到1876年秋，双方信函往返，争论了一年半，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凡是有海防的省份都应该设立“洋学局”，开设声、光、化、电以及机械、船炮、兵法、算学等课程，选派通晓时务的大员主持其事。但刘秉璋却以应该避免招人非议和“制科代有伟人为由”，极力维护传统的小楷试帖，反对设立洋学局。并且劝告李鸿章，如果一意要行，“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则误望。”

对这些观点，李鸿章在几封回信里痛加驳斥，认为既要做事情，就应该“当论是非，不论毁誉”。并且以教训的口气对刘说：“至谓鄙人喜谈洋务以致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足下三太息，可惜不甚切题耳。”一番教训以后，刘秉璋虽然表面上缄口不谈，但心中并不服气。这在他中法战争前致潘鼎新的几封密信里即可以看出：

其一，“承示时务，切中事势，倭事终归和局，人人知之。但骑虎无自下之势，彼未必降心相从，我又弯难遽转，来春冻解，恐仍有兵船要挟之事，若和于未战之先，尚无大出入耳。封疆之吏惟当整军经武，以听客之所为。幸而和，我无所失；不幸而战，我无后悔。兄数年来谆谆聒于师门者只此意也，而大拂焉。今也无可复渎矣。”（约作于日军侵台事件后）

其二，“俄议就抚，闾阎之庆。所愿主持国事者于陆路战守之备实力讲求，而以余力渐制兵轮，则将来可战于洋，今日可守于陆，此脚踏实地办法。若陆师日就骄惰，防务不先筹备，乃以买兵轮、按电线，外示振作，冀掩其偷惰畏葸之迹。一旦有事，则财已耗而船仍不敌；自顾陆师毫无把握，势不得不张口以和自命。此公事之可痛哭、亦私情之可流涕长太息者。兄久已誓不再言，与阁下一妄及之，祈付丙丁，勿为外人道也。”（约作于伊犁交涉之后）

这都是针对李鸿章发的牢骚。1883年，刘秉璋得授浙江巡抚，正处于中法战争前夜，他曾经要求将原属于他统领的吴长庆部庆军调回归他，但李鸿章已经绝不肯放了，反而使张佩纶致信刘秉璋：“筱轩久驻朝鲜，其雅歌投壶之概，尚足愚朝鲜人耳目，若移之浙，文人无行者必将趋之若鹜，截旷之饷，不足以供其挥霍。”刘秉璋也无可奈何。所以，虽然有的论者提出，刘秉璋在镇海保卫战中，由于宁绍台道薛福成的襄助，协调湘淮，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这样一些言论和行为，不能不说是集团内部离心力增大的表现。

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具体的事件：如前面交代过，徐润亏空招商局公款16.2余万两投机房地产，被盛宣怀具禀向李鸿章指控而解职；盛宣怀本人又曾经遭到董儁翰、王先谦的弹劾而有很长的一度“不予局务”，并让李鸿章花了很大的力气为他辩解。接着，盛宣怀又因马建忠在战争期间将招商局轮船全数转售给美商旗昌洋行，悬挂美国国旗一事，怂恿清流派御史上奏猛烈攻讦。另外，还有一文一武两位淮系要员：李凤苞和周盛传也受到弹劾。前者因为在担任驻德公使期间，订购军舰有受贿嫌疑；后者则被举报克扣勇丁饷银。如此种种迹象，说明淮系集团确实已经开始从它全盛的峰颠滑落下来了。

第二节从甲午战争看淮系的衰败

众所周知，甲申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也就是说尽管在海上战场受到封锁，处于不利地位；但在陆上战场，却取得一系列大捷，而这主要又是以淮军为主体的国防军打的。这些军事胜利的背后，是对淮系乃至各个洋务集团在十余年间努力兴办洋务事业，提高综合国力的一种检验。加上在内战的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湘淮军名将大都还健在，他们的经验和胆略，也是指挥具体战役取胜的重要原因。

到了甲午战争，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甲午战后，李鸿章在给他的门生旧吏、时任新疆巡抚的陶模的信里写道：“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战绌而复言和……知我罪我，付之千载。”这既有沉痛地总结，也是为自己开脱。但是，李鸿章本人无论怎么说，对于甲午战败都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有一条《李文忠滥用乡人》，说：“李文忠待乡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身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刘铭传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因私戒所亲，谓北洋当有大乱，汝辈游橐稍充者，宜及早回家，毋令公私俱败。”也有的论者把这作为刘铭传在甲午年终于未能出山的理由之一。

不管怎么说，在甲午开战前夕，前敌有将无帅的难题，始终尖锐地摆在以淮军为主体的驻朝清军和坐镇天津北洋的总统帅李鸿章面前。鉴于湘淮宿将大半凋零的现状，所以李鸿章才会在1894年备战紧急的时刻，于7月2日、15日、29日，10月5日、12日，先后五次电召病休在家的前任台湾巡抚、淮军名将刘铭传出山襄助。

李鸿章第一次电召是代表清廷传谕，因为当时中日双方已经屯兵朝鲜，战事一触即发。1894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照会中国公使汪凤藻，提出“会剿韩匪（即东学党——引者）、共同改革韩政、教练韩军”三项主张。汪凤藻报告李鸿章日方“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鸿章接受了汪凤藻的建议，拒绝与日本会剿和共改韩政，主张双方撤兵，并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但日方挑起侵略战争决心已下，正象陆奥宗光事后自供：“……朝鲜内政之改革云者，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6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绝交书，宣称断不撤兵。6月25日，英、美、法等国驻韩国使节（由袁世凯联络）调停努力不果。

7月1日，光绪帝下诏命李鸿章筹备战守，第二天就有传谕令刘铭传来京陛见。李鸿章接旨后，不仅立即发电，并且还派了正在合肥家中的李经方前往刘家探询。但李鸿章此时仍幻想由英、俄驻华公使转圜。李经方交代了正在谋和的背景，所以刘铭传的答复是：“和局可成，病重不出。”然而英、俄两方面的努力很快也告流产。7月9日，俄国公使喀西尼派使馆参赞巴福禄、领事来觉福告诉李鸿章，俄国只能力劝，不能用兵力逼迫日本退兵。张佩纶在当天的日记里记道：“是日，俄使来，和议无成，合肥甚愤，始决用兵意。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7月15日，李鸿章给刘铭传拍了第二份电报，明确提出，拟奏请他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并先后通过与刘氏关系不错的合肥同乡、驻英公使龚照瑗，铭军现任统领、刘铭传侄儿刘盛休劝其出山。当时的情形是，7月12日，光绪曾有一道密谕，令李鸿章派军前往中朝边境，速筹战备。7月16日，又有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正是因为清廷最高当局的一催再催，所以李鸿章也对刘铭传一催再催。

当时，朝野公认的帅才是二刘：刘铭传为淮刘，另一位湘刘即是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7月29日，在第三次电召刘铭传不出以后，7月31日总署又电饬李鸿章，询问“现在进剿大军，应否加调大员统率？”并请其迅速复奏。着里面的背景是中枢当轴已经有心启用刘锦棠。这大约出于张謇给翁同龢的建议：“湘刘帮办南洋，淮刘帮办北洋，取其目前将士一气，亦可统游弋之师。”并认为这是一个“以剂湘淮之平”的办法。在此之前，李鸿章已得知总署业已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令其“奉旨传知刘锦棠来京陛见”。一些言官舆论也认为：“刘锦棠、刘铭传皆百战名将，威望素孚，或特简一人督办朝鲜军务，以一事权。”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但是，李鸿章却仍然视淮军为自己的禁脔，坚决主张淮将统淮军而不容许湘系将领染指。他在8月2日复电总署，指出：“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屡饬该将等和衷商办，当可无误机宜。若加调素不相习之大员前往统率，有损无益，转不足以维系军心。现平壤以北电线可通，鸿随时往复指示，尚能周详，似暂无须另派统帅。”因刘锦棠恰巧在接到电召时宿疾并发而病故，否则，就这场湘淮掣肘的官司来说，大敌当前，李鸿章仍不能和衷共济，咎无可辞。

李鸿章尽管拒绝湘系将领出任统帅，但前线诸军有将无帅总是一个客观事实，为此，他于7月30日把多年的老部下周馥招到天津面议，问他能否总统前敌军务，周自知无军事才能，力陈三事：一、仍请奏派刘铭传为统帅；二、速备兵三万人赴前敌，另备兵一万为后路接应，叶志超各部从朝鲜退兵，备战一年以后再战；三、水陆各路均设转运、备军需。并提出真要下决心备战，需重借国债。李鸿章则回答：“不能使国家负重债，刘铭传不愿出，亦不能强。作为一种折衷，他于8月17日致函总署，推荐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刘铭传不出，除了身体的原因，一方面是看到淮军已经从整体上衰败，战斗力远不如前，而他提出的练兵计划又缓不济急；另一方面就是看到前来探访的李经方颇有跃跃欲试、建功立业的意图，所以退避三舍了。李经方虽然是由李昭庆过继，在李鸿章诸子中，算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他的口碑不好。他首先策动心腹佘昌宇于8月27日给津海关道盛宣怀写信：“平壤岌岌可危，该处乃三韩最要之地，倘被倭占，……东三省岂能安枕耶？……鄙意此本傅相重任，而万无亲征之礼（理），刘省帅又托病不出，现伯行星使已到，淮军有将无帅，断难用兵，非伯行代傅相前去不可。但此举傅相又不便陈奏，伯行又难自请，必须廷臣封章入告，望兄设法托人陈奏。如能奉旨赏给三品卿衔，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实于大局有裨。”

可是，以李经方的资历，要出任前敌统帅，未免过于出格。不只是盛宣怀不好陈情，李鸿章的爱婿张佩纶就首先表示反对。他向李鸿章剖辩道：“谓将门有子，仲彭（李经述）、季高（李经迈）宜当此选（按指此两子为鸿章亲生——引者），公之弟（按指李昭庆——引者）且不能以战名，何有（能）于其子？”他因有马江败绩的实际教训，意见提得十分中肯。于是，佘昌宇又直接向李鸿章提出第二策：“前敌距津三千里，傅相遥控，运筹决胜，似乎太远。必须有一统帅节制，联络诸军……刘省帅既有病不出，目前资历最深、战功最著，首推宋祝三军门。即可奏派督办朝鲜军务，再以伯行星使副之，则淮将无不联络一气，如我傅相亲临前敌无异，必成大功。”李鸿章心中明白，当时驻朝清军共有叶志超、聂士成、卫汝贵、左宝贵、丰升阿、宋庆等各大支，互不统辖。若以非淮军嫡系的宋庆督办朝鲜军务，叶志超等淮军旧将必不服气，大权可能仍落入李经方之手，但他素不知兵、且无威望，根本无法统率大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踌躇，直到8月25日，他才建议清廷下旨派叶志超为前敌总统。他本人随后于9月7日致电叶志超：“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而在李经方的眼里，阻挡他出掌帅印的始作俑者即是张佩纶，郎舅二人势成水火，民间传闻有“小合肥（即李经方——引者）必欲手刃张篑斋”之语。在李经方与盛宣怀的合谋买通御史端良，参劾张佩纶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遭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而被光绪帝于9月10日下旨驱逐出津。这其实由于选帅之争引起的又一场“窝里反”。

这样一种混乱不堪、乱点鸳鸯谱的局面，一些冷眼旁观者看得比较清楚。如吴汝纶在听到要任命周馥为总统前敌军务时，即于8月17日写信给李家西席范当世谓：“东事轩然大波，尚未识如何结局。周公都统诸军之举，径罢为善，周固非都统之才也。……中夜太息，不能成寐，不知相公七十之年，旁无同心赞划之人，何以搘柱危局耳。”对于派定叶志超为前敌总统，张佩纶在日记里也大发感慨：“闻叶志超得总统，可笑之至！相从退回之文武员弁均请优奖，不知何功也？”因为在此之前，叶就已经有牙山战役报败为胜、冒功欺罔的劣迹。果然，他上任仅仅二十天，就有9月15日平壤保卫战的失败，他率领溃兵雨夜狂奔。根本无法胜任统帅之任。

由于淮军已经在总体上腐败不堪，所以当日军攻入中国本土，威胁北洋重要军港旅顺时，守旅驻军又是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黄仕林、徐邦道、卫汝成、赵怀业七大统领并立，各自为政，败不相救。再一次重蹈有将无帅的覆辙。如赵怀业，株守大连湾，日军登陆，“金州副都统连顺赵营长跪乞师，赵以守炮台为辞，坚守不出。”部下营官周鼎臣自告奋勇愿意赴援，赵竟然说：“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予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皮）子洼拒敌须请令方可。”而当日军真正前来进攻，他则一路窜回旅顺，沿途纵兵掳掠。李鸿章得知后，愤愤地骂他“实属丧尽天良”。卫汝成，在赴旅顺前还装模作样地“专主设法雕剿”，到防后因大连湾危急，诸将公推他前往救援，他“既不力战，又从海道弃师出而遁”。当了可耻的逃兵。再如庆军统领张光前、黄仕林，平时都自命不凡，一当大战来临，也都狼狈出逃。这样的情形，在当时的战场上，几乎比比皆是。

号称晚清一代雄师的淮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难怪李鸿章在旅顺失守后，痛心疾首地说：“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究其原因，李鸿章任人唯亲、乡党裙带之风盛行的恶劣后果，至此已暴露无遗。就连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北洋海军里面，闽帮、粤帮，党援之风也十分盛行。所以沃丘仲子评价李鸿章：其所荐拔之官吏，非庸禄即贪劣。因此，甲午战后，除了聂士成一支被并入武卫军外，淮军的解体也是必然的了。

随着甲午战败，李鸿章本人自马关议和回来以后，便被解除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进京入阁，投闲置散。与他荣辱与共的大哥、两广总督李瀚章也因为在甲午战争期间收缴商款助饷，引起地方舆论不满，遭到弹劾，于1895年4月称病辞职。另一位淮系要员、四川总督刘秉璋也因四川在甲午战后发生教案而被劾去职。至此，淮系元老重臣担任封疆大吏者，几乎凋零几尽。

那么，他在洋务外交活动中深为倚重，一手提拔起来盛宣怀、袁世凯等后辈亲信又是怎样呢？李经迈在他保存的《李鸿章致丁日昌手札》跋语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犹忆光绪丙申，先公一日自议署归，经迈方侍食，先公曰：今日翁叔平以张樵野比丁日昌，亦何可笑。二人器小易盈诚相若，然雨生办事心思能深入，樵野长于奔走也。经迈曰：然则以盛杏荪与丁比何如？先公曰：雨生历官华腴，任封疆亦将十年，死之家无余资。盛宣怀一道员耳，家资已数百万。雨生始终不叛我，盛则官未显已而已反噬，又乌可同日而语哉。”

再联系到庚子年十一月廿九日李鸿章之女经璹（张佩纶妻）写给父亲的一封密函，说道：“敌兵踞京开讲，口众我寡，吃亏自不待言，而香（张之洞）、杏（盛宣怀）均有微言，最奇者香密电行都，不知作何议论。内密询张，欲商各国移沪议约，令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与之面议，必可挽回，抑以各国可任意指挥者。香、杏密商，以有碍全权（指李鸿章）电复行在。若辈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高出全权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袁慰庭谓香入枢垣、杏为户部始有办法。中国风气人才如此，即炮台不毁、洋械仍来，亦终不能自强也。并闻大人电内有讥香语，杏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易结怨也。”（括号内字为引者所加）

这两段都是李鸿章晚年时，与子女间的私房话，一个位高权重、纵横捭阖的大政治集团领袖，晚年竟然没有几个志同道和的追随者，这本身就一场悲剧。

丁日昌当时在曾国藩等人的眼里以及一般舆论的评价上，已经有“宵小”、“市侩”的称呼。但他始终对李鸿章忠心耿耿，对新兴的洋务事业也充满献身的热情。与盛宣怀、袁世凯这些淮系后辈、为了各自名利，时而沆瀣一气、时而首鼠两端的作为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李鸿章一生信奉以“利禄”趋众，愈近晚期，愈走到了它的反面。因而有论者说：“李鸿章一生很少关注‘风气’，却在身后留下污漫的‘风气’；李鸿章一生有心‘变法自强’，但是在是非情理之间常常‘徇私坏法’。”新旧体制转型造成的深刻社会矛盾，集团本身在形成过程中带来的抹煞不去的封建落后特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恶性膨胀，都可以说是导致集团衰败的内因。

从外因来看，其他派系集团的倾扎和挤兑，尤其是光绪中后期新兴的张之洞洋务集团和翁同龢帝党集团，对淮系的生存和发展也形成了很大的箝制力量。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甲午一役朝中重臣有主战“八仙”名目（背药葫芦之仙童为张季直），王伯恭《蜷庐随笔》记翁同龢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岂不堪一战耶？……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种派系倾轧争斗的严重程度。然而，归根结底，淮系集团所从事的洋务——近代化事业步履蹒跚，正象李鸿章自嘲的：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才是该集团衰落真正根源。

结语：淮系集团的历史评价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晚清社会，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曾经在一段相当长（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由军事近代化起步、进而广泛涉及近代化各个领域的政治集团，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种新的不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的雏形；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对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探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列强凌逼、积贫积弱。因而，求强——实现民族独立自主，求富——使中华文明古国努力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两大目标。由此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近（现）代化浪潮。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第一轮浪潮，而淮系集团，就是在这一轮浪潮中实力最强、创办最多、成效也最大的一个集团，它的生命力和在社会聚合中的凝聚力，也即在于此。

然而，它的强、大、多，都只是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集团而言。从其领袖人物李鸿章来看，可以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但不是一个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导航者；他是一个洋务实干家，同时更是一个封建官僚。从淮系集团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的确在近代化事业的许多领域和部门做了创造性的工作，但是由于受到封建体制的严重约束，加上集团本身存在着裙带关系盛行、办事拖沓推诿、内耗不断等弊端，因而对于它所取得成绩，只能是将具体的问题放到具体的时代历史背景下，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