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
2008年07月13日播出15日17:52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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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双面李鸿章：卖国贼？还是洋务领袖？
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安徽省合肥市大兴集的人民公社为兴办工厂，挖开了一座封建地主反动派、卖国贼的墓地。据说，当年棺柩被打开的时候，里面的遗骸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然而随后它就遭遇了车裂之厄。人们用绳子拴住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这个最终落得粉身碎骨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晚清重臣，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皖人李鸿章。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一直以来都是毁誉交加：刽子手，卖国贼，慈禧走狗，同时又是洋务领袖，中国开放第一人。
代表没落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很多人对李鸿章这个封建大官僚的最初认识。他的名字似乎也就是和耻辱，和卖国联系在一起的。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认识的逐渐清晰，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晚清重臣，也有着积极寻求革新、自强，试图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另一面，对他的评价也悄悄发生了改变。
王鲁湘：翁先生，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以来，经历了哪一些变化？
翁飞：第一次以李鸿章为专题的研讨会是我们在1988年开的。在这次会上呢，上海的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会上就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此论一出，那么当然引起史学界的热切的关注。
这次具有颠覆性的会议，让一个较为完整的李鸿章呈现在人们面前，也让人们认识到，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王鲁湘：说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进程了，而且这个进程就可以推到十九世纪的中叶。在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第一次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军事的又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这种全面的挑战正好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翁飞：李鸿章生活的这个时代，走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十字路口，他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的这样一个时代，他处在古今，中外，朝野，满汉这样的多重矛盾冲突的一个十字路口。他就是漩涡中心的人物，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大脚麻子李老妈 养出李鸿章这个大贵人
中国的近代史是在炮火和鸦片的屈辱中翻开篇章的，但是1840年的炮声，并没有立刻让这个缓慢而腐朽的帝国醍醐灌顶，也远远没有让它达到奋发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最大的变化正在加速来临，其中也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乡间秀才李鸿章。1823年，道光三年的正月初五，他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磨店乡，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二十多年。
王鲁湘：这个地方现在的名字叫群治村，在李鸿章的年代这个村叫祠堂郢。
翁飞：郢是楚国地方名称，这个地方是吴头楚尾，楚国地方的村庄就叫郢，李家是明代初年迁来的，他的宗祠就在祠堂郢，也是李鸿章从小出生、生活的地方。
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祖辈们却一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境十分清贫。直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李家才开始发迹。据说，这是因为从李文安开始，李家搬到了一口名叫“熊砖井”的古井边，喝着井水沾染了神奇。
王鲁湘：但是这口井的实际的使用时间，比李鸿章家迁到这里的时间还要长。
翁飞：这应该是口明代的井，因为传说呢，他这个地方原来住户姓熊，是不是熊廷弼的那一支就很难说，但是他们确实在明代出了一位兵部侍郎。
这口古井中的水是否真的具有神奇的功效，我们无从判定，但是井栏上被水桶绳磨出的一条条印痕至少可以证明，它的确供养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而当年的李家，也确确实实飞黄腾达了，特别是李文安的次子李鸿章诞生之后。
翁飞：李老妈是有名的李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因为李氏家境贫寒，娶个老婆也不计美丑了，但是这个李老妈是很有识见的，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大脚又是麻子，但是，第一，她生育能力强，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传说他们家里，当时到了李殿华（李鸿章爷爷）的时候，虽然是中小地主，但是分到李文安这一房，李文安因为他是兄弟四个，李文安是老四，他又是一天到晚读书，不太理家务，那么他们家里操持的，都是这个李老妈。那么这块地就是他家的，“有田二顷”，二顷土地就这么大一片，就这一片土地，要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李老妈在这种田。有一年过了春节，三月份她去栽秧的时候忽然被一个东西咬了一下，一看是个乌龟，乌龟是不咬人的，结果人家这样说就是早生贵子，她一下怀胎，怀胎十月，她结果是十个半月，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五，就是民间迎财神的这个日子，李鸿章生下来了，这小财神下来了，他们李家就靠李鸿章发达起来的，所以他们就是金玉满堂。
传说中，李鸿章的出生也是不同凡响的。当时刚过正月，就有春雷鸣响，附近还有仙鹤翔舞。加上李鸿章成人后身材朔长，且官居一品，有些江湖术士便联系起来吹嘘他有“仙鹤”之相，还给了他一个“云中鹤”的雅号。不知是不是巧合，我们采访的当天，竟也遇见了一只野鹤在李家当年的田中徘徊，颇令人感到神奇。
当然，传说归传说，当年的李鸿章能够由一介草根走向权倾一时，除了相貌和气质，从小就具备的聪慧敏锐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因素。
翁飞：周菊初是桐城的老先生，桐城学派的，他有一天在这个塘里洗澡，他把衣服一脱，往柳树上一挂就讲“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就说“万里长江做浴盆”，他就说给他的爷爷李殿华听，爷爷不相信。过去读书应该是老大进学，老二不行，但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比较愚钝，没那么聪明，结果一对诗呢，“风吹马尾千条线，日照龙鳞万点金”李鸿章脱口就出来，他那个大哥就说不出来，所以就让老二去进学。
王鲁湘：所以后来李鸿章也很会读书，是丁未科的（进士），第25名。
翁飞：道光27年，也就是1847年，他中进士的时候只有24周岁，就是已经当了研究生，是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公，因为他中了进士就进翰林院了，那是非常年轻的，他比郭嵩焘要小很多岁，他比他的同房师兄沈葆桢还要小三岁，沈葆桢还比他后三名，他们是同门，一个房出来的。丁未科的进士中间，出了一大批中兴名臣，都是后来“同治中兴”的名臣。
拜师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成就李鸿章
王鲁湘：李鸿章少年的求学经历，对他纵横晚清的政治舞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受到江淮地区兼容并包的地域文化影响，他身上既有中原人的大气、敢作敢为，也有南方人比较务实、精明能干，甚至有些油滑的特点。这使他后来既能笼络一大批有识之士，周旋于清廷与官场之间，也能够用带点痞子腔的手段应付那些如狼似虎的洋人。但是，对于当年刚刚考取进士的李鸿章来说，人生的道路还尚未真正起步，性格和气质也有待于磨练和升华。至于他后来的平步青云，还要得益于一位恩师的引导和栽培，这个人，就是他一生的风帆，湖南人曾国藩。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枭雄。如同管仲与鲍叔牙，萧何与韩信，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两人的相识，还要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说起。虽然资质平平，但李文安却能慧眼识人，一眼看出与自己一同中进士的曾国藩是个雄才大略之人，便有意与之交好。李鸿章22岁时，考中举人，父亲便带他来北京拜见了曾国藩。这位少年才俊的诗文和才学深得曾夫子的赏识，后来，李鸿章正式拜在曾国藩门下，并在两年后如愿考中了进士。
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很快，他就厌倦了这里无所事事的生活，觉得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爆发。朝廷的“绿营军”不堪一击，只得借助民间力量来“平乱”。曾国藩此时被派回湖南组织团练，结果他的湘军在战斗中屡建奇功。这自然大大触动了空有一腔抱负的李鸿章，据说，他找到了时任工部侍郎的安徽同乡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
翁飞：吕贤基是道光非常宠爱的股肱之臣，跟曾国藩可以相提并论。吕贤基很喜欢这个家乡的后辈，而且李鸿章的文笔非常好，进京时候，他的《入都》诗十首，当时在仕子中传唱。因为李鸿章自己不能直接上奏，他跟吕贤基说了一大通，吕贤基说这样吧，你帮我起草一个奏章，他晚上可能约会下棋，都是文人嘛，一帮清客，李鸿章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已曾国藩已经回家去办湘军了，他就把他老师办团练办湘军的心得写一通，就是我要在家乡要拉起支队伍，用吕贤基的口气，然后弄上去以后，因为他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入世的，就是关心民间疾苦，他临离开北京前的上疏是《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回家是要有一番抱负的。咸丰很勤奋，四更天就上朝了，上朝一看这个太好了，马上把吕贤基喊上来，说你就回家办去吧。吕贤基是一介书生，哪里会带兵？李鸿章熬了半夜早上磕睡咪咪地跑去一看，他们家里哭成一团，然后吕贤基一把抓住他说，你小子害我，我要把你跟我一块回去，这是《异辞录》上面的记载。然后他们师生二人就回来了，到了舒城以后，吕贤基还没拉起多少人马，太平军胡以晃大军压境了，吕贤基毫无办法就投水自尽了。李鸿章也准备跟着投水，他的一个家人叫刘斗斋拽着他，你小子发什么混，你赶紧回家，到你那个磨店老家赶紧去拉队伍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李鸿章就跑了，当时李鸿章这种气节品行肯定有人有微词，但是在当时，他的举动也很明智。
回到老家之后，李鸿章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团练。面对残酷的战争，他以一介书生带兵，虽然取得了一些战功，但仍吃尽了苦头。三年后，他的父亲李文安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他自己也在官场的暗斗中被打发回家，结束了失败的团练岁月。
1859年1月，走投无路的李鸿章来到了同样处于低谷的恩师曾国藩身边，开始了他湘军幕府的生涯。
翁飞：他写了一封信，想请曾国藩收容他，当时也有一些幕僚说这个少荃（李鸿章的字）志大才高，是不是把他收来以后大材小用？曾国藩说他是自己的门生，很希望李鸿章过来。那个时候曾国藩在三河已经大败，刚刚打完三河之败，他的精锐6500湘军全军覆没，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都死了，所以他急需臂助，所以他还是希望李鸿章来，他知道李鸿章的文字特别好，他说：“少荃天资于公牍相近，将来炉火纯青的时候，青出于蓝也未必可知。”
来到湘军大营，李鸿章很快展现出机敏灵巧的才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巧改曾国藩奏折一事。
翁飞：他来没几天，看到曾国藩的案上放着一个奏折，因为刚刚战败，三河大败嘛，曾国藩觉得自己很内疚，然后他就写：臣……，确实也是出事不利，屡战屡败，上负朝廷圣恩，下负三湘黎民之望。李鸿章一看不妥，一调，“臣屡败屡战”。一字之改，就把湘军这种宁折不弯的这种勇气，曾国藩的这种人格就提炼了。
王鲁湘：在这点上，他比他老师曾国藩，要灵巧一些，曾国藩相较而言太过迂实了。
翁飞：曾国藩做事总是迂缓，不如少荃来得明快决断。曾国藩自己非常清楚，他自己的家信和日记里就这么说的。所以呢，他重用看上了李鸿章，就是这一点，就是补他的短处。
经李鸿章修改的奏折呈上之后，朝廷非但没有怪罪曾国藩，还大大表彰了他，这自然让他十分欢喜。但是老练的曾国藩也早已看出，这个年轻气盛的爱徒，优点和缺点一样的鲜明，对此，老师也自有一番训诫之法。
翁飞：他经常就是目中无人，睡懒觉。曾国藩不行，他那个幕府里面，每天清早他就要在，因为就利用早上吃早饭的时间，吃完早饭他要交代很多事情，哪怕四五十个幕僚，上百个幕僚，最多是三百多个幕僚，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大家都蹲着，湖南人蹲着，稀饭还有咸菜，也没有什么，也是很困难，没有多好的军需，大家稀哩呼噜喝粥，然后馒头咸菜那么一吃。李鸿章经常是迟到或者干脆就躲觉，所以每次很多事要向他重复，曾国藩有一次特别不耐烦，再三催，李鸿章说他头疼不想来了，结果踉踉跄跄过来，曾国藩正颜厉色地带着幕僚，就是他一声不吭，大家都不吃，他不吃他不动筷子，谁也不动，都是他的门生、门客，都等他。然后看了李鸿章进来以后看了他一眼，端起饭，一声不响，然后听到一片稀哩呼噜的喝粥声，然后喝完了以后大家都走了，他也想溜。曾国藩说：“少荃你坐下，为师有话和你说，进我门来唯有一个诚字，如果你再这样下去……，”那下面就不要说了，请你走人。李鸿章从此以后，知道老师对他，身教言教受益匪浅，后来他每天像老师一样早上起来练字，散步，踱步。
王鲁湘：就这么一次好像就把他的性格整个给变过来了。
翁飞：这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很有灵气，他知道，响鼓不用重敲，关键是点拨他。
在湘军大营的岁月，李鸿章跟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虽然也有过一些摩擦和矛盾，但这位大儒的学问人格，还是让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完成了根本性的升华，这也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了。
1861年9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的重兵也打到了离南京不远的地方。太平天国阵脚大乱，他们一面固守南京，一面将目标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让上海的商人士绅惊恐不已，他们派出与李文安、曾国藩同年中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来到安庆求援。这一举动，给蛰伏多年的李鸿章带来了人生最大的转机。
翁飞：有一批绅商买办，要求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是我们这边的父母官，你应该派出救援的兵将，来解救上海的生民于倒悬之中，那么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愿意一个月拿出60万两赏银来给曾国藩。曾国藩很心动，他的湘军一直是经费拮据。
要就地筹饷，这个饷银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先找老将陈士杰讲，不行，他想那个地方是绝地，我去了都被围着，不干。他说我母亲老了，马上就要去世了，我要在家守孝。然后想让鲍超去，鲍超不行，鲍超不能走，他要攻坚战。让曾国荃，曾国荃说，我围着金陵打下来，我就是首功，我也不愿意去，无人了。晚上钱鼎铭跑到李鸿章那儿，他说年兄啊，他们两个父亲是同年进士嘛，李鸿章说你看怎么样，钱鼎铭说就像你这样就行，因为谈起来李鸿章意气轩扬，用兵之道谈起来侃侃而谈，他说就像你这样就行。有这么多钱，那李鸿章就说，那你明天要求要求，我就请缨。钱鼎铭第二天一早上，他又约定时间来见曾国藩，曾大帅就说你怎么办，然后钱鼎铭说我跟少荃先生商量了他愿意去，少荃说你看我怎么样，那正好曾国藩思虑半天，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了，无论从他的资历，历练，还是在当地人望，就是他拉起部队是不成问题的，然后他已经在曾国藩幕府，已经历练那么多年，炉火纯青了，所以曾国藩最后保举，皖、赣、浙、江巡抚，江苏是这个四省最肥的这个缺，因为去带兵，朝廷的意思必须要有地区实权，去了就是江苏巡抚，所以曾国藩一边让李鸿章组建军队，一边力保他做江苏巡抚最佳人选。
师夷长技以制夷
公元186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年份，太平天国运动和刚刚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深深体会到了“内忧外患”的痛楚。也许是无力面对圆明园烧剩下的一片灰烬，咸丰皇帝在这一年撒手人寰，接替他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和他身后的慈禧。而在千里之外的内战前线，在曾国藩的保举下，李鸿章也终于等来了一飞冲天的机会。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家乡合肥附近招兵买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组织起了一支9000人的淮军队伍。这群来自乡下的兵勇，也成为了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业的家底。
翁飞：在1862年的阳历的3月4号，曾国藩出城巡阅军队，这支军队就正式组成，然后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陆陆续续用绅商雇的七艘洋轮，先后分了五批陆陆续续，就是穿过长江太平军的防区甚至穿过金陵到达上海，他们是土里土气的，就是两淮之间的老侉，布帕包头，前面一个淮后面一个勇，这样一种土里土气，就是这个土包子兵进上海，结果被薛焕，当时的浙江现任巡抚薛焕，这些绿旗兵看着都笑话，但是李鸿章说军贵能战，待我一战试之，所以叫大家就是不要命不怕死，就是他的这个营训。
由于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出战，在肃整军队风气的同时，他还把目光放到了港口里那些洋人的炮舰上。
翁飞：到了上海以后，他三天三夜足不出户，然后让上海道台，是一个买办，吴煦，陪他到英法联军的兵舰上，旗舰上，因为他们刚刚打完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回来在上海，那么李鸿章去了以后一上船一看，这个洋枪洋炮这个器械坚利啊，这个队伍雄整啊，他就给他的老师写信，我要下决心，虚心忍辱学习西人一二秘法，中国但有火轮船开花炮两项，西人就可以敛手，以后就不敢欺负我们，他是唯武器论嘛。就是从那个时候，然后不到半年下令改装。那么在船上的时候，因为吴煦和杨坊这两个道台对洋人都卑躬屈膝，但李鸿章在后面他个子高，长身屹立，有点像曹操进匈奴左贤王，他不是化妆成一个侍者在后面吗？李鸿章也这么学的。然后下来以后那个何伯、英国那个海军司令就说道台不怎么样，卑躬屈膝，但后面这个人目光如炬不得了，他看出来是马上就要接任的巡抚大人，就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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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20日播出；7月23日 15:14凤凰网专稿
李鸿章：晚清“破屋”的“裱糊匠”
从十九世纪末那场鲜为人知的万国运动会说起，民间传说，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运动盛会，与今天国人热热闹闹地举办奥运会不同，那时积弱的大清除了满腔热情之外，甚至连国家的标志都没有。当各国国旗依次升起，当中国代表团那面黄龙旗慢慢飘起来的时候，缺失的国歌和西方人的嘲笑声一起爆发在开幕式的会场上。就在这时候，一位老人的歌声在会场里响起。那是一首来自中国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声音既不清脆也不高亢，低沉甚至略显浑浊，孤独但是执着，在场的人纷纷听入了迷，沉寂片刻过后，便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唱歌的老人就是李鸿章，就是那个在外国人眼里的“爱国者”，中国人眼中的“卖国贼”，在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后半生里，洋人的影子几乎无孔不入地渗进了他的骨髓。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展开
还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西方巨大的军事威力便带给李鸿章无比的震撼，他清醒的认识到，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实力，正所谓“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翁飞：因为李鸿章自己，他进入上海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在他奏章和信函里说的，因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海禁大开，过去的统一是从西北侵东南，现在是从东南侵西北啊，反侵略战争侵略来都是从东南过来的，海上来的强敌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啊，所以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尤其东临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后来居上，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隐患，所以他很多的防御措施是防范日本的，这个日本这个不得了，狼子野心，他就知道，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来自海上的一个更高更优势的这种文明，一种强大文明，他有应对，他的认识和他的实践是吻合的，他在他那个时代他认识到这个时候他就这么做。
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写到，“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他不遗余力地开始了一场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的洋务运动。
翁飞：初衷他就是说我们国家积弱太久我要自强，那么自强首先是什么呢？自强首先是要练军，练军，军队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制器，制器怎么来呢？我买武器太贵我自己造，造器的人从哪里来，要有人才，要培养技工，培养技工以后呢，造出来的机器使用也要培养，要培养军官，因此他最早创议三次留学生，幼童和海军，后来包括陆军人才留学都是他发起的.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刚刚展开，便遭到清廷内部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洋务巨擘”李鸿章此时只能独自探寻“求富”之路，解决资金、人才的匮乏。
翁飞：军事的建树要钱啊，中国无处不穷啊，令人气短。他要钱，要钱从哪来，只有从资源型开始，中国的资源就是矿，开矿，然后纺纱，办纱厂，轻工业嘛，他要与敌争利嘛，他要与这些列强竞争啊，所以他然后办航运，运输也来财，他要修铁路，等等这是从军用到了民用。
王鲁湘：实际上也是在完成一个资本原始积累。
翁飞：从军用到民用的时候，他的两大标志性企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物局，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而且是中国最早上市的股份制企业，我们今天讲了一大堆的股份，实际上这个里面，因为它用的是当时，应该说是当时在经营上最有头脑的这么一批人，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朱其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都是中国一等一的洋务人才，所以他们来办这些事，他们当时应该说已经有很高的智慧和应对能力。
李鸿章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改良运动，古老帝国逐渐呈现出了些许新气象。筹备新式海陆军、外派留学生以及机械制造、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以及新式学堂等等，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自强之梦”，随着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水师建成，终于初露曙光，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直接的统帅，享有全权节制大权。
翁飞：他是一个领袖，然后他下面，他起家的基础，第一个军事支柱是淮军，第二个军事支柱就是北洋海军，就是他当了直隶总督以后他有这两支军队，那么他才能跟朝廷，才能跟老佛爷有一种讨价还价，他也不是讨价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实际上他是有筹码，有谈判权，为什么他后来能够当上文华殿大学士，再赏穿方龙补服，就是在立光绪的时候，当时文祥就是把，本来这个位子是给文祥的，恭亲王以后文祥是满族大臣最有眼光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个，文祥主动让贤让给他，说让李鸿章当，因为那个时候李鸿章已经不能等闲视之了。
能者多劳。从兴办洋务开始，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北洋大臣”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弱势的中国如何生存？李鸿章只能随机应变，借力打力、曲与周旋，在变局中求生存，为大清国换取喘息发展的时间。
翁飞：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外交部，但是总理衙门的大臣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数都是满清权贵或者汉族的士大夫，传统士大夫升任上来的，不懂外交，而且怕和洋人打交道，因为皇帝老佛爷本人就怕这些。一到春天海河开冻结了，公使纷纷要进京递交国书、谈判什么的，李鸿章就作为北洋大臣，他就要挡在那个地方，就是能挡则挡，能推则推，能他处理就处理，就是全部交给他，你不是有本事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所有的外交的大事，三国的时候孙策交代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结果这个外事不决就变成了在晚清就问李鸿章，所以梁启超说外国人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清朝皇帝，就是这么造成的。
甲午战争让李鸿章命运由盛转衰
至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时，李鸿章的仕途可谓如日中天，他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水师总管，重兵在握并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谓绝无仅有，当李鸿章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他意得志满，心中充满了快乐，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生高峰只是短暂的瞬间，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体味，那份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892年，李鸿章70大寿，慈禧和光绪都差人送来了厚礼。然而就在这一年，15岁的儿子李经进和相儒以沫三十多年的夫人赵小莲相继辞世，一年中接连痛失两位亲人，人生的无常，让李鸿章感到了丝丝不祥的征兆。
（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墓园）
翁飞：这里面葬的呢，是他和他的继室夫人，赵小莲，这个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赵小莲嫁给李鸿章之后呢，一直说她有旺夫运，周氏夫人没有给他留下子嗣，只是两个女儿，但是呢，赵小莲进来以后，就给他生了儿子，本来他抱了一个嘛，李经方是抱来的，过继来的然后生了个儿子，就是李经述，结果她带来的陪房丫头莫氏又给他生了一个，李经迈。所以他这个人丁兴旺，而且赵小莲因为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特别会调和这些官宦人家之间的关系，大户人家里面都拉关系嘛，她是个好的内当家，所以她去世以后，李鸿章就是四顾茫然，觉得我们家就等于垮了半边天，他那个信写得很悲切，就是给他的子嗣辈写啊：你们的姑姑，你们的婶婶走了以后，我是什么什么的感觉。就是家里面塌了半边天，就是那种很悲凉的，结果他这个命运，也确实是由盛而衰了。
赵小莲是不是旺夫，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她死后仅仅两年，远东小国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并重创北洋水师，此后大清国的军队连连败退，京城很快告急。
翁飞：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在军事上练就了一支日本的舰队，我们练就了一支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那么这两支舰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国民素质的象征，这场仗打起来当时不相上下，最后较量下来，中国败了，败得很惨，那么很多人追究责任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是洋务运动所造成的，实际上情况远远不止如此，
泱泱大清国败于蕞尔小国，击碎了国人的天国梦，也重创了李鸿章的强国之心。然而当初，他又何尝愿意轻易地去孤注一掷呢？
王鲁湘：其实李鸿章也就是早就认识到就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可是呢，一旦这个战争要发生的时候，他又想尽一切办法想避免这一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翁飞：我认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洋务运动远远，成效没有像外界宣扬的，包括他的北洋舰队，没有宣扬那么强那么大，他建立了这支海军以后，他一直是说我把这支海军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就是用来吓唬人，主要是吓唬日本人。
王鲁湘：不是真正来打仗的。
翁飞：他就要保证我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他要加快国内建设，这是一个，他深知国力不足；第二个他深知仗打起来以后，中国的朝野上下因为体制的掣肘，他无法实施他自己的经营战略，他曾经给他的亲信幕僚周馥谈过，如果要打仗，中日宣战，首先迁都，老佛爷皇帝迁到西安，我到北京，我到北京然后让开一块，让开一块让他打到山海关，我们拖过冬天，他的补给就不行，然后我们再跟他谈判逼他撤兵，让他进退两难，这是刘铭传在台湾曾经用过的办法，拖在基隆嘛，但是他知道朝廷不可能；第三，他的年龄垂垂老亦，老人有种保全的心态，而且他当年像中法战争为什么能打赢，他们一批江淮健儿、宿将，刘铭传，刘秉璋都在，他现在这批将军都是纨绔子弟了。他也知道淮军、北洋海军已经很衰败了，这三方面的原因，他一定要维持，所谓后来讲的避战保船也好，委曲求全也好，他就是这样。
甲午战争为何大败日本皇后脂粉钱买军舰 慈禧军舰钱做寿
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近代以来大清王朝最有力的一次挣扎，在硝烟和海浪声中黯然落幕，巍巍大清朝第一次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这个从未被大清国正眼视之的小小岛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强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血腥的刺客。事实上，在大清朝开始羞羞答答，推行洋务运动的第8个年头之后，当清朝的士大夫们还在慷慨陈词地争论，西方的“奇技淫巧”会伤害民生，修建铁路会振动龙脉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国才刚刚开始变革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快速的脱胎换骨。甲午一役的较量远不止在战场之上，数万北洋战士用鲜血印证，大刀阔斧、彻底革新的日本赢了，而以小聪明揣测大智慧，以器用的输入来否定根本变革的大清国输了。
（磨店）李家祠堂遗址的后院，至今仍生长着一株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的古树，这是来自日本的珍稀树种，名叫“望春树”，多种在神社之中。翁飞飞告诉我们，此树是李鸿章70岁那年，夫人赵小莲去世后，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所赠。
王鲁湘：所以这个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这两个人是很有意思，一个代表着中国当时候的洋务派的这样一个，是一个领袖性的人物了，一个等于是日本维新的三杰之一，也是领袖人物了，这两个人同时当时在推动着两个国家的近代化的这么一个发轫，但是最后两个人在，多次也是在国际谈判的谈判桌上两个人交锋交手。
翁飞：而且从年龄、教养，双方的后面的后台老板，都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一个对比。
王鲁湘：其实把他们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落后了，日本崛起了。
翁飞：日本的皇后她能把脂粉钱省下来买军舰；中国的老佛爷挪用，把做军舰的钱拿去修颐和园，为她做寿，因为这个很鲜明，对吧？很鲜明，那么中国的年轻的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但是他受到很多牵扯，而且他本人对李鸿章就处在将信将疑之间；而日本的明治天皇是跟伊藤博文是君臣一心啊，上下一心，所以我想呢，通过这棵树，它见证了这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啊。
王鲁湘：对，而且那一段历史对于中国的命运来说极其关键。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国力大大提升，整个国家也呈现出蓬勃的朝气，而此时的大清国，从朝廷到国民都显得暮气垂垂，李鸿章推行的自强求富之路，阻挠重重，官督商办的运作模式，弊端日现。
翁飞：庞大的官僚集团裙带成风，贪污成风，早期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都是江淮大员的子嗣在那里面，因为它不计成本嘛，弄得就是没有办法，只有靠政府的无限投入来维持，就是地方政府的投入。
王鲁湘：所以一旦有利益联系，他就必然就贪腐成风。
翁飞：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些洋务干员本身，他也面目不清，比如徐润他自己就去在里面投机取巧，他动用公款自己炒房地产，比如盛宣怀他的财富暴富啊，他的积累怎么来的？
民若不富，国必不强，洋务运动在民智未开的基础上推行，也是危机四伏。
翁飞：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们的两大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开平矿物局远在天津唐山，他是在上海上市的股份，当时一百两一股，你招到的多少股就可以变成股东，一年以后，一百两的股票变成两百两，由于这样的高额利润啊，因为当时煤矿就是乌金啊，于是这个群起而涌，上海的市民，中小市民纷纷去找个知府找个道台，就是让北洋大臣签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法规，“啪”一贴，我今天招商集股！招了几百家，四五百家的股份公司，大大小小，都以为这样就赚钱，全民炒股啊，比现在还热烈。这个洋人，《纽约时报》的记者、《泰晤士报》的记者到了上海都觉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华人一点没有战争的（感觉），1882年到1883年这种时候，确实人人谈股啊，都是眉飞色舞那种，钱庄最大的容量三五万，一个白条子就是多少多少两，徐润当时在主持招商局，他把招商局集股他是有功的，他招商局的股份成倍的翻，但是他觉得我是股东这个钱就在我手里，我拿了这个股他去买房地产，等到别人来兑现的时候他没钱，就是空头嘛，立马倒闭。所以股市风潮整个上海元气大伤，整整十年以后，一场全民炒股热，一场泡沫，泡沫经济，这是中国最早的泡沫经济。那么洋务运动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民智、所谓民智未开这种基础上。就这件事见到有利可图大家都来，完了。
败，非李鸿章一人之过。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放开眼光，开了个头，做了些事，结果失败了，可是，一人之力又怎能承担起群体之过呢？
翁飞：我认为洋务运动本身它背负的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一个庞大的体制的毛病，中国本身在洋务派起来的时候就面临了顽固派、清流派，还有朝中的权贵派等等，洋务本身又分成，什么五大个利益集团，互相之间也斗。那么你本身就是一盘散沙，你这种一盘散沙的格局和这种政出多门的体制，决定了洋务运动他一开始，他就是各行其是的，那么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淮系集团和日本一个国家的军力的失败，因为当时李鸿章根本调动不了淮系以外的任何的军力。
王鲁湘：对，他不是一个大清国和大日本国在作战，而只是李鸿章自己的淮系。
翁飞：李鸿章自己说：“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自知不逮。”然后我们的梁启超先生说：“合肥合肥，以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哉。”当时的人、贴近他的人都能理解他那样，我想我们今天如果站在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来看，如果从这样的全面去否定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东西，它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善的。
签订辱国条约 李鸿章成为替罪羊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政府失去了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很快清廷便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并指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今天在当年的议和之地春帆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仅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日本人矮半截，日方还特别在座位的旁边安置了一只痰盂，似乎有意无意地提醒着人们，这位大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在谈判桌上，日方咄咄逼人，李鸿章据理力争，僵持不下之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第三次谈判结束返回驿馆的途中，一名日本男子在人群中突然对李鸿章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当场血染官服，昏倒在地，当73岁高龄的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只能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此后，他不顾枪伤，继续谈判，依旧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死守清廷划定的最后底线，但是，最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却是中外关系史上最令人屈辱的卖国条约。
（合肥李府，李鸿章故居陈列馆）
翁飞：他是在马关遇刺，这里面子弹进去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后来周游列国1896年到了德国照了X光，要取，然后已经进入骨头，天一下雨还疼，变天疼，然后这么大年龄取出来反而不好，就一直留下来了，因为当时民间的话就是说：“挨了一子弹，省了一万万”。当时开价开出是三万万两，然后就谈到二万万两。那么民间讲是因为李鸿章遇刺以后日本降低条件，其实不是的。这套密电码早就被日本破译了，破译以后呢，日本知道你的底线就是两万万两，坚决不下来，但是他的上价是三万万两。当时老百姓来看就摸，就把这个地方都磨光掉了，现在又复制了，这照片已经被磨成这样子了。
一对“东方俾斯麦”的七次谈判
在马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第二次坐在了一起，第一次见面早在1885年两国签署《中日天津条约》之时，那时的伊藤博文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李鸿章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早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翁飞：我们现在知道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一共是七次。那么在李鸿章遇刺以后的一次裁判，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十年以前的话吗？
王鲁湘：在天津。
翁飞：伊藤博文说，我劝你，你们及早振作，全力改革，但是你们朝廷上下，至今除了李中堂大人以外，他说至今浑浑噩噩，所以有今天这个结果。伊藤博文说，你在我日本凭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肯定比我干的好，我在你的地位不一定怎么样，但是我很想试试，然后李鸿章说我可以向我的太后和皇帝，请你任满以后到我们中国来，做客卿，做客卿做总理。没有想到，三年以后，不是李鸿章，而是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向光绪皇帝进言，中国改革要请两位外国的客卿来当总理，一东一西，西人就是李提摩太，日本就是伊藤博文。结果伊藤博文欣然应邀来到了中国，到了天津，到了北京贤良寺，见到李鸿章。李鸿章说你不知道中国的厉害，我劝你还是早点打道回府。他来的第三日，那么慈禧太后接到报告说，光绪要请伊藤博文来当总理大臣，勃然大怒，黄口小儿懂什么，她对伊藤博文搅了她的60大寿是恨之入骨，
王鲁湘：就是甲午海战战事
翁飞：伊藤博文知道后，连夜就走了。
王鲁湘：马关的日子里，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耻辱的时光，半个多月后当他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的时候，他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翁飞：这是终身之耻，后来李鸿章周游列国回来以后到长崎换船，日本方面，他毕竟是全权特使，出访欧美回来在日本换船，让他到长崎的中国的馆室里休息他无论如何不上日本的土地，就用跳板在船上进去，绝对不坐日本的船不上日本的土地，终身视为奇耻大辱。
李鸿章：西方人眼中的爱国者
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枪伤未愈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回到国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贿赂，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从此“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常伴他的生前身后。老于世故的李鸿章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很快，光绪帝的圣旨适时下达，李鸿章奉旨赋闲在京，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此后的日子里，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寺见证了这位老人最后的人生岁月。
晚年的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而清王朝则是一间“破屋”，自己作为一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1896年，赋闲在京的李鸿章迎来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机会，他前后出访俄，德，荷、比、法、英、美等多个欧美国家，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与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日本。
王鲁湘：实际上弱国根本是无外交的，那么当时候是整个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
翁飞：非常无奈的处境，但是他又非常相信以夷制夷，借力打力这一套，因为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就是威妥玛、英国一国要下旗撤使宣战的时候，其它各国来支援了李鸿章，所以他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一套以后呢，那么他觉得沉迷于其中，觉得很好。但是在一个很强势的力量起来的时候他是抗不住的。甲午战争以后，他发现不行了，“以夷制夷”不行了，然后他“结强援”，一边倒的外交。一边倒的外交就是《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结果就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是更贪婪的狼的陷井。
王鲁湘：更贪恋的狼的陷井里头了，所以他一辈子，他最后晚年也是为这个事情后悔不迭是吧？
翁飞：后悔不迭。
在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庚子国变，当慈禧和光绪一行仓皇出逃后，李鸿章再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翁飞：他忠于他所效忠的那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哪怕他十分腐朽，或者十分蛮捍，十分愚昧。他精忠报主，而不是精忠报国，因为国和主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从他在最后两广总督任上面临着三种选择，是北上代表朝廷去议和还是东南自保还是。
王鲁湘：广东独立？
翁飞：参加两广独立参加共和。他自己做的选择是他一生最终的归宿，就是整个清王朝保守的，最保守选择。
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北上，虽然汉奸的骂名依然背负在身，虽然知道这样做必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但是他无法躲避，也无意逃脱，此时此刻，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影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坚毅。
（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陈列馆）
王鲁湘：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等于最后和这个列强媾和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情应该是非常地悲痛，悲愤的是吧。
翁飞：因为八国以后又加进了，八国联军又加进了3个小列强，一共11个国家要来利益均沾，要来签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总结，马关以来，父子二人到马关签约的时候，留下了千古骂名。而且如果说《马关条约》，甲午战败李鸿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就是最高总指挥，他负有重要的责任，是可以说的，但是这次他认为他没有责任。
王鲁湘：和他没有关系，完全是慈禧挑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
翁飞：事变之来尤为仓猝，他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在他的幕僚，也可能是于式枚的建议之下，他就是从来没有过的签押是，画了一个李鸿章三个字看上去就像一个严肃的肃。为什么呢？因为清廷给他的赐号是肃毅伯，他不愿意用自己李鸿章三个字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写了一个像肃一样的，我用这个清廷给我的赐号，下面是国玺。
王鲁湘：这边是11国的签字，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无奈的表露。
翁飞：但是他也觉得我既然为国家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个人是你国家派我去的，你国家给我的荣誉的号，我就用这个来签。
纽约时报：李鸿章死了 满清王朝时代结束了
《辛丑条约》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李鸿章的笔下签订了，为了这次谈判，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生命垂危之际，当初的军事同盟俄国公使还在其病榻前就东三省的权益问题向他施压。1901年11月7日，在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带着无尽的悲怆和遗憾，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临终之前，问及家事，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则忽然睁开了双眼，欲语泪流。
王鲁湘：那么糟糕的这种国运要有一个人来扛起来，不管是荣也好，还是悔也好，是誉也好，还是骂也好，反正有人要去扛。
翁飞：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甚至于像梁启超说是最关键的人物，那么他的影响他的地位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他死的当天，就是当时已经有电报了，我们当时的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纽约时报》，比我们国内的上海的《申报》还要早一天，他七号去世，当天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头条，李鸿章死了，它的内容是李鸿章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把李鸿章的生死，作为满清王朝末期，它的洋务新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它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局势。
王鲁湘：近现代的中国，自从受西方影响冲击以来，连续不断地打了好几个汹涌的漩涡。文明古国正是在这漩涡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当某个潮流在打漩涡的时候，声浪很震人，气势也很激昂，可多是在左旋右转，间或地在新路上也有所发展。其间，多少风流不是成了传统回忆的流芳，就是沦为西洋经验的重演，不一定是今日我们所希望的。李鸿章到底是推动了漩涡左旋还是右转，抑或是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同样身处历史漩涡的我们所做出的评价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评价”。但只要在漩涡中大着胆子，冒着危险，渴慕地，爽直地去尽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也就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使命了。不管如何，李鸿章在追求人生个体的崇高理想与群体的永恒协调这一过程中，努力地践行了自己的使命。若更多的“个人”如此，若“人人”皆如此，中国就不会失去向前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中国的未来就会无限浩荡。